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并非是歸雒陽。
而是直接取道豫州與兗州，渡過大河進入冀州的鄴城。
緣由乃是少小與曹叡一起長大、留在鄴城看護宗室諸王侯如今在雒陽的燕王曹宇，令人傳來了一封密信。
所言何事無人知曉。
但曹叡甫一看罷，便令禁軍收拾行囊趕回去。
行程之匆忙，以致得悉消息的胡質趕回來接替坐鎮宛城時，曹叡的行伍已然進入豫州。
這也令所有留在荊州的將率心有不安。
如果是尋常之事，曹叡定不會如此匆匆。
不過，待胡質靜心思慮一番，便也大致能推斷出是什么事。
如沒有意外的話，應是冀州有黎庶聚眾叛亂了。
蓋因隨著雒陽中軍進入關中駐扎后，關中無法承擔得起他們的糧秣，是故魏國一直都讓冀州與司州的黎庶轉運的。
持續了一年多的徭役，黎庶自然不堪重負。
如今關中決戰即將要開啟，徭役再復加重，且正值百姓將要忙碌秋收的時節，矛盾激化、誘發民亂也不足為奇了。
或是說，比起動搖軍心而言，些許民亂還不足令曹叡親自趕回去處理。
但現今乃非常時期。
將舉國之兵聚集在了關中的魏國，已然拼湊不出討叛的兵馬了！
為了不讓民亂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影響了關中的決戰，曹叡親自趕回去才是最好的選擇。
反正，荊州部署已然，一切按部就班即可。
有沒有曹叡坐鎮皆相差不大。
因而，胡質入宛城后，乃作了書信給王昶與夏侯獻等部，聲稱天子曹叡趕回鄴城乃是為督促關中決戰的糧秣輜重，讓他們無需有后顧之憂。
算是一個勉強可以說得通的理由罷。
對此，王昶與夏侯獻等人皆沒有置喙之處。
雖然他們也如胡質一樣，能隱隱猜測出曹叡歸去的理由，但戰事焦灼的局勢下，胡質給予的理由就是最好的解釋。
至少，能讓他們安撫麾軍心。
且他們對曹叡的歸去亦沒有多少擔憂。
蓋因魏國的北疆現今很安定。
遼東公孫氏覆滅、北部鮮卑不復為患，就連并州河套平原的戰事都暫時停歇了。
卻說，自南匈奴劉豹與鮮卑拓跋部共盟后，魏國并州的疆域便縮減到了云中郡。但受限于魏國將所有兵力都用在與大漢的戰事中、無有兵馬馳援并州的情況下，田豫一度生出了放棄云中郡、以山脈縱橫的定襄郡與雁門郡為防線的心思。
沒辦法。
云中郡一馬平川的地形，在南匈奴與鮮卑拓跋部來去自如的作戰方式下，哪怕是鎮守北疆多年的田豫，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但現今這種憂患暫時緩和了。
不知為何，原本精誠合作的南匈奴劉豹與鮮卑拓跋力微，竟反目成仇了！
不僅各歸朔方與五原不說，還頻頻派遣小規模的游騎相互劫掠、彼此燒殺不斷，委實令人詫異。
或許，乃是彼等胡虜奉行弱肉強食之故罷。
利同則合、利盡則散，勢大之時不羞反復、勢窮時不吝屈膝。
魏國如此斷言，亦仍以云中郡為邊境戍守著。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魏國北疆壓力驟減的乃是鄭璞之功，緣由是為了魏國能安心的發起關中決戰。
在鄭璞原先的策算中，乃打算借著拓跋鮮卑部來誅殺南匈奴劉豹。
然而，事情隨著漢軍占據隴東與大半個右扶風而發生變故了。
