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樺跟畢飛雨也各得了一幅畫，不過他們一致認為于東的這幅才最好。
正如于東剛才說的，瑕疵也是藝術的一部分。
當然，往俗了說，寫錯了的題款，反而更容易引起人注意。
據傳，明朝書畫家徐文長曾經在一家點心店吃點心，覺得這家點心不錯但是生意又很差，就主動為這個小店寫了一塊招牌，就叫“點心店”，不過他特意將“心”字少寫了一點。
寫完之后，他又署上自己的別名“田水月”以證明這就是他寫的。
后來有人看到這快招牌竟然是徐文長寫的，而且還連心都寫錯了，就議論了起來。這事一傳十，十傳百，附近的人都知道這家點心店有一塊徐文長寫的招牌，上面還有錯字。
點心店來的人越來越多，生意也就越來越好。
不過后來，點心店老板又見到徐文長，便提議讓他把那一點給寫上。
老板想，既然少一點都能有這么多人來看，那寫對了不是更好？
徐文長答應了他，把那一點給補上了。
不過寫對了之后，反而沒有什么人來關注了。
所謂物以稀為貴，寫對的有很多，寫錯的卻很少。正如錯版幣一樣，要比正版值錢很多。
三人各自拿到畫之后，汪曾棋又問：“你們最近可有新作？”
余樺說，“我有一部長篇，這個月已經在《收獲》發表。”
“叫什么？”
“《許三觀賣血記》。”
“書名聽起來挺唬人，回頭我去找來看，你們兩位呢？”
畢飛雨搖了搖頭表示沒有新作，其實也有，不過只有短篇，他就沒說。
于東想了想，把自己新書的事情說了，“我的新書剛剛寫完初稿，跟上滬有關的，還沒想好在哪兒發。”
“寫家鄉是好的。”汪曾棋笑了笑，“你的新書要是出版了，我給你作序。還有余樺，我畢竟之前也教過你。”
余樺嘿嘿一笑，“您還記得啊。”
汪曾祺之前在魯迅文學院教過大課，自然也給余樺上過課，不過當時學生很多，課又少，后來分實踐老師余樺也沒分到汪曾棋手下，所以接觸并不多。
之前要來電話的時候，余樺覺得汪曾祺大慨不記得之前在魯迅文學院教過自己，所以就沒提這事。
于東看了看余樺，心說這家伙藏得挺深。
不過回想一下，余樺似乎也很少提到在魯迅文學院的事情，他明明在里面待過兩次。
汪曾棋笑瞇瞇地說道，“你們這一屆的學生還是比較特殊的，有很多給我的印象都很深，比如你，比如莫言，比如劉振云…”
說起那一屆的學生，汪曾棋又來了興致，想起一些趣事來說。至于他主動要給于東他們的小說作序，似乎也不難理解。
他向來喜歡提拔后輩，阿城、鐵琳、賈平洼他們都受他提攜過，作序自然是小事一樁。
其實汪曾棋算是“大器晚成”的那一類，十年前，在文壇中，他很少被人提起，但是這些年他老而彌堅，越寫越多。
前些年，如曹禺等一些跟他同期的作家漸漸喪失藝術感覺，難以操持文學的時候，他卻在一旁不聲不響地走了出來，寫了很多優秀的作品，譬如《受戒》，是他六十歲所作，又譬如《大淖紀事》，是他六十一歲所作。
汪曾棋曾經說過，他家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因為它從不開花，有一年夏天忽然爆發似地一下子開了很多白色的、黃色的話，才知道是一棵金銀花。
他八十年代初忽然寫了不少小說，就有點像那棵金銀花。
這幾年，老先生在文壇行情見漲，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歡他了。
于東從未來回來，知道他不僅僅是現在行情見漲，以后行情還會不斷地漲。
聊了一會兒，施頌卿在一旁問，“余樺跟畢飛雨應該已經結婚了，于東你結婚了么？”
畢飛雨笑道，“巧了，施老師，他九月份剛辦完婚禮。”
“是嘛，那恭喜啊，你這應該帶點喜糖過來的，讓我們老倆口也沾沾喜氣。”
“是我考慮不周了。”于東笑道。
“沒事，沒事，聽到這個消息，就感覺有喜氣了。妻子是怎么認識的？是同學還是同事啊？”
汪曾棋彈了彈煙灰，抱怨道，“你查問這么多干什么？”
“我就是喜歡聽年輕人的戀愛故事。”施頌卿笑瞇瞇地回了一句。
于東回道，“是同事，其實去年就領證了，一直到九月份才辦的酒席。”
“現在真好啊，我當年跟他結婚，辦完手續拍完照片，就去吃了碗面條，算作慶祝了。”
說起過往的事情，施頌卿眼中滿滿的都是回憶，“我記得那家面館叫張記面館…”
說到這，汪曾棋打斷了她，“怎么叫張記面館，明明就是二巷子飯館，就在中山公園旁邊，我記得清清楚楚。”
“你肯定是記錯了。”
“我肯定是沒記錯。”
老倆口又為那天在哪家餐館吃面而爭辯，爭著爭著，最后兩個人都笑了。
