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日兩國有一段長達十年的蜜月期，從政治上來講，日本需要和身為五大常任理事國的近鄰打好關系，從經濟上來講，他們需要踐行以日本為雁頭，以亞洲四小龍為雁身，以中國大陸與東盟各國為尾翼的雁陣理論。
即日本先發展某一產業，當技術成熟，生產要素也產生變化時，這些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轉弱，接著亞洲四小龍自日本移轉技術或產業轉移，開始發展此一產業，在此同時，日本產業結構升級到另一個新的層次。
同樣地，當亞洲四小龍在該一產業發展成熟后，這些產品的生產又轉移到相對更落后的國家發展，亞洲四小龍的產業結構也相應升級，呈現出有先后秩序的發展。
所以日本向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建設了許多援建項目，包括鐵路、公路、機場、橋梁等基礎設施，也包括一些公共建筑，這些項目遍及中國各地。
而由于中國建筑設計水平和日本相比還比較落后，所以一些大型項目的設計任務就落到了日本建筑師手里，像黑川紀章這么有名的大建筑師，有人邀請他來做項目一點兒也不稀奇。
至于兩位建筑師聯合設計，在建筑界同樣不是什么少見的事兒，北京大興機場就是由扎哈和appi聯合完成設計工作的。
“哎呀，其實現在就有一個很適合的項目！今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的時候，和貴國達成了一項協議，要在北京修建一座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之前他們邀請過我來設計這件作品，我暫且沒有回應，不如就由我們兩個來完成這項設計吧！”黑川紀章問道。
“如果有關部門許可的話，我當然沒有問題！”林樓這次倒是沒有拒絕，現在亞運會的任務還早，他完全有時間完成這項工作。
至于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他后世也去看過，黑川紀章的確在這個項目里出了力，但是卻引發了一些很不好的后果。
該項目的建設費用是由中國方面的財政撥款和日本方面的捐贈款項構成，建筑師則是日本的黑川紀章還有中方北京市建筑設計院的李宗澤先生，但是等項目建成的時候，人們在新聞報道里就只看到了黑川紀章的名字，同樣是這個建筑群規劃設計者的李宗澤先生的名字，則在新聞報道里被抹去了。
難道這個項目就是黑川紀章一個人設計的么？顯然不是，實際上當李宗澤先生按照合作協議的規定，帶著規劃設計方案前往東京的時候，黑川紀章這邊還沒有開始動工呢。
他在看了李宗澤先生的方案和規劃模型，又聽取了他的設計理念之后，黑川紀章表示這是很有魅力的方案，整座建筑群被分成互為聯系、互相呼應的東西兩部分，南北兩端則留下開闊的園林空間，與毗鄰的城市公園相融和。
整個建筑布局與體型環境呈現出一種平和友好、和諧歡樂的氣氛，這套方案的整體布局和空間構圖的基本模式成為繼續完善方案的基礎，被保存下來，并且應用到了最終方案當中。
經過兩個多月的合作，李宗澤先生和黑川紀章在該方案的基礎上，對建筑項目的安排、建筑個體的造型、構圖等等，做了更具體、更細致的調整、雕琢和推敲，將折線構成的游泳館、飯店、別院改成橢圓形和圓形。
在方案的討論中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黑川紀章原本打算把飯店設計成圓柱形，外墻用紅磚砌成，窗戶較小，頂部有一個遮陽帽似的頂蓋。
但是這個方案很容易讓中國的老百姓聯想到當年日本鬼子在中國土地上修建的大量炮樓，所以李先生堅決不同意這個方案，中方的官員也堅決支持李先生的意見，最終這個方案被否決了，改成了另外的方案。
方案確定之后，雙方分別完成施工圖，李先生負責中國出資的飯店，以及整個室外環境和園林部分的圖紙，黑川紀章則負責日本捐款修建的游泳館、劇院和研修用房的施工圖；這套方案得到了業界專家的一致好評。
可等到項目正式落成后，在國內新聞媒體的報道上，卻只有國際建筑大師黑川紀章的名字，竣工儀式上，主辦方在主席臺上為黑川紀章安排了座位和發言，卻沒有李宗澤先生的位置，這種情況實在是讓人感慨不已。
雖然在工作進度上有點偷懶，但這件事卻不是黑川紀章的意思，而且主辦方和中國媒體的主張，讓李宗澤先生蒙受了巨大的委屈。
究其原因，一來在國內的媒體上，長久以來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報道攝影作品的時候要提攝影師，報道文學作品的時候必然會提到作者，報道畫作的時候同樣如此，但輪到建筑作品的時候，卻很少提建筑師的名字。
這是因為集體主義的影響，在很多人看來，一座建筑能否成功，是集體的功績，包括勘查地況的技術人員，建造樓宇的工人，如果特意點名建筑師，那豈不是成了他一個人的功勞？所以在媒體報道上就沒了建筑師的名字。
直到貝聿銘、黑川紀章等外國建筑師進入國內，才逐漸改變了這一情況，那些新聞記者看到這些迥然不同的建筑作品后，理所當然地將其歸為國外建筑師的功勞。
而且不管貝聿銘也好，還是黑川紀章也罷，都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建筑大師，是被咱們千辛萬苦邀請來的，你要是不提人家的名字也太不合適了吧？
但是在對待咱們自己的建筑師上，就沒這么寬松了，國內的建筑師，在咱們自家家里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還勉強能忍。
可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中心明明是李宗澤和黑川紀章共同的作品，那為啥只提黑川紀章的名字，而不提李宗澤的名字？這就有點忍無可忍了！
要是按照國內的習慣，倆人的名字都不提也行，一視同仁么！或者按照國外的習慣，把倆人的名字都提上，在主席臺上給兩位都安排上座位，這樣也可以！
