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多爾袞思考著是否派阿濟格出擊之時，忽聞前方哨報傳來，明國總兵王樸所部兵馬正在搭建浮橋，欲從小凌河拐彎處渡河北上。
他初聞此消息之下，不由一陣心驚不已，明軍在女兒河、小凌河上步步進逼，處處開花，雖目前看來，仍然是以寧遠吳三桂為主攻。
但戰斗到此刻已是五路明軍北上，由此可見明軍對此是志在必得，而己方可以調動的兵力越來越是有限，可張誠的宣府軍卻仍未見現身，多爾袞的心中也不免焦急起來。
他抬頭一眼瞥見武英郡王阿濟格，突地說道：“武英郡王，你領鑲白旗勇士，并阿代、圖賴的蒙古兩黃旗勇士，即刻前往錦州南關外，迎戰明國大同王總兵。”
阿濟格先是一愣，未曾想到多爾袞竟會忽然派他率軍出擊，雖然未能如他所愿，率軍對戰吳三桂所部，但能夠獨領一路軍馬也是難得。
他喜形于色，大聲接令，轉身呼喊著阿代和圖賴的名姓，急急離去，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而此刻，戰場上明清雙方的情勢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隨著王樸的加入，清軍的兵力已略顯捉襟見肘之勢。
其實，錦州之戰打到今日，無論明軍，又或是清軍，都已然疲憊不堪，全憑著各自主將的一口氣才勉強維持。
不止是清國內部以舉國動員來應對此戰，就是號稱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泱泱大明，也幾乎是舉國動員一般。
現在全國能夠打仗的兵馬，幾乎已經全部都調集到了遼東一地，就連此戰所需的錢糧，也是從國內各地籌集，艱難運輸至此。
可以說，此戰若是敗了，大明國內復叛的流寇便再也無人能治，再也無能戰之兵可以調用，只能任由其成燎原之勢。
這一戰，不止是清國的國運之戰，也是泱泱大明的國運之戰。
無論哪一方戰敗，都將即刻面臨國力衰敗，民力不濟的局面，將再也無法應對接下來的戰事，或許就真的會因此一戰，而滅國！
在明清雙方高層之間，都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其區別只在于清國是自上而下，無論君王，還是臣子，都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然大明國的君王與朝臣，卻仍是沉浸在泱泱大明的春秋大夢之中，對錦州之戰不止是極為樂觀，更是未當作要命的大事，反而將其視為打擊政爭對手的工具，試圖在朝堂之上操縱錦州之戰的成敗。
或許只有身臨其境的薊遼總督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兵憲張斗、察院姚恭等疆臣才能有一些清晰的認識，但身處邊地，卻無力影響朝堂上的政局之爭。
只能淪為朝堂政局之爭的棋子而已！
也正是對于這些有了一絲些微的察覺，崇禎皇帝才在已然派出監軍的情況之下，再次命大太監王承恩，以傳旨的名義前來遼東，坐鎮于此。
其實，崇禎皇帝并非是一個傻子，然大明政局已然如此，整個文官集團都已經腐朽墮落，他們相互傾軋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無比龐大的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甚至已經大到連當今皇上，都不敢與之當面鑼、對面鼓的正面交鋒！
因為，這個抱團取暖的文官利益集團已然無比龐大，若是貿然與之撕破了面皮，誰能保證其在狗急跳墻之時，會做出什么樣子的事情來？
若說換一個朱家子弟來繼續做皇帝，或許還算是好的，真就逼得急了，難保他們不會將這整個朱明天下，都給改了姓。
崇禎皇帝朱由檢雖說生在了帝王之家，然其打小便受盡欺凌，他的母親劉氏當時還只是一個并不受寵的淑女，且在朱由檢五歲那年，就因受到朱常洛的責罵后死去。
朱由檢從此便由一位姓李的選侍所撫養，可不久之后，這位李選侍也生下了一位皇女，無暇再撫養朱由檢，便改由另一位李選侍撫養。
由此可見，崇禎皇帝的童年生活并不順意，且幾異撫養人，使得他養成了處事謹小慎微，且十分猜忌疑慮的性格。
即使后來被冊封為信王時，又趕上大宦官“九千歲”魏忠賢專權，朱由檢越發小心謹慎起來，生怕被魏忠賢抓住什么把柄，也將自己整治一番。