已經過去這么多年，他們也上了年紀，誰記得對，誰記得錯，也沒有那么重要了。
不過他們都記得，那天面很勁道，湯很鮮，陽光很艷，她一邊吃著，一邊對他笑，額頭有一層水霧般的細小汗珠。
聽著他們回憶，于東他們也都笑了，沒想到今天在這里還能吃到一把高品質狗糧。
于東也想起去年跟程硯秋領證的時候，那時候天很冷，忽然下起了大雪，他們去吃了鴨血粉絲，身體暖暖的，那份暖和不僅來自粉絲湯，還來自于其他某種不可名狀的東西。
挨晚的時候，于東他們起身要告辭，老倆口去熱情地將他們留住。
盛情難卻，他們也就留下了。
施頌卿做了幾道家常菜，其中就有咸菜茨菇湯，說是專門為汪曾棋準備的，其他人未必吃得慣。
本以為就是一頓普普通通的飯，卻沒想到快開始的時候汪曾棋掏出一瓶五糧液來。
“本來朋友送了六瓶，喝著喝著就剩兩瓶了，咱們將就著喝吧。”
喝就喝吧，但是于東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汪曾棋酒量奇好，酒癮奇大，喝過一瓶之后，又把最后一瓶給摸了出來。
最后幾個人把兩瓶酒解決掉，汪曾棋一個人就喝了大半瓶。
看起來他平時應該經常這么喝，施頌卿在旁邊看著勸都沒勸一聲，反而告誡他說別把于東他們喝醉了。
喝到興處，他說，看相的說他會活到九十，但是他自己預測只可以活到八十。今年他已經七十五歲，能說出這話，可見他的豁達。
他還說，煙酒是他的第一生命，文章和書畫才是他的第二生命。
為了酒，他還寫過一副對聯：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有酒學仙無酒學佛。
從汪曾棋家離開的時候，于東他們三個已經暈暈乎乎，姜杰來接他們的時候，也是頗為詫異：汪老先生這么能喝？
第二天早上，于東他們幾個就去了燕京大學。
中文系系主任冷學軍來接的，一見到于東他們，冷學軍就連聲道歉，“吳校長此時還有些公務要忙，沒辦法過來接，還請見諒。”
于東他們笑著擺手，“無妨，其他人到了么？”
“寶島的幾位作家已經到了，汪老在路上了。”
于東點點頭，“那我們過去吧。”
在路上，于東又問了寶島那邊的具體情況，才知道這次來的不僅僅是林青玄跟龍應苔，還有著名的鄉土小說作家肖麗紅。
“這次的座談會規模如何？”畢飛雨問道。
“是在大飯廳…就是我們學校的大講堂，除了一些學校的老師，學生們都是自愿來聽。”
于東點點頭，倒是不太在意，燕大這邊他還是不陌生的，以前上學的時候來過不少次，之前顧城來燕大辦了個見面會，于東還去湊過熱鬧。
不得不說，那些年學生們對詩歌的熱情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絲毫不遜色后世粉絲見明星，于東那次去的時候只能遠遠地站在后面。
隨著冷學軍，幾人先去了一個會客室，里面已經有十來個人了。
冷學軍為他們一一介紹，除了學校的老師之外，就是寶島來的那三位作家。
三人都是四十歲出頭，不過林青玄長得更著急一些，頭頂只剩一小撮頭發還在頑強抵抗，而與頭頂截然不同的是腦后的長發，已經披到了肩膀的位置。丑是丑了點，不過別有風骨。
于東他們到地方的時候，龍應苔正跟其他老師侃侃而談，林青玄跟肖麗紅只是靜靜地坐著。
見兩邊只有一個龍應苔說話，中文系的一個老師就把話題往剛來的于東他們是身上引：“于東老師，你們是今天早上才到的么？”
“昨天就到了，稍做了休整。”
龍應苔在一旁笑道，“那可惜，昨晚應該一起吃飯的，也好早些見到幾位的風采。”
冷學軍知道情況，解釋道，“于老師他們昨天去拜訪汪老，想來是在汪老家吃的。”
畢飛雨點頭，“是啊，這次時間不多，我們帶了些私心，就過去拜訪汪老了。吃飯的事情不急嘛，這兩天結束之后，再吃也不遲。”
“是是是，回頭結束再吃。”
趁著吃飯的話題，大家又開始聊一些其他的，燕大的老師們竭力想要把氣氛給弄得火熱起來，無奈兩邊只有龍應苔跟畢飛雨配合。
不尷不尬地聊了一會兒，等到汪曾棋跟吳書青來了之后，眾人就去了大講堂。
他們還沒到講堂，就聽到那邊傳來鼎沸的人聲，還不斷有學生往那邊趕去。
見到這番場面，龍應苔眼睛一亮，“燕大的學生很熱情啊。”
吳書青笑著說道，“諸位都是學生們非常喜愛的作家，聽到你們過來，他們自然難以按捺住激動的心情。說起來，這番熱鬧的場面，還要追溯到前些年顧城還有崔建他們來的時候。”
聽到吳書青這話，龍應苔顯得很高興。她的《孩子，你慢慢來》今年在內地反響還不錯，她本人又在《文匯報》副刊開了一個專欄，所以看到這么多人過來，第一反應是學生們都是為她來的。