可你最后只提了黑川紀章一個人！這讓大家伙看了，豈不是說李先生啥也不沒干？這怎么能忍得下去？合著我們成了吃白飯不干活的了？
這一情況引起了許多建筑師的強烈不滿，他們還專門開了討論會，來討論這一情況，除了討論中日青年友好中心設計上的成就和得失之外，還希望能夠發出自己微弱的聲音，改變輿論和社會風氣中對國內建筑師不公平的一面。
相關領導口口聲聲說尊重人才，尊重知識，但是等聽說討論會召開的時候，又擔心得罪日本方面，得罪黑川紀章！
在討論會結束之后，新聞媒體提到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中心的時候，依舊只說“世界級建筑設計大師黑川紀章”，而從來不提李宗澤的名字，建筑界的呼吁并沒什么卵用。
這種區別對待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是改革開放后打開國門看到巨大差距的自卑感的體現，這導致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家一提到建筑設計，總是本能地覺得國內的建筑師水平不行，外國的建筑師才厲害。
就算王澍拿了普利茲克獎，就算馬巖松在國外競標拿下一個又一個項目，這種情況也沒多少改變；在建筑設計競標中，就算是同樣的水平，甚至是在中國建筑師作品比外國建筑師略強的情況下，甲方最終還是會選擇和外國建筑師合作。
林樓后世的那次失敗就有這樣的原因，這種區別對待可謂是由來已久了，所以林樓一聽說黑川紀章要邀請自己參與中日友好中心的設計，就馬上答應下來，他想和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抗爭，想糾正這種貽害甚遠的習慣。
面對外國先進的地方我們要學習，這也是必須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妄自菲薄，不敢承認自己優秀的地方，實事求是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這件作品既然有我的功勞，那么你就應該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林桑你在歐洲和美國屢獲大獎，我想貴方的負責人也一定會歡迎你加入到這個項目中來的！”黑川紀章倒是沒覺得這事兒會有什么意外，現如今的中國建筑界，除了吳委員、關院士這樣的老一輩，難道還有其他比林樓更優秀的建筑師么？
“那么，下午我們就去看看土地吧，順便我也會和我們日本方面的負責人說一說這件事。”能有繼續和林樓交流的機會，黑川紀章很高興。
午飯過后，周雅倫就帶著車子在四合院外面等著了，然后帶著林樓、黑川紀章、若尾文子等人向東邊駛去。
中國方面為中日青年友好中心選擇的地址在東三環和四環之間的亮馬橋路上，朝陽公園的西北角，這一片后世可是北京的商業中心之一，周圍有長城飯店、昆侖飯店、燕莎購物中心、三里屯太古里、寶格麗酒店等地標。
另一位日本建筑大師安藤忠雄的作品啟皓藝術基金會也距離這里不遠，就和寶格麗酒店挨著，兩位日本建筑大師的作品就這樣在北京相會了。
黑川紀章提前給日本方面打了電話，所以等他們到亮馬橋路的時候，一大群人已經在那里等著了，他們從車里剛下來，幾位當地的負責人就趕緊迎了上去，“黑川先生，您能答應負責該項目的設計，實在是太好了！”
“是啊，是啊，由您這樣世界聞名的建筑大師來設計這個項目，這絕對會成為中日友誼史上的一段佳話！”這些人圍著黑川紀章熱情地打著招呼，每一個人來搭理林樓，這讓他心里很不舒服，又想起了李宗澤先生日后遭遇的不公正。
黑川紀章不知道這些，只覺得這些人有點過分熱情了，和中日雙方的代表一一握手之后，黑川紀章說起了林樓的事兒，“諸位，我剛才邀請林樓先生和我一起設計這個項目，林先生已經答應了，希望諸位也能成全我們！”
“阿諾，請問是去年榮獲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金獅獎和美國建筑學會金獎的林樓林桑么？”日本方面的代表是建筑界人士，聽過林樓的名字。
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他馬上表示了歡迎，“林桑是中國，甚至是整個亞洲新一代建筑師的代表人物，能由林桑和黑川桑合作完成這個項目，將來一定會是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話，我非常歡迎林桑參與這個項目！”
本地的官員對林樓在國際建筑界的地位就不那么清楚了，不過還是有幾位想起了中央電視臺整點新聞里看到過的畫面，于是問道，“林樓同志，你之前是不是負責過對外援建工作？”
“是的，我去年幫烏魯迪設計了一座體育場！”林樓答道。
這個回答讓幾位領導微微皺眉，怎么一點兒也不謙虛呀？這么大的項目，能是你一個人做的么？他們倒是沒想過，之前聽日本方面介紹黑川紀章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把這個項目看成了黑川紀章的作品。
不過既然日本方面已經同意了，而且林樓也是上過中央電視臺整點新聞的建筑師，這說明人家肯定頗得上面的青睞，所以幾位領導也就當做沒看見了。
“既然黑川先生和諸位日本友人都想讓林樓同志參與這個項目，那我們肯定不會拒絕，但這么大的事情我們還需要向上級部門請示，不過如果沒有什么意外的話，這件事應該可以敲定！”他覺得，這個項目肯定是以黑川紀章為主，中方的建筑師哪比得上人家。
在設計項目的過程中，咱們的建筑師最多也就是幫人家打打下手而已，所以倒也不是那么重要，上級領導肯定也不會反對。
說完他拍拍林樓的肩膀，“小林啊，要是上級部門同意了，到時候你可要多向黑川先生學習啊！”
這話林樓一聽就更不舒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