漢軍以張嶷與劉忠（離芒唐）安撫關中北部四郡，襄助北地漢家遺民高俊與句就種羌，打算重振“六郡良家子”為國而征的聲勢，亦讓拓跋力微覺得若是依著先前的約定誅殺劉豹后，自身會迎來漢軍的“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是故，不管黃崇如何催促，他皆以各種理由拖延，遲遲沒有對防備之心盡卸的劉豹動手。
黃崇猜測到其心意后，便作書歸來告知鄭璞。
在聲稱拓跋力微無有踐行昔日約定后，便獻上了退而求其次的計謀。
乃是打算征求鄭璞首肯，讓鄧忠反戈到南匈奴部落，將鮮卑拓跋部與漢軍的協議告知劉豹，挑起兩部的戰事。為了避免魏軍退出河套平原后，南匈奴劉豹與拓跋力微仍同進退，最終成為漢軍復關中北部四郡的隱患。
且讓鄧忠反戈入南匈奴也沒有什么危險。
鄧艾與劉豹先前有過交集，雖然談不上什么情誼，但鄧忠先父戰死而魏國禍及家門、自身被迫效力仇讎乃是實情，如今尋得了晉身之階轉投南匈奴，足以令劉豹打消疑心接納。
是故，鄭璞不假思索便允了。
權當是為誘魏國無有后顧之憂的發起關中決戰裨益罷。
只不過，蟄伏在河套平原的暗子鄭璞能指使，但遁入魏國腹心的死間李簡，他便是鞭長莫及了。
于無法傳遞消息的情況之下，一切事情皆由李簡自決之。
亦不可免，做出了不合時局的舉動。
卻說，在去歲陳倉大戰即將開啟之時，他便覺得自身入魏所圖迎來了最佳時機，亦開始著手開始實施。
因為他始終記得在遠離鄉梓時，鄭璞給予的任務，乃是待漢軍劍指關中發起還于舊都之戰時，他要盡可能的擾亂魏國的后方令魏國陷入內憂外患、讓大漢更順利的夢圓。
但江東的背盟令漢魏雙方戰事消弭、漢軍開始伐吳讓他始料不及。
那時的他，已然故意做出了一些不尋常的跡象來吸引他人的注意，猶如那弦上的箭矢般不得不發。
這讓他陷入了兩難之中。
若是繼續推行，對漢軍入主關中沒有多少裨益，亦令他入魏多年的努力都是白費功夫；但不繼續，卻也因為引起了他人的警覺，同樣會以功虧一簣收場。
在遲疑數日后，他還是決定繼續推行。
但與原本計劃中類似前漢孝武帝時的“巫蠱之禍”、將無數官員牽扯其中引發朝野動蕩不同，他打算離間曹叡與司馬懿的君臣關系。
這個更改，看似沒有成功的可能。
司馬懿作為文帝四友之一，乃是如今唯一碩果僅存的輔政大臣，曹叡對其的信任毋庸贅述。且僅是彼作為魏國賴以抵御逆蜀入寇關中的不二督率，就令曹叡再怎么愚蠢都不會在漢魏戰事焦灼之時自毀長城了。
但李簡并非無智之人。
他入魏數年了，在道聽途說與細心揣摩中知道了曹叡很聰穎、不乏帝王心術。
亦知道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但卻最容易有機可乘——不需要如昔日魏諷那樣聯合無數志同道合者約定共同舉事、然后將臟水引到司馬懿身上；而是只需要適當引導、留下許多無法解釋的疑團，讓很聰穎的曹叡自行去思考答案即可。
是故，他的做法也很簡單。
趁著身在鄴城的便利，時時拜訪五斗米教尋求鬼神之道；倚仗著濟北王曹志給予的通行文書，隔三岔五的拜謁魏武高陵時，將詛咒曹叡早死的厭勝之物埋在了高陵附近。
這種異常的行徑自然瞞不過他人。
僅是他往返謁魏武高陵月余時日后，就被戍守陵園的甲士上稟給魏郡太守。
很巧的是如今魏郡太守，乃是被曹叡覺得已然一改舊日作風可堪一用、并以昔日進策“先破無后御蜀”之功外放地方歷練的夏侯玄。
曾經以布衣與李簡攀談的夏侯玄，一開始對李簡毫無惡意。
但后來李簡與司馬昭傾心相交、相互盛贊之后，他便對李簡有了惡感。
