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李曄回到長安，倭國的使者也追到了長安。
這一次姿態放得極其低下。
藤原忠平的小心思全都沒有了，只求罷兵言和。
當然，只是與大唐言和，跟王審知還沒完。
畢竟倭人的都城還在王審知手上，最富庶的畿內道正在消化當中。
劉知俊殺伐太重，惡名傳遍倭島，被倭人稱之為“殺生王”，倭國名重一時的大將，除了源經基，基本都死在他的進攻中。
倭人已經失去與唐軍爭鋒的勇氣。
這也是倭國朝堂的共識。
醍醐動輒聲淚俱下，要復百年之故都，卻無人理會，到了如今的地步，就算是主戰派，也不愿再直面唐軍了。
倭國形勢一片大好，已經超額完成當初的戰略構想。
劉知俊攻下西海道、山，山陽道，倭人幾乎四分之一的土地被收入囊中。
若算上王審知的南海道、畿內道，倭人一半的土地淪陷。
其中腹心膏諛之地畿內道包含了倭人一半的人口。
假以時日，倭人滅國之厄不遠。
藤原昌平空口白牙就想求和？
李曄心中暗笑，這才哪到哪？你們不想打就不打了？
王審知的使者也來到長安，請求購買糧食、兵器、盔甲等物。
如果是兩個月之前，李曄確實需要錢，但在抄沒裴氏的非法所得之后，大唐已經不缺錢了。
在與張承業、楊師厚、朱瑾、李承嗣等軍政大員商議之后，還是決定支援王審知。
但不是購買，而是兌換倭人青壯。
遼北與漠北建城，需要大量勞力，中土百姓自然不愿跑那么遠，而當地本來就人口稀少。
契丹、室韋戰俘又不服管教，動不動就出現逃亡事件。
關鍵他們放羊牧馬還行，筑城就實在強人所難了，工程質量不堪入目。
語言上也存在很大障礙。
大量的精力花在管理上。
而倭人就沒有這么多的毛病，后世倭人不是號稱有匠人精神嗎？正好為大唐添磚加瓦。
王審知占領的畿內道，別的沒有，倭人到處都是。
李曄去信一封，讓李禔全權負責此事，李巨川協助，可就近征調山東、淮南、江西、荊襄、廣東五道的糧食、兵備。
占城稻的推廣今年頗有成效，淮南、江西、廣東產量幾乎翻了一倍。
糧食、鐵、馬等戰略物資，一直都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
至于倭國的談判，李曄也全權交給李巨川。
從目前形勢看，倭國雖然一敗涂地，但倭人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要求收復平安京。
醍醐與忠平軍事上的無能，深深刺激了中層的領主豪強，下層武士階層更是大為不滿，倭人內部也在凝聚著一股情緒。
這股情緒猶如火山，一旦爆發，倭國就會迎來新一輪的劇變。
這個時候，李曄當然不愿和談。
至少在倭人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誠意之前，李曄絕不會接受和談。
原因很簡單，唐軍還能打。
兩萬大軍的規模，如今的大唐，完全能夠承擔。
而且劉知俊在倭土以戰養戰，也沒有耗費多少糧食，從上個月起，山、山陽道占領區的倭人為了平息劉知俊的殺性，主動上繳糧食與各種稅收。
三年前征伐遼東，還有將士動不動求請歸鄉。
如今在倭國的天策右軍，若是連前期的整訓時間算上，也快一年了，在倭國風生水起，沒一人提思 (本章未完,請翻頁)
第(2/2)頁 鄉之事。
這也是募兵制的職業軍人與府兵制的區別。
戰爭能給他們帶來利益。
士兵的素質也提升不少。
只要皇城司與宣教使兩只手不缺失，就會成為大唐的神兵利器。
除了利益，這么多年一直潛移默化推行的榮譽、忠誠，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向上的道路被打開，將士可以憑借功勛提升官職，或者換取土地、錢財。
國家對傷殘軍人也有贍養照料的義務，大唐與將士之間的羈絆不斷加深。
不過，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之上的。
維持這個體系的運轉，就必須保持向外的擴張，以收取足夠的利益。
如同后世的美帝。
全面戰爭不輕易打，但局部而有限的戰爭一直不斷。
既保持了國家的利益也保證了士兵的利益。
天地萬物，其內在的規律其實都是利益鏈條的有序運轉。
歷史上，李存勖在平梁之后，就開始忽略士卒的利益，內政和經濟一塌糊涂，以至于后唐的精銳部隊紛紛離心，主動挑起叛亂，挾李嗣源為帝。
趙宋收天下精兵為禁軍，圈養在汴梁城內，杯酒釋兵權，的確解決了中晚唐五代以來的藩鎮之禍。
但手上有了鐮刀，卻不愿拉出去收割利益，空有百萬兵力，花費越來越多，戰力卻越來越低下。
所以兩宋羸弱不堪。
叢林原則，你不打別人，別人起來了就一定會來打你。
為了提升宣教司的地位，李曄進行了一些細化。
分宣導使、教導使、宣教使、宣撫使，其中宣導使與教導使分別對應地方與軍中，采用九品制，最多到正四品。
宣教使從三品到正二品，需文武雙全，精通兵略，負責一軍之軍心，有作戰知悉權、參謀權，但不得干涉主將的軍事決斷。
宣撫使也是從三品到正二品，位在布政使之下，但不屬于布政使管轄，也不得干涉地方政務，負責體察引導一地之民情、民心，糾察地方政務軍務，做出正確評估，向朝廷匯報。
此舉意在加強朝廷對地方和軍中的掌控。
讓宣教司體制化，成為大唐正式的機構。
這幾年隨著大唐走入正規，大量人才涌入科舉之中。
宣教司逐漸不受待見，成為一些落第之人暫時的棲身之地，心思從不在宣教司上，三年之后再考，有了功名，立即水往高處致的利己主義者無處不在。
特別是馮道、韓延徽、宋齊丘三人，成為無數讀書人的典范。
從地方小吏，一躍而登天子明堂，參與國政機要。
激勵了不少人。
上升的通道是打開了，但選擇也多了。
宣教司與皇城司一樣，都是高危行業，不僅需要學識，還需要膽氣與智慧。
而地方知縣、知州，則不一樣，地位尊崇，手握大權，自然成為士子們的首選。
連尚學出身的子弟也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
都想著當官，想著輕松，官場早晚會出問題。
這么多年，中流砥柱一直是退伍將士。
只有他們一直忠心耿耿履行著職責。
宣教司對新生的大唐有多重要，李曄心知肚明。
中晚唐五代的藩鎮之禍，如果不想走趙宋的路子，就要走宣教司的路子。
對將士進行忠誠教育，賦予其家國大義。
有鑒于此，李曄提升宣教司的地位，也就在理所當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