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五點，南易坐在方氏莊園的客廳等待，等了兩個小時，從內比都轉道而來的普畢蓬到達。
“情況怎么樣？”
“所有人已經安置妥當。”
南易指了指電視上的新聞，“進展很快，曼谷并沒有太過騷亂，看樣子事情很快就會平息。”
“曼谷人民已經習慣，自1932年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每隔幾年就會發生一次軍事政變。”普畢蓬說道。
“希望事情早點過去，我們的工作可以早日恢復正常。這次叫你過來述職主要是說一下王母果業今后幾年的安排，后稷農業要在烏茲別克斯坦建立棉花種植區和蔬菜種植區，王母果業也應該擴張到堅果區域，正好，你和尼古拉斯·富樂聯系一下，王母果業和后稷農業進行協作，大家一起進入烏茲別克斯坦。”
“BOSS，烏茲別克斯坦的水果和堅果很多，我們先從哪個品類入手？”
“阿月渾子[開心果的學名，開心果的叫法只在國內通用]最早產自烏茲別克斯坦，我們就從它開始。不過，阿月渾子進入盛果期的時間太長，如果我們自行種植，十多年都回不了本。
先從收購阿月渾子的成品干果開始，與塔什干的干果商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等建立默契，再把業務拓展到其他堅果、干果，一邊展開業務，一邊物色適合收購的阿月渾子老樹，待蘇修的局勢明朗一點，再大范圍的在烏茲別克斯坦建立堅果和水果種植園區。”
普畢蓬沉思了一下說道：“我們的鮮果和干果都有獨立的品牌，堅果最好也用一個單獨的品牌，萬一發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獨立的品牌不至于影響到全局。”
“品牌名我倒是有一個，七只駱駝，種植阿月渾子的幾個大國是尹朗、敘利亞、阿富汗、土耳其、烏茲別克斯坦、尹拉克、美國，而種植區都是比較干旱的地方，這讓人很容易想到駱駝；
七個主要生產國，七只駱駝剛剛好，其他堅果也主要種植于比較干旱的地帶，用駱駝做代表，也還算貼切。”
“BOSS，除了這個還有其他涵義嗎？”普畢蓬問道。
南易搖搖頭，“沒有，起名我并不擅長，七只駱駝這個名字只是交給你參考，你可以列入備選或者直接Pass，不用顧忌我。”
“了解。”
“好了，你旅途勞頓，先去休息，這段時間制定一個堅果的發展計劃出來，過了今年，我會把更多的時間分配給神農南糧，明年或者后年，我會把我們所有的種植基地都巡視一遍。”
“BOSS，再見。”
“再會，好好休息。”
普畢蓬離開之后，南易就在電腦上研究起了蘇修那邊的資料。
從現在的資料顯示，蘇修解體即將成為既定現實，唯一不確定的就是具體時間，曾幾何時，南易還有想過找誰賣弄一下對蘇修的見解，甚至想過制造震驚，弄一個蘇修問題專家的頭銜，現在看來純屬扯澹。
去年年中之前拋出“蘇修解體”的話題還可以引人注入，進入1991年，再用這個話題奪人眼球純屬自討沒趣。
看過資料，南易就發出一封秘密郵件，讓幽靈小組的人給帕夫柳琴科帶個信，把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烏克蘭的白手套名單最后確認一遍，在三月底之前，南氏需要定下主要扶持人。
南易對南氏在俄羅斯的發展不太看好，總感覺那個地方的人吃相太難看，動不動就要掀桌子，根本不適合長期經營，南氏目前在那里的規劃是沒有長期規劃，能多撈一筆算一筆，沒的撈隨時卷鋪蓋走人。
哈薩克斯坦有阿特勞州馬特加地區、曼格什拉克半島新油區兩個主要的產油區，南氏會在那里布局長期的石油投資項目；
烏茲別克斯坦有品質很高的水果、蔬菜，干果，堅果，水果糕和丘哈拉，酥糖、果醬，在那里布局高端蔬果產品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烏克蘭自不必說，一片黑土養歐洲，第聶伯河沿岸是妥妥的歐洲糧倉，在那里布局主糧種植基地將會很有前景，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土地最好都在烏西地區，不能在靠近俄羅斯的烏東。
莫斯科。
瓦西里集團的總裁瓦西里·巴巴諾夫這段時間比較活躍，也比較忙碌，他經常和一些合作社的所有人見面。
1986年，蘇修展開了一場對“非薪收入”的整治運動，這場運動的初衷是為了懲治腐敗，可實際上蘇修的政治局并未對“非薪收入”做出界定。
運動來勢洶洶，進展很快失控，家里閑置的房子租出去算非薪收入，拿家用轎車出門跑個出租算非薪收入，在房前屋后開辟一點溫室種點番茄算是非薪收入，倒是真正要打擊的那些所謂“非薪收入”，那是個個都合法。
隨后，老戈采取了兩條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的措施，開始放緩社會主義實驗步伐。為緩解經濟短缺問題，也為對失控的“非薪收入”運動做出回應，1986年通過一項法律，允許蘇修公民從事“個體勞動”。
這個法子允許大家成為自主創業者，以填補漏洞百出、受累于赤字的經濟鴻溝。
包含手工藝和服務業在內的大量私營行為很快成為可能，教師可以在課后輔導學生，很多教師之前已經在這樣做，但新通過的法律使這種行為由半遮半掩變得合理合法，大家不必再有任何擔心。
再者，該項法律并未對價格進行任何規定，換言之，個人可以想收多少就收多少，這項法律開始游離于國家控制之外，不過，仍有諸多嚴格限制。