蓋因他對家妹夏侯徽不明不白的暴斃、被司馬家背棄聯姻情誼帶著無比忿怒，因而對李簡也“恨屋及烏”了。
得報后的他，當即暗中遣人跟蹤李簡，亦很順利的將其人贓俱獲。
李簡詛咒曹叡所用的厭勝之物，乃是道家慣用的一塊玉八卦牌，而向魏武曹操的禱祝之詞大致意思則是“曹叡即位之后接連喪師失地，兼子嗣凋零殆盡，乃是魏國的厄運之君、亡國之君。是故求魏武曹操的在天之靈，為了魏國社稷安穩，莫要再庇護曹叡壽命，讓魏國迎來更好的君主”云云。
不管言辭還是行徑，皆沒有牽扯其他。
如哪一位魏武后人才是中興之君，如有哪些心憂魏國社稷之臣共同聯名禱祝等。
依著常理，這種一目了然的、關乎君主的謀逆之舉，主事之人直接上稟給如今坐鎮雒陽的燕王曹宇，讓他與天子曹叡處置便可以了。沒必要繼續參合其中，以免給自身帶來不確定的因果關聯。
但夏侯玄覺得，李簡必然有其他同黨！
比如，李簡入魏之后唯一相交的友朋司馬昭，就必然脫不了干系！
他敢如此斷言，不止于他心中對司馬家的忿怒，更因為李簡行厭勝之術不可能虎頭蛇尾。
無他，源于彼在禱祝之詞中，聲稱詛咒曹叡早亡乃是為了魏國社稷考慮。
但試問，最令朝野動蕩之事不就正是君王更替嗎？
在四海升平之時，君王更替尚且能誘發宮廷喋血之變，更莫說現今正值逆蜀頻頻出兵來犯之際！
況且，對于魏國而言，曹叡即帝位乃是名正言順的。
不管他嫡長的身份，還是昔日魏武曹操在世對其的喜愛與“我基於爾三世矣”的期待。若是將他詛咒不幸大行了，而沒有提前確定禱祝里“中興之君”的人選，那么，李簡以何面目聲稱此舉是為了魏國的社稷安危呢？
此中必有同謀襄助也！
沒有在禱祝之詞內體現，只不過是因為此同謀與李簡的職責不同：李簡主事厭勝，而其他同黨策謀定鼎之君！
做出如此推斷的夏侯玄，并沒有當即將事情上稟。
而是以“謁魏武高陵時行舉不端”為理由，打消時人對扣押李簡之事疑惑與關注，暗中則是以心腹之人對李簡嚴加拷打，逼問同謀與黨朋。
心懷死志的李簡自是不如他所愿的。
不管夏侯玄如何嚴刑拷打，哪怕是體無完膚、被疼痛折磨得幾度昏厥后，他口中讓是反反復復一句“社稷安危，匹夫有責！報國之志，君子之勇也，何須他人同謀！”
如此持續四五日后，李簡已然奄奄一息，再用刑必將斃命。
而夏侯玄也開始自疑是否自身判斷有誤。
因為他倏然想起，李簡不過一介手無縛雞之力、不曾踏上仕途的落魄士人而已！
這種人行事往往是只憑借胸腹間的一股熱血，絲毫不顧及后果的。
就如彼昔日行刺鄭璞一般，心中只是為了報答尹奉的一言之恩，絲毫不顧及行刺之后他將會被處死、宗族妻兒皆遭到牽連。
如今沒有周全的計劃，沒有尋找同謀，或許也是他目睹魏國失土無數的喟然，被迫遠離鄉梓顛沛流離的積憤，因而導致彼行事不念后果罷。
帶著無可奈何，夏侯玄尋了個寬慰自身的理由，且打算就此將此事上稟罷了。
但不料，他才剛剛氣餒，事情便迎來了柳暗花明。
卻說，李簡入魏之后一直靠著給權貴或豪右之家傭書為生計，本著安貧樂道之心，可謂是身無長物。隨身攜帶的一個小行囊里，也只有一件換洗的陳舊衣裳與筆墨之物。而他在被嚴刑拷打后，身上的衣裳亦隨之襤褸，如此裝入檻車送去雒陽自是不雅的。
是故，夏侯玄便讓人將他另一套衣裳弄來換上。
那人依命行事，但不久便歸來稟報夏侯玄，曰：“府君恐是白費功夫了，那賊子另一衣裳新舊補丁層層疊疊，卻同樣襤褸不蔽體，比市井乞兒所穿的更破，在下真不知他為何還留著此衣。”
或許是此衣乃鄉梓妻兒縫制故而不舍丟棄罷。
