紹明二年，上元日，諸國使臣中，最先來的南平王世子高保融已經待了六個月，其余也呆了差不多三四個月，也是離開的時候了。
張鉊于是親自設宴為諸國使臣送行。
南唐李景達在東京玩的是不亦樂乎，其間還親自加入了東京一家馬球隊，并成為了最大的金主。
至于其他在東京開封府和神都洛陽置業的舉動，可謂是一擲千金。
周國朝堂上下都交口稱贊李景達的風度和在東京、神都兩地置業的舉動，認為這是南唐李氏在為未來到東京和神都居住做準備了。
但張鉊卻深深懷疑，李景達的舉動只不過是李璟在麻痹他。
倒不是張鉊認為李璟多么有雄心壯志，而是從歷史上看，李璟還是把屁股下的位置看的極為重要的。
在內心深處，李璟對自己的能力，也多有誤判。
他歷史上可是一直認為自己是個英明之主，只不過周國實在太強，丟失淮南乃是時運不濟。
嗯，頗有點不是我軍不努力，實在是共軍有高達的味道。
這樣的性格，張鉊寧愿相信他愿意跑去洪州關上門過小日子，也不相信他會在還擁有半個淮南的時候，就主動做出到東京、神都生活的樣子。
因此張鉊在舉杯為李景達送行的時候，一語雙關的說道。
“回去告訴爾兄，既然是大朝后裔，當知朕對大朝宗室的態度。
割據一方并不可取，若是真心歸于國家，朕可以將江南之事托付給他，若還是想要割據，洪州也不安全。”
李景達被嚇得冷汗直流，吶吶不敢言。
對于吳越的使者，張昭就要溫和的多。
吳越使臣裴堅是錢镠時代的老臣，裴家也是江左大族，加上吳越一直以來的恭順，張昭還是不愿逼迫太甚。
“兩浙人杰地靈，大朝之時就是江南文華之所在。
武肅王（錢镠）、忠懿王（錢元瓘）皆忠于國家，朕很是敬仰。
爾主元祐尚且年輕，爾等重臣要多加引導，使其不忘祖先忠義。
朕賜了秘章一枚，回去交予爾王，若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秘章以問朕。”
元祐是吳越王錢佐的字，張昭直接稱呼，基本是在拿錢佐當弟弟看，賜下秘章更是有深意。
張昭知道吳越臣強主弱，錢佐又年輕，如果有什么不能御下的事情，有此秘章，就可以借助下張昭的威勢穩固地位。
而錢佐一旦借了威勢，就將上下之別，夯的更加嚴實，日后南唐沒了，錢佐自然就只能舉國以歸。
這還是歷史上錢越歸于宋朝的事情，給了張昭充足的信心，只是他還不知道，錢佐已經沒幾個月的性命了。
裴堅聞言，直接跪下接受了賞賜，然后才站起來把酒喝完，對于中原大周的軍力之強和張鉊的個人能力，裴堅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在他看來，圣君在位的大周，文臣賢良，武將驍勇，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態勢。
他決定回去就勸錢佐，干脆打蛇隨棍上，趕緊坐實與紹明天子兄弟相稱的局面。
至于高保融，張昭就更加和藹了，他拉著高保融的手。
“聽聞南平王身體有疾，朕特意讓太醫署挑選了名醫三人，貴重藥材若干，德長可帶他們去江陵。
保膺愿意留在東京求學，朕心甚慰，定然會督促于他。”
高保融和弟弟高保膺也是直接下拜，其中高保膺已經入了羅四娘的眼，高、羅兩家已經訂好了婚約。
最后則是馬希廣，此君只看樣子就知道性格，圓圓的，憨憨的，雖然并不是特別胖，但那份柔和的相貌，仿佛為他平添了幾分體重。
“聽聞希廣兄要去許州祭祖，朕已經通知許州忠武軍節度使氾全做好了安排，馬氏祖先的墳塋，也修繕一新。
朕與希廣兄一見如故，三月間乃是慈佑皇太后生辰，希廣兄務必到場，你我再歡飲百杯。”
馬希廣感激的拜伏在地上，語氣嗚咽，張鉊對他，那是真沒的說。
隔幾日就在賜宴，時常還有珍寶、用具、美食賜下，馬希廣也頗愛馬球，張鉊甚至抽出空來親自教他。
在馬希廣的人生中，就是兄長馬希范對他也沒有這么好的。
而且他這次來，還發生了一件大事，經過錦衣親衛的仔細比對，終于找到了馬家祖先馬殷的故居，以及馬氏尚存的數十族人。
馬殷是許州人，起家之前是靠做木匠過活的，張鉊不但找到了許州的馬家宗族，還找到了當年教授馬殷木匠手藝的匠人之孫。
因此馬希廣在朝見結束后，還要去許州接見馬家宗族，雖然行程上要耽擱一兩個月，但馬希廣覺得無所謂。
