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泉州，廣州有著并不遜色的城市建設和異域風情。
泉州那塊主要有很多高麗日本以及中東、歐洲的商人，而廣州這里則集中著很多東南亞地區乃至于印度地區的商人，二者側重并不一樣。
蘇詠霖在這里視察了廣州的市政，視察了這一帶地區的交通狀況和農業生產狀況，主動和城市里的市民交談，也外出和周邊鄉村的農民們交談，更會與海上漁民交談。
通過一番深入了解，蘇詠霖發現廣州地區的情況和杭州、泉州等地方還不太一樣。
明國通過二次明宋戰爭獲得廣州的控制權之后，也實行了復農政策，勸農勸耕，但是效果并不明顯，市民人數并沒有顯著下降。
經過蘇詠霖的實地考察和當地官員的匯報，蘇詠霖發現這是因為開發較晚所導致的問題。
因為開發較晚，人口不多，所以這一地區的人口和土地之間的矛盾還不是很大，且主要人口集中在珠三角地區，珠三角以外還有十分廣大的待開發區域，遠沒有到杭州泉州那一地區的惡性內卷的程度。
當然，這里絕不是什么人間仙境，階級矛盾同樣尖銳。
沒開發的土地的確還有很多，但是已經開發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地主豪強手里，普通農民要么選擇開荒，要么選擇進城務工。
開發土地不是說今天一把火一燒就能開始種地了。
從一塊荒地到可以生長糧食的良田，要經歷很多道流程，要翻土，要排水，要除草，要施肥，許多許多步驟，起碼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來伺候土地，期間需要付出的成本非常大。
地主豪強們擁有最強的資本，本該承擔這一工作，但是他們不，他們不想承擔開墾成本，他們想白嫖。
于是他們就串通官府，搶奪自耕農們辛辛苦苦已經開墾好的土地，逼著自耕農承擔開墾成本，他們坐享其成。
自耕農們斗不過有官府拉偏架的地主豪強，只能被迫離開家園，重新找荒地開墾，廢了老牛鼻子勁兒終于開墾成功了，付出不知多少精力和時間乃至于生命，終于，荒地變成良田了，可以產出糧食了。
結果地主老爺們笑瞇瞇的又來了。
時間一長，自耕農們發現自己根本保不住好不容易開墾出來的土地，所有投入成本全都白費了，根本不可能翻身致富。
于是他們放棄了掙扎，躺平，進入廣州城謀生，不做農民了。
于是嶺南之地的開發進程就緩緩停滯下來，在沒有新的韭菜南下進入這一地區并且天真的進行開墾之前，這一地區的開發程度將長期持平，很難繼續推進。
除了極少數良紳會拿出一些成本組織農民們開墾荒地之外，大部分地主豪強們都不會費時費力開墾荒地。
只要還有自耕農，他們就能通過自己的權勢做無本買賣。
能躺著掙錢，為什么要下地勞動？
自耕農們被地主們剝削的差不多了失去開發荒地的動力了之后，地主豪強們也不會拿錢出來開發皇帝，而是開始擺爛。
大家一起躺下不作為，反正讓我們出錢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出錢的。
這種狀態再疊加上嶺南地區的自然環境，便長期被中央政府無視，視作蠻荒苦熱之地，不愿意投入資源，遂長期不能發揮真正的價值。
這一現狀其實也給明國帶來了不少麻煩。
到明國控制廣州的時候，首先就把在戰爭中獲得的土地整理一下，準備分給農民耕種，先建立一批新農村做示范區，然后再發動土地革命，號召農民們站起來反抗地主。
然而他們卻發現廣州城內數量龐大的市民之中愿意回去做農民的人并不多。
很多市民更加愿意經商做生意出海，反倒不愿意做回農民耕田種地了。
雖然經商出海做生意風險大，但是回報也很高。
有些人運氣好，收入比做農民高多了，也有些人運氣更好，人也聰明，靠著出海經商賺了大錢，過上了很好的日子。
廣州港商貿繁榮，貨物吞吐量全球獨一檔，只要去港口，只要是個勞動人口，總能找到活做，而且收入還不算很低。
稍微省著點，攢點錢，苦個幾年，自己也能混條船做做小生意，或者開個店鋪賣點吃的喝的，也能賺錢。
然后就能張羅著娶媳婦兒生子了。
在這種地方民間嫁娶倒也不是什么困難的事情，更遑論很多窮苦人家賣兒鬻女，價格低廉，買個媳婦回去傳宗接代并不是難事，也不是什么少見的事情。
這日子就能過下去了。
而做農民…
你明國說的好聽，土地是我們的，鬼知道你啥時候又要把土地收回去變成你們的，辛辛苦苦一整年，到頭來啥都得不到。
開墾荒地那是更不可能，不可能開墾荒地的，這輩子都不會開墾荒地的，只能打打漁做做生意啥的混口飯吃不至于餓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們靠著汪洋大海，總不至于被餓死。
分土地之類的鬼話我們聽的多了，當年那群地主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斗不過，躺平還不行嗎？
除非你們把大海都給收走，那算你們本事。
不少官員和復興會會員去給市民們做思想工作的時候，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被市民們陰陽怪氣一頓，表達了充分的不信任感，所以一點脾氣都沒有。
為此，他們在心里已經把那些該死的地主老財罵到了祖宗十八代。
可是罵歸罵，整個廣州的勸農勸耕工作還是很不好做。
一直到蘇詠霖抵達廣州之前，官府都沒有大規模展開土地革命，手中掌握的開墾好的成品土地也沒有完全劃分出去，更別說組織人力開荒了、擴大生產了。
只有復興會員和駐軍能在官府的請求下幫忙開墾荒地，其他除非花錢雇傭人手，以做工的方式讓市民幫著做農活，還要日結工資，否則招募職業農民是招募不到的。
這種情況一點也不好。
所以蘇詠霖抵達廣州之后，在農業問題研討會上，甚至有人提出干脆重整行業生態算了，總不能讓土地就那么荒蕪著，做生意賺再多的錢，也不如地里長出來的糧食重要，重農抑商絕對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應該限制城市人口從事工商業，用法律把他們趕回農村做農民。
對于這種想法，蘇詠霖感到了錯愕。
他不知道為什么廣州的官員會提出這樣的想法。
然后便是怒火上涌，大發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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