正在研磨作書雒陽的夏侯玄心中如此作想，亦不以為念，復遣人前去市井為李簡購置一身衣裳蔽體。
但少時后，他神色猛然一愕。
旋即，霍然起身，連膝蓋撞翻案幾撒了硯墨都恍若無覺，撫掌而笑，“噫！我知此賊狡詐之處矣！”
且當即令人將李簡那件破損衣裳奉來。
是的，他想到了一個離奇之處。
一件已然破損得不能再穿的舊衣裳，不丟掉也就算了，但為何還要費功夫打補丁呢？
此不正是欲蓋彌彰嘛！
待將那破舊衣裳尋來，將所有補丁都細細拆開一看，果然如他所料。
舊補丁沒有什么離奇之處，但新補丁皆附著一層帛書。
或是說，就是將帛書當作補丁繡在了衣服上。
每份帛書皆不大，堪堪能錄一兩句話語在上，也沒有署名。
夏侯玄將所有帛書一一鋪展在案細細打量，對比了一下字跡，應皆是出自一人之手，但絕不是李簡。
書曰：
“此事我等雖有背君父之垢，然為社稷安危，百死亦不悔矣！”
“《六國論》之后，天子意起宗室以用，世家權柄將式微，君事不宜遲。”
“君但當赴國之急，新君之事勿憂也！舉國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逆蜀譙周天命之說，魏宗室元勛權柄不復，必可令齊秦二王無緣繼大統。”
“今不與君共行，委實后事無人可綢繆也！若事發而君死難，我縱百死亦促事成，滔滔雒水可作誓！”
內容零零散散的，但夏侯玄可大致了然了。
作帛書之人必然是司馬昭！
蓋因如今唯有與李簡交情莫逆的司馬昭，才有資格能說出“舉國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這樣的話語。
而他與李簡的約定，則是李簡以厭勝之術將天子曹叡詛咒死后，便倚仗其父司馬懿幾乎掌控了舉國之兵的權勢，以“魏文帝這支后嗣大多夭折”、要破逆蜀儒者譙周的天命之說為由，棄曹叡的養子曹芳與曹詢而改立魏武曹操其他后人為君。
且看帛書內容，司馬懿并沒有參與其中。
但這點夏侯玄自動忽略了。
的確，司馬懿如今的地位，已是魏國除了天子曹叡之外最有權勢之人，堪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已經沒有什么理由促使他心動參與這種謀逆之事了。
不過，若是此事的前提，乃是天子曹叡駕崩了呢？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嘛。
在君王新舊交替之際，他出于對權勢的鞏固之心，面對魏國外憂未平而內患生的局勢，再加上其子司馬昭在側勸說，還會無動于衷嗎？
不出意外的話，他應是“勉為其難”的順勢而為罷！
罪名什么的別人承擔了，可凌駕君王之上的權柄之路亦水到渠成了，在前朝無數個“進則安、退則身死族滅”的權力斗爭例子面前，他那還不會以周公自居！
對司馬家抱著憤慨的夏侯玄，當即就將事情梳理得有條不紊。
在給坐鎮雒陽的燕王曹宇作書時，亦秉持著“點到為止”的春秋筆法，字字沒有讓指摘司馬懿之事，但筆筆皆令曹宇意會得心膽俱裂。
亦一面讓夏侯玄不可聲張，繼續以擾高陵的罪名將李簡關押在鄴城；另一面則是遣人以八百里告急傳信給在南陽天子曹叡。
曹叡看罷后，無法繼續在宛城坐鎮、二話不說趕回鄴城亦不足為奇了。
行于途，他心中仍有僥幸，并不相信司馬昭會與李簡同流合污。
蓋因司馬昭乃是在他的授意下與李簡傾心結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