翌日，上元節的賜宴結束后，張昭立刻讓中書省擬旨。
封馬希范為楚王、檢校太尉、中書令、武安、武平兩軍節度使、潭州大都督府長史，權攝潭州諸項事務。
封錢佐為吳越王、檢校太保、鎮東、鎮海兩鎮節度使，攝浙東、浙西事務。
封高從誨為荊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江陵府尹。
自此，張周終于和南唐、馬楚、吳越、南平四國建立了宗藩關系，拿到了對于此四國的強宣稱。
天下諸國中，只剩下了孟蜀和南漢還在自稱天子。
五日后，馮道與趙瑩從河南各州縣返程回來了，兩人帶來了大量關于基層的第一手資料，兩日后，暗線中的錦衣親衛也回來了。
張鉊立刻命中書侍郎劉濤，中樞知制誥李昉兩人召集諸中書舍人，分析整理這兩份報告，在形成表格化以后，張鉊終于了解了治下領土的具體情況。
其實在河南之地，塢堡遍地的情況，還是只存在于靠近洛陽和開封的孟、懷、鄭、汝、許、陳、宋、曹、單、兗、滑、澶、濮等十二州。
因為這十二州直面了契丹人打草谷的威脅，有迫切的安全需求。
其余州縣雖然也有塢堡，但單純就是民間結社自保，并不形成牢固的人身依附和人身壓迫。
且在朝廷政局穩定，沒有外部的威脅后，塢堡自己就處于趨于瓦解的態勢。
而且民間的熟地，也沒有張鉊以為的那么少，除開這幾個塢堡大量集中出現的州縣以外，其余州縣的耕種情況，還是可以的。
而由此，張鉊認識到，舊的鄉官制與新出現的役職制，并非是獨立演化，而是隨著中央組織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的。
與鄉官制所對應的，是從秦到兩漢魏晉的郡縣制。
這種郡縣制，用明代顧炎武的話來說，叫做其專在下。
也就是郡縣制中，郡縣的自主權力過強，朝廷干涉郡縣抓手，只有郡縣長官這一個選項。
而與郡縣制相佐成的，就是鄉官制。
這造成了中央王朝必須要依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哄著郡縣鄉三級官吏，方可完成對于郡縣鄉的管理，地方上的權力，顯然過強。
而唐代的節度使藩鎮，雖然在表現形勢上與郡縣并不一樣，但內涵與郡縣制，乃至兩漢魏晉南北朝的豪強世家，屬于一個大方面。
都是地方勢力過強，甚至形成了完全可以獨成一國的模式。
而與這其專在下相對應的，又是其專在上。
那就是郡縣制時期，中央雖然不能深入插手地方的架構，對地方勢力的驅動更是個不小的問題。
但全國的好處，又太過于集中在中央層面。
這造成了國家財富，多半集中于京師以及京師所在的關中、河洛地區。
用后世的話說，就是中央虹吸了地方的一切，包括稅收、人才等。
這種政治結構，在漢唐都造成過巨大的影響和破壞。
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就是李唐王朝過于在乎關中，而吸血地方太過分。
不然光是安祿山一個胡兒，沒有河北整個階層的不滿與反抗，是造不成這么大的傷害的。
那對于張昭來說，鄉官制，就算有再多的好處，也沒有意義了。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收地方之權，杜絕藩鎮割據的局面再出現，那就不能用地方高度集權下產生的鄉官制。
那么對應役職制的上層政治建筑是什么？
當然是兩宋萌芽，元朝集大成，到了明清定型的行省制度了。
這種制度，用行中書省的名義，以授權的形式將部分權力交與地方使用，但一切治權皆屬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
在無論行政、財政、軍事、司法諸事權，朝廷總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情況下，又將相當一部分權力分寄于行省，借行省的形勢集權于中央。
這才是未來的趨勢，張昭的地方層面的大改革，也將提上日程。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