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詠霖繼續了解這件事情的內幕，得知趙眘在一次明宋戰爭之后，面對明國的巨大軍事壓力，一度打算承認南越國在事實上的獨立，以此換取南越在軍事上對他的支持。
甚至他還研究了南越國的國號，準備封李天祚為正式的安南國王。
他認為南越只要得償所愿，一定會響應南宋的要求，不說派多少兵馬吧，至少也能弄來一些物資補給什么的給南宋回口老血。
但是這個進程被明宋第二次戰爭打斷了。
明軍大規模南下，包圍臨安，下最后通牒，張栻遁入臨安城內策動沈該搞政變，趙眘廢了，南宋連自己的國號都保不住，安南國這個稱呼也就不復存在了。
所以直到如今，南越依然是南宋的法理領土，南宋官員不管承認不承認，都認為南越之地是中國郡縣，而不認為是獨立的國家。
蘇詠霖為此感到很高興。
“趙構雖然軟弱無能，但是偶爾也會做一件好事，趙眘倒是個仔賣爺田不心疼的家伙，真要給他封了，我到時候還要費一番周折，可現在根本沒有什么周折了。”
蘇詠霖接連推翻金國、南宋，也就在事實上接手了金國和南宋的法統。
不管自己內部怎么看待這種事情，如何解釋革命和王朝更替之間的關系，至少當前看來，外藩小國都是以南宋法統繼承者的身份來看待明國的。
既然如此，明國對待南越領土的態度自然而然也就繼承了南宋對南越國領土的態度。
這是我的。
我拿回我自己的領土，名正言順。
蘇詠霖頓時感到這一波可操作性實在是太大了。
按照如此法理關系來看，他完全可以找個簡單的借口就開戰，完全不需要顧忌什么國際觀感，我自己拿回自己的領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別人管得著？
你特么干涉內政啊！
一番思量之后，蘇詠霖便在洪武九年的新年宴會上邀請了廣州外國商人一起參加新年宴會。
新年宴會進行時，蘇詠霖當場告訴占城國商人，說自己決定承認鄒亞娜占城國王的身份，讓他派遣正式的使節過來就可以了，自己一時半會兒還不會離開廣州。
占城國的商人大喜，而蘇詠霖的余光也發現部分南越的商人面色有變，不那么開心的樣子。
國際政治就是這么個玩法。
想要世界上的盟友，想要勢力范圍，那就要主動出擊，真金白銀的砸進去，讓人家覺得有利可圖，跟著你這個大佬為你賣命有好處，才能獲得實實在在的回報。
就算想要狗自帶狗糧來投靠，本身也不能少了買狗糧的錢和大撒幣的氣魄。
總得讓狗看到希望不是？
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蘇詠霖打算充分利用鄒亞娜作為自己撬動東南亞政治板塊的支點，介入到東南亞局勢當中，以占城國為重要盟友，對南越國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
高麗也好，日本也好，都在大明國的菜單上，現在填上一個南越，多你一個不多。
更美妙的是，這塊土地本身就是中國的聲明領土，從未放棄對它的主權聲明。
蘇詠霖的視線放在了那張他所鐘愛的世界地圖上，盯著地圖上的紅河平原一帶，對這一帶優厚的農業生產條件十分看重。
如此美妙的一塊沖積平原，善加經營，完全可以成為國家谷倉，成為明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反哺中原未可知。
他的心里，已經把收復南越之地當作是這場正在進行中的偉大的國家統一戰爭當中的一場必經之戰了。
這是統一，名正言順的統一。
洪武九年正月，蘇詠霖在廣南東路巡查了一陣子，在各地勸農勸耕，親自參與到了一些新農村的組建工作當中。
他手把手指導當地的新人復興會員們如何工作，和他們同吃同住，日夜相處，向他們傳授經驗。
在這個過程中，蘇詠霖發現發現廣州復興會的問題并不單純。
當前來看，廣州復興會內部只有極其少數的本地會員，因為工作開展不到位，這些本地復興會員數量少，也沒什么話語權，但是非常有工作熱情，對于改造自己的家鄉很有想法。
除了他們之外，絕大部分會員都是復興會總部調派來的外地會員。
當初調來廣州工作的外地復興會員里有相當數量的剛剛從培訓班里出來的新人，配合一些有經驗的老會員引領他們，復興會總部是打算用廣州作為培養新人的地方。
這群人當中絕大部分都是滿懷理想和希望來到廣州的，希望大展拳腳改變廣州，帶領廣州的農民們走向新生活。
剩下的少數人則表現出了對被調往廣州這件事情不滿意的態度。
似乎他們并不希望來到廣州工作，他們不喜歡廣州的落后和炎熱潮濕的氣候，對于在這里工作感到十分的難受，有很強的抗拒心理。
根據了解，蘇詠霖得知有一些人多次向組織申請調離廣州，說自己實在是適應不了廣州的氣候，想回到家鄉工作，實在不行，調回江北也可以。
因為他們的請求沒有被批準，所以這部分人非常沒有干勁，做事情是能推就推，工作經驗沒積累多少，摸魚經驗倒是十足十。
接下來是干部群體，也就是分部組織里的各個系統的負責人們，他們對前來廣州工作這件事情也是看法不一。
一些人體現出了較強的工作熱情，希望做出一番事業。
一些人則體現出了無所謂、得過且過的態度，他們能欠缺工作熱情，缺乏解決問題的干勁，且其中一部分人對于被調到廣州這種他們印象中的蠻荒之地很不高興。
在他們看來，這似乎等同于流放，是不被重視、被邊緣化的意思，這使得他們不高興，或者是心灰意懶。
而得過且過的干部數量在內部是比較多的，多于愿意做事的干部的數量，以至于廣州復興會有很多事情很難推進下去，很多行之有效有建設性的想法在會內都不能得到統一認同。
也因此，會內的矛盾比較大，希望做事的干部和不想做事的干部之間有較為尖銳的沖突，底下會員們也不知道到底該聽誰的，該怎么行動，有些時候一個方案提出來施行沒幾天，又被叫停了。
工作反反復復，不僅讓民眾對廣州復興會的看法很不好，復興會員內部也是想法多多，意見多多，不少有理想有追求的會員都很不舒服。
他們試圖向上級反映，要求上級給他們一個說法，但是得到的總是含糊其辭的回答，這讓他們很失望。
于是漸漸的，一些地方的民眾都對復興會很是失望，不再響應他們的號召。
而一些僥幸活下來的地主豪強則開始趁機興風作浪，各種造謠，各種攛掇農民反對復興會，進一步增加了復興會推進土地改革的難度。
等這些問題實在是無法忽視了之后，廣州官府被迫下場，廣州刺史下令逮捕了那些興風作浪的地主豪強，以陰謀造反的罪名、用強制手段把他們滅掉了。
這當然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并不是最優解，反而是無奈之下的終極手段。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廣州官府被迫給廣州復興會擦了不少此屁股，為此擔任復興會分部副主任的廣州刺史謝元良對主任胡信有很多看法，兩人關系不好，吵了好幾次。
但是他們并沒有將這些事情上報到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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