試想一下，朱由檢登基稱帝的時候也才是一個十六歲的娃娃，且在繼承大統之前，因懼怕獲罪，而小心翼翼的生活在恐懼之中。
本就沒有受到過什么帝王之術教誨的他，在上位之初，可是十分聽從東林黨等一眾文官的話，不但嚴苛懲治了大宦官魏忠賢，并一舉鏟除了依附他的“閹黨”集團。
崇禎皇帝在剪除魏忠賢一黨后，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力圖挽回明朝的衰落，實現中興大明之偉業。
因此，年歲輕輕的崇禎皇帝便輕信了袁崇煥的“五年平遼”之策，且內閣也盡用東林一黨朝臣，可未曾想朝局卻一日不如一日。
不僅“五年平遼”化為一場空談，國內更是烽煙四起，賊寇肆虐，而外部環境也日益艱難起來，隨著蒙古林丹汗的死去，后金終于騰出手來進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
朝鮮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成為其附庸。
而建奴更是在崇禎九年時，改元建國，表露出要與大明平起平坐，甚至是爭奪天下的強烈意愿。
這一切使得崇禎皇帝對東林黨朝臣失去了信任，他因此而幾異閣臣，可朝臣的心思都在黨爭政爭上，無不想著借機打壓對手，擴充自己一派的實力。
逐漸對朝臣表現失望的崇禎皇帝，越來越多疑猜忌起來，他因此而經常因小事大發雷霆，其實也是無奈之舉，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爭之意。
但作為皇帝，崇禎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總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個人，注定離不開眼前這些讓他心煩的朝臣。
他也就只能“矬子里拔大個”，在現有的朝臣之中揀選忠于自己，忠于大明的朝臣來使用。
因此，當他遇到楊嗣昌之際，大有知音之感，頂著朝臣的非議，將其提拔重用，更是對其無比信任。
而反觀素以敢戰聞名的盧象升，就因其屬于東林一黨，便引起崇禎皇帝的重重猜疑，既想用他，又要防他，處處掣肘，終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戰。
至于現在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也無非是楊嗣昌的替代。
崇禎皇帝心中明白，陳新甲之能遠在楊嗣昌之下，但其不是東林一黨，且能夠遵從崇禎皇帝自己的意愿辦事，這才是陳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
而近幾年里，崇禎皇帝所表現出來的猜忌與擅殺，更是其對于東林黨，對于整個文官集團的憤怒抗爭。
治國理政之事，何其繁多，既然注定離不開文官集團的支持，那就只能與其達成一個巧妙的平衡，若是無法達成這個平衡，恐怕也只能借故殺幾個人，也好出一出胸中悶氣。
正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張誠悄然出現，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點火光，凜冬中的一絲暖意，讓崇禎看到了一種可能。
因于此，崇禎皇帝才大力扶持張誠，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與勇敢，更是他背后沒有文官集團的影子。
其實，崇禎皇帝對于盧象升、楊嗣昌、陳新甲等人提攜扶持張誠之事，都是心知肚明，只不過這些并不影響張誠對于皇帝的忠誠，所以才未加干預。
早在繼位大統之初，崇禎皇帝聽信了一幫東林黨的巧舌美言，將派駐全國各地的宦官監軍等等都撤回了宮中，然一切卻事與愿違。
自此以后，他也再一次重新啟用宮中的內監，派到各處關鍵地方，充任監軍等諸般職事，自然也少不了恢復暗探私察密訪等事務。
當然在一時之間，很難將錦衣衛、東廠的探子密訪之能，恢復到其鼎盛時代，但對于一些關鍵之處，還是有所布置的。
何況宣府乃是朝廷邊防重地，自來就是密探盛行之處，雖然數年間無所事事，許多原本的探子已經奔走他鄉，或是改做了別的營生。
