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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七零章 財運亨通

  霍鷹東的母親出言聲稱不再跟兒子合伙做生意,而霍鷹東經過這番冒險經歷,性格變得倔犟,意志更堅毅,行動更果敢。霍鷹東不想老是在母親的庇護下生存,期望完全自立。

  霍鷹東母子兩分道揚鑣,各立門戶。霍鷹東的母親仍做駁運生意,霍鷹東買了一艘拖船跑運輸。母子倆都還是靠水為生。

  “母親從未信任過我,我經常我行我素,她認為我是鯊膽,太莽撞、太冒險。我尊敬母親,但我那時快30歲了,不能事事都聽她的。”霍鷹東回憶說。

  霍鷹東出生于水,對水有特殊的感情。霍鷹東憑藉一艘拖船,維持著一家人生汁,還略有積蓄。他熟悉珠江口各島嶼間的水道,也對這片地區的海上貿易了如指掌。

  財運終于來了。

  1950年韓戰爆發,內地參戰。帝國主義對內地實行經濟封鎖,港英當局也宣布切斷與內地的貿易。

  而當時處于工業基礎薄弱的內地,急需各種戰備物資。香港的華商,為自己、也為同胞沖破帝國主義封鎖,向內地運送違禁物資。

  由于港英政府的禁運造成物資奇缺,價格暴漲,不僅是物資本身,運價亦直線飚升。

  這就是霍鷹東碰到的發財良機,如果霍鷹東沒有這艘拖船,對海上貿易一無所知,他很可能就會錯失這次機會。

  霍鷹東是最先涉足這一行列的。香港原來就積壓了大量的戰爭剩余物資,此刻,又有人源源不斷地將貨聚集于香港——等待這些“冒險家”轉運到內地或中轉站葡京。

  霍鷹東從未交過這種好運,現鈔如同豬籠入水,數都來不及數。

  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他既做船東,又做貨主。他的船只成幾何級數增長,擁有一支可觀的船隊。

  當然盈利大的生意,也意味著風險極大,有不少船只,或觸雷,或翻船,或被扣留,或受到炮艦攻擊。

  霍鷹東運氣特別好,毫毛都沒傷一根,旗下的船只,均人貨無恙。

  戰爭引發的“特需”,在香港造就了一批富翁,霍鷹東自然在其列,并且創造出布衣晉身富豪的神話,香港的親英人士,指責韓戰中與內地進行特需貿易的人,說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更譴責他們走私軍人,是戰爭販子。

  誠然,如果根據港英當局當時的法例,他們當然是屬于“走私違法”。但是如果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相論;他們的“偷運”又屬義行壯舉。

  當時的禁運物資有數百種之多,其中以藥品(特別是盤尼西林之類的抗菌素)的利潤最大。

  霍鷹東“偷運”的物資是哪類,就不得而知。也許是有人見霍鷹東“草莽暴富”而耿耿于懷,就戟指霍鷹東是“軍火商”。

  韓戰結束,與內地的民間貿易很快沉寂下來。靠水發家的霍鷹東,考慮他下一步的發展。

  英文《南華早報》發表了Berta

  manron女士《霍鷹東發跡史》一文,文中說:霍鷹東在朝鮮戰爭結束后,至少賺了一百萬美金。但是很多人認為不止這個數。

  1954年,霍鷹東用現金在銅鑼灣買下他平生第一幢大廈。

  已經掘得第一桶金的霍鷹東,該把他的投資方向指向何方呢?不甘沉寂的霍鷹東,如今有可觀的資金做后盾,必有一番大的作為。

  1954年12月20日,農歷的黃道吉日。

  這一天,香港商業巨子霍鷹東,甩出一百二十萬港元巨款,在繁華的銅鑼灣購置了一幢大廈。

  一個出身艇戶的貧寒之士,一個命途多舛的冒險猛人,從此步人人生最輝煌時期,他仍是一個商界猛人。

  霍鷹東購入大廈,即注冊創辦立信建筑置業有限公司。“立信”二字,取自“立足于信譽”之意。

  霍鷹東看好香港的房地產業。香港是彈丸之地,四十年代末人口急劇膨脹到二百多萬,住房緊張;香港工業開始起步,工業用房奇缺。

  香港的地位已趨穩定,人們熱衷于購置物業。房地產大有可為,擁有物業,不愁找不到買主。

  然而,房地產投資浩大,韓戰時運售戰余物資積攢的所謂“巨資”,難以在房地產業大展拳腳,談何“立信”?