今年上半年，她才開始跟大陸這邊的文化圈有了一些真正的接觸，所以對大陸的文學圈了解還不多，別說對于東他們，就是對汪曾棋，她也了解不多。
不僅僅是她對于東他們不了解，畢飛雨跟余樺對寶島這幾個作家也不了解，三人之中也就于東對龍應苔他們了解一些。
于東之所以對他們很了解，不只是他從后世來，經歷過信息爆炸的時代，也是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就對寶島那邊的文學圈做過一些研究。
因為對學生的來意有些誤會，所以龍應苔一進講堂就熱情地跟學生們招手，不過前排的學生們卻都把目光投向了后面幾個男作家身上。
大部分學生沒見過于東他們，不過大概知道他們的長相。
有傳言說，金藝幫的幾個作家都長得風流倜儻。
風流倜儻這個詞來形容一個作家不太合適，不過傳言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這主要是大家對作家的長相所抱的期望值太低，所以稍微長得還可以的作家都能算得上風流倜儻。
就拿余樺來說吧，肯定談不上英俊，不過真要說起來，他在作家群體中，也確實算得上長相很有風度的。
畢飛雨跟于東就更不必說了，之前王安意還說他們兩個直接拉高了中國男作家的整體形象。
于東看了看學生們，不得不說，燕大的學生十分熱情，此時大講堂已經擠得水泄不通，人跟人都挨著肩膀，留出來的空隙很小。離前排不遠有一個男生，他應該是踩在板凳上，高高地站著，敞著外套露出里面的衣服，是一件白色的t恤，上面寫著“細雨中呼喊”和“向西”。
還有人扯了面小旗子，上面寫著于東他們幾個人的名字。
雖然時代不同，但是追星的方式似乎都大同小異，這些小旗子、t恤也就等同于后世的燈牌了。
龍應臺也看到了這些“燈牌”，一邊驚訝于于東他們的影響力，一邊又在找自己的名字，可惜找了半天也沒找到，這不禁讓她有些氣餒，隨后她又想，大概是大陸人不常寫繁體字。
大廳的西側有一個不小的舞臺，此時舞臺上擺了一排桌子，眾人落座之后，吳書青拿著話筒說道，“諸位同學，帶了板凳的同學請坐下。沒帶板凳的同學，也盡量放下身子，讓后排的同學不至于被遮住。今天來的人有些多，請注意維持秩序，以免發生不必要的混亂。”
這個飯堂自從建成起就沒有座位，學生要吃飯就得自己帶板凳，否則就只能站著或者蹲著吃。也是因為如此，所以有什么大型的活動都會放在這里，學生們只要自己帶凳子就行。
隨后吳書青就說了一番開場白，大概講了今天座談會的主題以及流程。
主題就是兩岸中國文學，流程也簡單，今天就是思維碰撞、各抒己見，說白了也就瞎聊，明天則有一個輪番的個人講演。
開場白結束之后，于東他們拿著話筒分別做了自我介紹。
寶島三個作家先做自我介紹，底下都是禮貌的掌聲，后來到了畢飛雨，掌聲明顯要熱烈一些。
再到于東時，氣氛已經到了一個高峰，不僅僅是掌聲了，還有響亮的呼聲。
最后汪曾棋拿到話筒時，也是有些驚訝，沒想到于東這么受年輕人歡迎。
等到自我介紹結束之后，吳書青就帶頭引了個話題出來：“大陸和寶島…”
一開始，大家就聊一些兩岸文學的事情，大陸這邊作家聊大陸的，寶島那邊的作家聊寶島的。
中間吳書青看這樣下去可不行，就又提了另一個話題，說起了鄉土文學。
為什么要說鄉土文學，是因為在座有兩個鄉土文學代表作家，大陸這邊無疑就是汪曾棋了，而寶島那邊則是肖麗紅。
說起鄉土文學，他們兩個自然是最有發言權，不過龍應苔卻跳了出來，她之所以跳出來，是因為她曾經評過肖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批這部小說是盲目的懷舊，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言情小說，片面的，浮面的，渲染人性中唯美的一面，而對人性的深度、復雜性與多面性毫無所知，或刻意的粉飾。
所以這次講到鄉土文學，龍應苔自然要再次表達自己的觀點，不過當著這么多人面，她也不能說得像文章里面一樣寫得那么直白。
“在我心中，鄉土文學應該是要全面的，深刻的。鄉愁是一種偉大的情愫，但是不能讓鄉愁掩蓋掉一些現實的東西，鄉土小說更應該真實地紀錄那一片土地的人的真實面貌，不然我們的鄉愁到底是什么？會不會就是我們一廂情愿的感覺而已？”
聽到這話，汪曾棋摸了摸眉毛沒有說話。
肖麗紅也沒說話，事實上，肖麗紅就很少開口。