但總有些人還是會被尋回來，雖然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才會重新回來做朝廷的密探，但他們已無暇顧及。
這其中自然就有張誠派出的諜報人員，許多關于張誠的假情報，就是如此層層遞送到當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
當然，對于這一切，崇禎皇帝是毫不知情，他對于錦衣衛和東廠還是無比信任，尤其是東廠密探所刺探和暗訪到的情報。
崇禎皇帝因此對于張誠也是極度信任，他一心想要將張誠扶持起來，不止是為他平定流寇和韃虜，更是想要借助這一外力，來制衡已經逐漸失控的文官集團。
此前，崇禎皇帝也曾對滿朝文武諸臣深感失望，也曾想過要起用明初與成祖時期的勛臣后裔，說他們“畢竟是我家世官”，以此來制衡文官集團的勢力，實現中興大明的愿望。
為此，崇禎皇帝還特意恢復了已經停止近兩百年的勛臣后裔騎射比武，可當他在煤山舉行親閱儀式后，卻大失所望。
本是想著從中選拔精勇干練之才，“以備干城之用”，可這次儀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國楨一人，能夠連中六箭，而其他勛臣后裔則都是表現不佳，難堪大用。
滿朝勛貴之后裔又何止百人，而最后被選拔起用的勛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國楨、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忻誠伯趙之龍等寥寥數人而已。
朝臣昏聵不忠，只知黨爭政爭不斷，武將個個貪財，又怯弱不能戰，而今滿朝勛貴更是幾乎無人可用，那種絕望是有多么折磨人？
張誠卻恰恰在這時出現，他就如同是為崇禎皇帝量身定做的一位救世能臣武將般，就這么神奇地出現在大明末世。
世間的種種巧合，皆有其緣，總不會無緣無故的生出一些事情來。
或許是上蒼也不忍看到，中華兩百年文字獄大興，思想禁錮，終落后于世界大潮，致使遭受百年之屈辱。
才在這一世，送張誠來到這個大明末世，看他能否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大明！
宣府軍駐地依舊是一片沉寂，可這種沉寂卻給人無比壓抑的感覺，似乎每時每刻都有可能會發生大事一般。
整個黃土嶺從上到下，盡是各色旌旗迎風招展，當然其中最多的還是紅色的旗幟。
張誠立身在山腰部，正對著小凌河的一處石頭城堡的平臺上，望著遠處的小凌河，從河岸邊開始一片片紅色旌旗，向著黃土嶺這邊延展過來。
紅色，是喜慶的顏色，也是熱血的顏色。
然紅色的旗幟，對于張誠而言更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那是英雄用鮮血所染紅的！
紅旗的信念，可以說早就深深根植在張誠的心中，作為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他心中對于紅旗的執念不可磨滅。
張誠之所以對于大明情有獨鐘，除了因為大明王朝是中華最后的絕唱，更有“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豪氣與悲壯。
大明王朝的氣節，就如正德年間四川右布政使敖英，在他的筆記中所言：“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
除此之外，大明屬火德，因此尚紅，然對于張誠而言，紅色又有其極為特殊的意義，這也是他鐘情于大明的一個因素。
就在他心中無限暢想之際，車營游擊魏知策走到身前，稟道：“大帥，各營都已集結完畢，等待大帥示下。”
張誠收回目光，落在魏知策的身上，對他說道：“洪督還是沒有讓我等閑著，如今大軍北進，而你卻要留守黃土嶺，心中可有怨言？”
魏知策卻不以為意，他直言：“知策追隨大帥，不求建功，只為殺奴。然我宣府軍殺奴，亦與知策殺奴無異。怎會心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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