  霍鷹東洞悉出過去的弊端,決計大膽革新,創立預售樓花、分期付款的辦法。

  所謂樓花,就是將尚未建筑的住宅、工商樓宇分層、分單元預售出去。霍鷹東這一招,大受用戶歡迎,開發的物業,在藍圖階段就搶售一空!

  那時一套住宅單元,約一萬至兩萬港元。普羅大眾收入低,要一次拿這么多錢確實很困難。

  如果預購樓花,欲置一萬兩千港元的樓字單位,首期只要交六千港元。而當時租房住,頂手費(保證金)為房價的一半,也要拿出六千港元。買主購得樓花,以后每月繳三百港元,二十個月后能得到一個單元的現房。

  三百港元的供房費,與房租費差不多,而租房者住到老,都還是寄人籬下。兩者對比,天壤之別!

  霍鷹東印了很多宣傳小冊子,既介紹他開發物業的地段、結構等詳情,更不遺余力地宣傳樓花的種種優點。

  霍氏首創預售樓花以及小冊子宣傳,這兩者都成為以后地產界競相效仿、極為流行的做法。

  賣樓花加速了霍鷹東有限資金的周轉,實現了他的“花小錢辦大事”的構想。

  如開發一幢物業,建筑商估算建筑費為一百萬港元。霍鷹東先付10%的首期——十萬港元。霍氏對將建成的物業估價二百五十萬港元,預售樓花可得首期一百二十五萬港元,付建筑商的余款綽綽有余。

  物業建成,約兩年收齊全部款,除去一切費用(建筑費、貸款利息、行政費用等),大約可凈賺一百萬港元!

  霍鷹東開創賣樓花,加上銀行界創立按揭制度,加速了物業銷售,加快了資金回籠,商界見獵心喜,紛紛涉足房地產。房地產熱,又大大加速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擁有六十余間公司的超級大富豪霍鷹東,在會見《一代商圣——霍鷹東傳》一書作者冷夏時說:“人們談到商人時,往往關注他的身家,而忽視他在經商過程中做過什么有意義的事。在香港,我當然算不上最大的地產商,我也不太計較我有多少物業,從中賺過多少錢。最叫我欣慰的,大概算我率先賣樓花,香港的地產業有現在這個樣子,樓花是有一份功勞的。現在內地搞房地產,樓花也大行其道。”

  冷夏說:“怪不得有人叫你為香港的樓花之父。”

  霍鷹東笑道:“這我不敢當,在我之前,政府向業主收稅,就采取分層分單位計算,另外也有人將物業拆骨預售。但是,將預售樓花制度化的是我,大張旗鼓作宣傳的是我,最早把樓花炒出名的也是我。我當時并沒有設想賣樓花會給香港帶來什么影響,只是我手頭很緊,便大膽妄想,樓還沒建就賣出去,用人家的錢為自己賺錢。”

  從當時的角度,霍氏確實是個鯊膽(大膽)猛人。樓花一枝獨秀,地產蓬勃發展。1961年的銀行擠提風潮,1965年的銀行危機,地產曾一度受挫,但很快反彈,發展勢頭愈加迅猛。

  霍鷹東更是義無反顧,捭闔猛進。然而,1967年的香港事件,卻使霍氏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

