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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9章:歷史的必然性

  “春官知道為父為什么會搞這東西嗎?”

  在對外宣布要推行一條鞭法,把大明朝各種復雜稅收整合到一起來,然后全都以銀錢收取,并且“攤丁入畝”,把收取田稅的根據來源定在田畝之上,只按照田地大小收稅,相當于解放了部分農民生產力后,朱見濟沒有在乎外面的紛紛擾擾,只是好奇的問朱佑櫟。

  眼下,朱佑櫟已經七歲了,如果算虛歲,還得多加一年,加上人天生聰穎,啟蒙又早,并不能再把他當成一個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來對待。

  所以朱見濟也時不時的那一些政務過來跟兒子做游戲,把復雜的事情一點點的掰開了跟兒子解釋清楚,讓他盡量理解,然后得出自己看法。

  說得好了,朱見濟自然是不會吝嗇表揚的。

  朱佑櫟的老師們基本都是內閣大臣,作為帝國繼承人,商輅他們偶爾也會跟小太子提一下關于自己對政務的看法,其中目的除了開拓太子眼界,培養出合格的未來帝王,自然也少不得用自己態度去影響儲君。

  但就事論事,他們這么做,還有朱見濟在其滿五歲后,每次出宮基本都會帶著好大兒一塊去見見外面的花花世界之事打底,朱佑櫟思考的范圍是很廣闊的。

  于是小太子沉思一陣,帶著嬰兒肥的,跟他爹幼年時一般無二的胖臉上嚴肅無比,最后說道,“是因為民間經濟發展起來了。”

  他爹經常跟他念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以當執政者還算正常君主,要對社會做出一些正常改革時,必然逃不過這個原因。

  朱見濟聞言哈哈大笑,對兒子拿這種政史考試上的萬能用語來回答問題并不否認,只是繼續問道,“如何見得?”

  朱佑櫟于是嚴肅指出,“父皇經常帶我出去,也讓我看太府寺總結的報告…這兩年來,民間的不少東西都有漲價現象,但出宮去外面微服龍游,又少見百姓對這件事有滿心抱怨,可見這種程度對他們來說還能忍受。”

  太平日子過久了,滋生出來的東西有許多,也是逃不過“漲價”這步驟的。

  畢竟民間囤積的財富多了,總需要去穩定交易兩端的平衡。

  而且伴隨著海外流入的金錢越來越多,原來金幣、銀幣的購買力,必然是會跟著下降的。

  正所謂,物以稀為貴。

  大明寶鈔的飛快貶值,也是典型的例子。

  而不管是朱見濟還是朱佑櫟,看到對比起過去的物價,乾圣十六年的物價上漲程度并不是很高,屬于正常爬升,便不去多管。

  只要不是惡意抬高價格,把衣食住行方面的剛需炒到普通老百姓需要花一輩子才能負擔得起的地步,那皇帝也不會太緊張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在乾圣朝,惡意販賣糧食這種奸商行為,可是能夠被判處全家流放,去海外為大明做貢獻的“大好事”。

  沒到利欲熏心的地步,正常商人也不敢去做這種事。

  房子問題,除了城市里的住房隨著人口增長出現了一些短缺,以眼下上億的人口,大明的領土還是承擔得起的。

  大不了,把人打包去海外嘛!

  海外領土地廣人稀,正需要不少勞動力來開發建設。

  “還有嗎?”

  朱見濟期待的看著兒子,希望再聽他分析一點。

  朱佑櫟于是抵著自己的雙下巴思考,想了好久沒有想到其他的說法,便搖了搖頭。

  “好好好,也差不多了。”

  “你這樣的年紀,能想到這點東西,已經有為父當年的風采了!”

  朱見濟好不要臉的夸完兒子夸自己,絲毫不管他的神童名號是靠著兩世為人刷出來的。

  他對兒子解釋道,“物價上漲,老百姓的日子總歸是會有點難過的,不能只看北京這邊的東西。”

  大明這么大的地方,日子難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北直隸生活舒坦,那是因為它乃天子周圍地區,皇帝還喜歡有事沒事出去溜達體驗民情,不管表面還是實際,總得把東西搗騰的好看一些。

  畢竟有點差錯之地,當地主官只能就要丟烏紗帽了。

  朱見濟對此也是知道的,所以這些年出宮活動,一般都是出其不意,叫上幾個侍衛或者把已經發福起來,挺著一肚子肥油的徐永寧叫出來,君臣哦吼一聲,就跟脫了肛的野馬一樣出了城,完全沒給宮外人準備的機會。

  突擊檢查,這可是自古以來檢驗真才實學的好手段。

  所以直隸人過的如何,皇帝自問還算了解。

  但像西南、西北那樣的地方可不行。

  本來就是落后之地,要是收入水平沒能跟上,反而是物價全國統一了,那大小就有問題。

  偏偏對此,朱見濟也是苦惱不已。

  還是前面的理由,承平日久,除了糧食這種硬性產品要被控制在一定價格之外,其他的基本都會出現浮動。

  大量的錢幣流入市場,貨幣也肯定會跟著貶值。

  這事情無法避免。

  西部地區那些收入遲遲漲不上去,可又要面對高起來的物價,基本都會選擇去進工廠打工——

  為了促進國內商業的發展,推動科技普及,朱見濟在前幾年就陸陸續續開放了一些工廠的開辦權,并沒有一直讓皇室對之進行壟斷。

  想當年的皇家紡織廠,現在也就在北直隸這邊招收一些工人,給這邊的人提供就業機會,更多的工作也是協調北方紡織行業的運轉,讓其能夠健康有序的發展。

  至于皇室的產業收入,則是有海貿、礦業等等來源,并不強求在紡織業上吸金。

  可以說,原本的“皇家工廠”在皇帝開放了辦廠權后,經濟上面的職能正在緩緩向著政治職能轉變。

  只等以后市場繼續變動,這樣的轉變會更加徹底。

  而民間自己開的工廠,則是為那些日子難過,或者想追求更高生活的人提供了新的道路。

  畢竟工廠老板一年可以獲得的利潤,遠比種田的地主來的多,又有朱見濟要求,部分老板起碼是能給打工人多發點工資的。

  眼下的情況,便是一些農民過不下去,選擇加入工廠。

  唯一的差別,就是皇帝還管得住這些人,這些事,肯幫農民工一把,讓他們不至于羊入狼口。

  朱見濟一直都在避免走上歷史原來的道路,但沒想到兜兜轉轉,仍舊如此。

  這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嗎?

  “所以為父現在搞攤丁入畝,一條鞭法,本意也是在減弱百姓負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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