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位于宮城的東南角，自東華門而入，往北是文華殿，往南一排廊廡，便是內閣所在。
明代內閣，最早設立于太宗文皇帝時期。
太祖皇帝廢宰相，罷中書省，削弱了通政司，形成了一套由皇帝直轄六部的政治體制，這樣固然使皇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但是代價就是朝廷所有的政務都壓到了皇帝一個人的身上。
太祖皇帝南征北戰，馬上得天下，精力充沛，自然是能應付得過來。
但是到了太宗皇帝時期，就不行了。
倒不是說，太宗皇帝的精力不如太祖皇帝，而是因為，太宗皇帝因靖難而得帝位，朝野上下雖不敢言，但終究是得位不正，需以大功業向天下人證明，他老人家才是最合適坐這個皇位的。
這就導致太宗皇帝不能將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處理政務上，他需要分出相當大一部分的精力，用來經略邊境。
內閣和司禮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朝堂慣例，將六部及各寺監等辦事機構，稱之為外朝，將內宦執掌的包括司禮監在內的二十四監稱為內廷。
內閣恰恰是位于外朝和內廷之間，起到調和內外，總柄機要的作用。
不過那是明后期的內閣才有的權勢。
太宗皇帝也是一個控制欲很強的帝王，他雖然建立了內閣，但是更多的是以備咨詢之用，同時，也給了翰林院的學子們一個觀政參政的機會。
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內閣最開始設立之初的用意之一，就是為了讓翰林院的學子能夠參與政事。
這也是有明一代，內閣和翰林院密不可分的關鍵所在。
太祖皇帝對官員十分嚴苛，但是對于讀書人卻十分優待，翰林院作為讀書人的最高機構，自創立之初起，就是文臣清流養望之地，說得更直白些，就是文臣的后備軍。
要知道，大明以科舉取士，所有考上來的士子，無不是十年寒窗苦讀之輩，心性毅力都足夠，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真正參與過政事。
翰林院就是這些新科進士們用來觀政的地方，但是翰林院畢竟是清流之地，執掌的權柄不外乎是修史，文翰，制詔這些東西，很難真正參與到朝政當中來。
于是太宗皇帝就設立了內閣，從翰林院當中簡拔出優秀者，入直內閣，預聞機務，減輕皇帝壓力的同時，也鍛煉自己參與朝政的能力。
所以內閣的傳統，就是閣臣自翰林而出，這也是明后期非翰林不得入閣的雛形。
至先皇之時，天下承平已久，先皇雖然英明果決，但是既不是太祖皇帝那樣過過苦日子的，也不是太宗皇帝那樣歷百戰而定天下，因此性子難免趨于安逸。
于是為了減輕自己處理政務的壓力，進一步抬高了內閣的地位，先皇先是將負責抄錄奏疏，勘定古籍的中書科并入內閣，成為內閣的下屬機構，又在內閣左右設制敕房和誥敕房，將翰林院錄詔的權力劃歸內閣，同時，凡有大政，必召內閣學士商議，使內閣在朝堂當中的地位逐漸攀升。
而真正使內閣風頭一時無兩的，則是“三楊”之時。
先皇死后，因今上幼弱，遺命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同時，命內閣大臣楊士奇，楊榮，楊溥，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濙五位大臣輔政。
作為最被先皇信重的三楊，也在太皇太后張氏的支持下，成為了當時朝局的整個核心。
不僅以內閣之名，行使了票擬之權，更是將內閣的制度基本固定下來。
在三楊之前，內閣成員的基本來源有兩個，其一是翰林學士兼任，其二是有翰林經歷的部院大臣，但是性質都是以備咨詢。
所有的內閣大臣，包括翰林學士在內，都不會放棄本職，仍舊在自己的衙門當中掌事。
至三楊之時，三楊以輔政大臣之名，身負三師三公之銜，雖然仍舊兼任翰林學士，但是已經將重心放在了內閣當中。
以致于正統七年，翰林院喬遷新居，落成之時，主位上竟然沒有設三楊的位置，當時的翰林掌院錢習禮甚至理直氣壯的道：“此非三公府也。”
雖然最后在三楊的堅持下，還是恢復了他們的座次，但是這件事情已經足可看出，在當時的朝臣心中，內閣已經不單是翰林院的一個附屬差遣，而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朝廷慣例，一官不得二任，就是說一個官員，不能同時執掌兩個衙門，三楊既然執掌了內閣，哪怕兼任著翰林學士，也只能是虛銜，而非實職。
那個時候，應該算是明前期，內閣權勢最盛之時。
然而即便是文臣內部，依然會有派系的爭斗，內閣之設，畢竟沒有書面上的定制，更多的是依靠三楊輔政大臣的權威。
因此三楊一死，六部便重新拿回了朝政的主導權，與此同時，幼年天子漸漸長成，一番雄心壯志，勵精圖治之下，內閣的票擬權也大大削弱，恢復了以備咨詢的地位，內閣的權勢也重新陷入了低谷當中。
但是即便如此，內閣草擬詔旨的權力，還是被保留了下來。
更重要的是，雖然這個時候，因為內閣權勢不彰，而恢復了翰林學士兼任的傳統，但是內閣依舊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在內閣排名首位的閣臣，依舊不得兼管其他衙門。
土木之役以前，內閣共有五位閣臣，分別是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曹鼐，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苗衷，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陳循，工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高谷，翰林侍讀張益。
天子親征時，帶走了排名首位的曹鼐和排名末尾的張益，二人如今俱死于難。
因此內閣如今，就剩下了三個人，曹鼐，排名第二的苗衷理所當然的排名內閣首位，但是他老人家體弱多病，這幾個月都在府中將養，估計過不了多久就要乞骸骨了。
故而內閣現在真正做主的，就是陳循和高谷二人。
內閣和文華殿遙相對應。
二人用了午膳之后，站在廊下，遙遙望著集義殿中進進出出的勛戚朝臣，正巧看見于謙和陳鎰聯袂而出。
片刻后，高谷道：“這一天下來，勛臣文武，郕王爺至少見了七八位了吧…”
“應該有了，總政第一日，郕王便如此勤政，是社稷之福啊…”
陳循開口，語氣卻是一陣莫名，高谷并不答話。
又過了一會，陳循問道：“世用，依你所見，郕王今日之命，乃是何意？”
世用是高谷的字，陳循和高谷皆是翰林出身，二人年歲又差不多，私下里都是以字相稱。
今天一大早，他二人就被召入了宮中，在太后的命令下，草擬了冊立太子的詔旨。
本以為，此事會讓郕王不滿，但是卻沒想到，他二人等來等去，竟然等來了金英傳命，恢復了內閣的票擬之權。
雖然郕王言明，此乃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但是不管是陳循，還是高谷，都是深諳朝局之輩，豈會不懂這其中的含義。
朝堂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從權宜之計開始的，三楊之時是權宜之計，現在又是權宜之計。
再這么弄兩次，那權宜著權宜著，說不準就變成了制度…
高谷搖了搖頭，亦是有些猶豫，道：“這位郕王爺的心思，我也看不準，金公公說，是因為局面危難，朝務繁雜，郕王爺為大局計，因而…”
“這話你信嗎？”
話沒說完，陳循就嗤笑一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