新興創業者只能雇用家人，經營范圍僅限于國家部門做得不好的方面，主要是短缺商品，有些行業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業和印刷媒體。
老戈接下來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講話中，他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經濟時期、類似準私人企業的合作社一事。
與“合作社”對應的英文詞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但實際上老戈此時舊事重提，合作社成為蘇修的第一批私營企業，這標志著與存在了數十年之久的反資本主義思潮做出革命性決裂。
老戈一開始的用詞極為謹慎，但其沖擊力非同一般。國家在1987年開始小心翼翼地允許相關領域出現新興自主企業，如廢品回收、面包烘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務和消費用品。
盡管規模有限，但合作社運動引起了公眾的注意，在停滯而僵化的社會主義汪洋中存在私營企業，這確實是一道風景。
其中涌現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經營方式——某合作社在莫斯科市中心設立收費廁所，他們的廁所干凈整潔，播放著音樂，還提供粉色廁紙和全新潔具。這樣的設施人們大多沒有見過，家里當然也不具備。
其他的合作社也開動腦筋，比如舞廳為了吸引年輕人去消費，迎合叛逆年輕人的口味，編了迪斯科舞曲《美國男孩》
當《合作社法》于1988年正式通過時，許多合作社正著手改為私營企業，一個新的時代開始。
對南易而言，《合作社法》里隱藏著一條對南氏很有利的條款，允許以合作社形式組建金融或信用企業，換言之，就是銀行。
面對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現，完全沒有基本規則。此前，蘇修的計劃委員會為全部經濟活動制訂規劃，對企業的要求，是完成來自上級的各種指標，但合作社允許自主決策并自留盈利。
《合作社法》最引人關注之處，是對個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義，該法律規定，只要沒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動都將可以進行，這是對數十年來國家強力插手的徹底顛覆。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從事的灰色經濟活動公之于眾，灰色經濟里自然也包含著倒爺，《合作社法》對倒爺是否違法沒有明顯的界定。
說合法可以，說違法也不算錯，反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先任其發展，如果形勢不對，就把它裝到一個口袋罪里，若是裝不下，那就頒布新的法律條文。
合作社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在發展過程中，總有聰明人想得更加深遠，膽子也大到沒邊，自己辛辛苦苦生產多累，還不如從國企、黑市搞來享有補貼的設備或者價格便宜的商品，快速倒手獲取差價來的痛快。
當然也有老實人只是規規矩矩的做點廢品回收、修理鞋子等小買賣，能讓家人每餐都吃上列巴，再來點醬黃瓜，他們也就滿足了，當然，如果能再有一份可口的紅湯那就更好了。
不過，無論對老實還是不老實的合作社而言，有一件事情是很糟心的，那就是合作社的錢必須放在組織指定的銀行里，那些銀行的工作人員都掌握了一項絕技“雁過拔毛”，想從賬戶里取錢當然可以，前提得意思意思，還不能是小意思，這份意思不能讓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瓦西里·巴巴諾夫這會就坐在阿爾巴特大街的旺德福蘇修旗艦店里，他的對面坐著一個年輕人斯莫倫斯基。
斯莫倫斯基是一個有著奧地利背景和猶太人血統的年輕人，這種出身的人，在蘇修注定不受歡迎。
為了生存，他在印刷廠干過排版、在出版社做過店員，也在面包店兼職過，后來，他開始干起了非法的勾當——偷偷印刷《圣經》。
蘇修信奉無神論，人們要相信科學，不搞迷信，《圣經》算是非法刊物，見著就抓，但是，越是禁止，大家就越是熱衷，在80年代的蘇修，《圣經》又稀缺又搶手，是黑市里的硬通貨。
沒過多久，斯莫倫斯基因違法而進了局子。
在服刑的時候，斯莫倫斯基在建筑隊當過苦力，他敏銳地發現，蘇修的中央計劃體制實在沒法滿足莫斯科的建設需求，國家規定的人均住房面積是9平方米，可是莫斯科950萬人口，有一半達不到這個標準。
為什么呢？
國有的建筑公司，效率低、進程慢，解決不了這么龐大的需求，于是，他就拉起了一支黑市建筑隊，當起了包工頭，悄悄地和國家建筑隊搶活兒干。
正當斯莫倫斯基把包工頭的工作干得有滋有味的時候，《合作社法》頒布了，這對他來說并不算是太大的好消息，之前禁止的時候，他通過走關系干的幾乎是獨門生意，現在一放開，競爭對手變多了。
斯莫倫斯基一看自己的建筑夢是進行不下去了，一咬牙，一跺腳，夢想沒了，不能再把賺錢也給耽誤了，他干脆的解散了包工隊，降低身份做了一個倒爺，用他刻在骨子里的生意細胞，混得如魚得水。
“你的薯條還要嗎？”
瓦西里指了指斯莫倫斯基餐盆里的薯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