  1967年的香港事件中,霍氏觀點與港府相左。右派對霍氏非常不滿,決定拿霍鷹東開刀。

  其時,位于九龍天星碼頭旺地、由霍鷹東興建的星光行大廈落成。星光行是霍氏的出租物業,未建成已租戶盈門,霍氏盡悉租出,穩坐釣魚船。

  可待霍氏正式招租時,租戶全部收到“忠告”電話,言稱租用星光行的寫字間,電話開通將遙遙無期。

  電話公司是英資公司,在它背后是眾多時勢赫赫的親英人士,甚至包括港府的要員。電話不開通,生意就無法做,結果,租戶都嚇跑了。

  星光行租不出去,霍鷹東忍痛割愛,低價賣給怡和洋行旗下的置地公司。

  這時,一度陷于低潮的地產業復蘇,租房者如云,置地在半年間將數百間寫字間全部租出。霍氏白白付出三千萬港元損失的代價。

  霍鷹東涉足淘沙業,始于五十年代末。

  房地產業蓬勃發展,對建筑材料的需求與日俱增。霍氏的立信,本身就是一問建筑地產公司,對建材的走俏,更是體會深切。

  也許是霍氏從小在水上生活,他看中的行業是海底淘沙。

  香港沒有大河平川,故無河沙資源。海灘有的是海沙,但政府實行保護政策,不允許任意采掘,要留以做海濱浴場和景點。

  香港建筑用沙,一部分是用船從境外運來,一部分是海底淘沙。

  業界視淘沙為畏途。那時普遍是手工操作,用特制的鏟具,探到海床取沙,既吃力,工效又慢。

  霍鷹東最初也是手工淘沙,海沙是廉價商品,他不可能開高工錢。每逢運煤的侮輪抵港,工人都跑去卸煤,霍氏租的十幾條淘沙船就空在那里。不久,霍氏采取承包法,還是不見起色。

  友人勸霍氏唔掂(難以維系)就索性執笠(收攤),反正沒投資幾個錢。誰知霍氏“發猛”,一下子拋出七千萬港元,從海軍船塢買來挖沙機,讓友人嚇一跳。

  采用機械淘沙,工效大大提高,霍氏繼而改進成機船淘沙,并去歐洲訂購現代化淘沙機船。

  霍鷹東很快就成為香港淘沙業巨擘。他穩執淘沙業之牛耳,其勢無人可與爭鋒。經營過一段時期,霍氏發現,虧損也是他最大。

  香港的勞務便宜,手工淘沙效率低,成本也低。香港建筑市場看好,許多人用舊船從境外運沙來港,迫使沙的價格高抬不起。

  在這種情況下,霍氏的高價沙只能削價銷售,造成持續赤字。

  “我一生犯過兩個重大錯誤,一個是去東沙島打撈海人草,一個就是海底淘沙,這兩個都是跟海底掘寶有關。”霍鷹東在與冷夏的交談中說道。

  那么,霍鷹東是否不再從事與海相關的事業了呢?他沒有這樣做,他已經有一支掘沙船隊,有榮公司積累了豐富的掘沙經驗。

  霍鷹東積極去承攬與海相關的工程,承攬的第一項大工程是海灣水庫淡水湖二期工程,為水壩加高,并在石面鋪上5米厚的海沙。

  霍氏還把觸須伸到東南亞,開港填海修壩,他的挖沙船又派用場。

  香港的超級富豪中,熱衷于體育活動的,首推霍鷹東。

  從皇仁書院讀書起,霍鷹東便與足球結下不解之緣。他喜歡踢波(足球)、睇波、講波。

  五十年代,剛剛成為富翁的霍氏,就從并不寬裕的私囊,掏錢資助并親組有榮小足球隊。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有榮隊從眾多的球隊中脫穎而出,曾打遍港澳無敵手。

  到六十年代,霍氏又組建卓然隊,并親任該隊的中鋒,卓然很快成為香江波壇的一支勁旅。

  他的足球隊,每年活動經費均在一百萬港元以上,全由他私人掏腰包。

  霍氏一直對世界足壇將中國排斥在外耿耿于懷。1974年,霍鷹東邀請國際足聯主席和秘書長到京城。

  他們下榻在BJ飯店,卻不能住進貴賓東樓,只能住在普通樓。國際足聯主席,到哪國都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接待,何曾受過這種冷遇?霍鷹東極為尷尬,竭力解釋,仍難息其怒。

  盡管受此挫折,霍鷹東愛國熱情絲毫不減。同年,他赴德黑蘭參加亞洲足聯理事會,為恢復華夏在國際足壇的合法席位據理力爭。歷史的潮流不可逆轉。理事會最終以連續三個3/4多數票,通過同意華夏加入亞足聯的議案。

  1979年,在日本召開的國際奧委會代表大會上,華夏被剝奪30年的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霍鷹東大受鼓舞,自此大力贊助中國的體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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