可能也是意識到氣氛有些不太對勁，龍應苔又說，“同一片土地，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一樣的，我只是想說，既然鄉土小說旨在描述有地方特色的現實生活，那么現實性就是逃不開的。再者說，寶島和大陸這些年的文化發展有著很多的不同…”
“龍女士。”
忽然，于東開口了，他帶著淡淡的笑容，忽然就開口了，被打斷的龍應苔一愣，隨即禮貌地說道，“于先生有什么意見？”
于東這么一開口，臺上臺下所有人都看向了他，想看看他要說什么。
“龍女士讀的是外國文學，可能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有些片面。盡管因為某些原因，兩岸的鄉土文學發展有些不同，但是總體來看，幾乎沒有分歧。”
他一出口就不太客氣，龍應苔眉毛一挑，正要說什么，只是于東沒給她機會，繼續說道，“49年以前，在大陸，鄉土文學有兩類，一類以彭家黃，臺敬龍為代表，作品以批判為主，另一類則以汪先生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為代表，所描繪的更多的是田園牧歌。”
“這個時候，寶島受霓虹等地影響，較多的是批判型鄉土文學。到了49年之后，寶島有了更多的傳承大陸新文學的田園牧歌型鄉土文學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梅遜的《故鄉與童年》。再到了七八十年代，兩岸鄉土文學群雄崛起，多元共生，鄉土文學也引入了一些現實主義技巧…”
于東靜靜地將鄉土文學的歷史給大家梳理清楚，然后總結道：“我認為，不論是作家還是評論家，應該要帶著包容的心態去看待文學作品。并不能因為一個人在回憶故鄉的時候多了些浪漫和非現實，就覺得粉飾太多，不然最終都會走向一個極端。”
“既然龍女士修讀的是外國文學，那應該也知道，即便是馬克吐溫，在進行跟鄉土有關的創作時，也更多地在體現戰后美國健康、活潑的生活情緒。既然馬克吐溫能夠暫時地放下現實中人性的復雜，只著眼于美好的東西，那我們中國的作家為什么就不可以呢？還是說，龍女士壓根就不覺得咱們的鄉土有什么美好值得歌頌？”
于東說完之后，現場響起了掌聲，連汪曾棋也輕輕地在鼓掌。
龍應苔見狀，連忙辯解道：“于東先生可能是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當然沒有否定田園牧歌的意思，只不過一味的懷舊，可能會讓舊時代的糟粕重現涌現。例如某一些小說里面，刻意淡化了傳統禮教思想對人民的荼毒，將傳統禮教理想化，或許會讓人忽視傳統禮教的劣性。”
于東沒有看她，而是轉頭問底下的學生，“諸位同學，你們會因為《活著》這部小說就覺得活著就一定都是苦難么？你們又會因為《邊城》這部小說就覺得全天下所有人都是美的么？”
“不會。”
于東得到回復，點點頭，又看向龍應苔，“龍女士，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在乎血濃于水么？你是否覺得血濃于水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
面對于東忽然提出來的兩個問題，龍應苔愣住了。不僅是她，其他人也愣住了，因為這兩個問題問得很突然。
于東則靜靜地看著龍應苔，等著她的答復。
龍應苔擠出一絲笑容，“血濃于水當然不能說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其實它應該是文明傳承所依附的媒介和具體體現。”
于東有些失望地搖搖頭，因為這個問題龍應苔“曾經”說過，她說她不在乎血濃于水，她說“如果我們對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就沒有意義”。
這是龍應苔的原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高度，也很有道理，但這是典型的詭辯，文明的尺度到底是誰定的，應該是她龍應苔還是億萬民眾？如果億萬中國人的精神匯聚在一起形成的對文明尺度的認知，跟她龍應苔對文明尺度的認知不能在一條線上，那到底是誰的問題？
現在，對于同樣的問題，龍應苔卻給出了不同的回答，大概只是因為她的身份不同吧。
這樣一來，于東倒對她又低看了三分，甚至失去了跟她對線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