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蘇聯人在政治上高歌猛進的同時，泰勒在伯克利也大展拳腳，他不但教書還積極投身民權運動，在任何與人權民權有關的活動中都能看到他活躍的身影，他幾乎成了美國司法界良知的象征。
同時，他身體力行的堅持自己所奉行的國際法準則，前些年他出了本轟動全球的書《紐倫堡和越南：美國的悲劇》，書中直言不諱的指出，入侵越南是非法行為。
以一個美國人的身份直接斥責自家政府，并且他還是民主黨黨員，這很不容易。
書出版后引起了海內外轟動。
為他贏得了大量的尊重與愛戴，也讓他有了美奸的帽子。
好在合眾國還是嘴炮為主，若是放到東亞某國，估計早晚被天誅國賊…
由于泰勒的好名聲以及與兩位蘇聯同行的良好關系曾經的良好關系，實際上泰勒自言，自從紐倫堡后雙方就再也沒有了聯系）。
理所當然，那時候合眾國這邊正鬧麥卡錫呢。
泰勒倒是不怕這貨，畢竟大學能寄予他保護，但面對瘋狗最好的策略還是繞開，而不是逢敵亮劍狹路相逢勇者勝。
至于蘇聯方面…呵呵，估計兩位同行天天在祈禱這個美國鬼子千萬別和自己有聯系，否則KGB政審起來只怕會說不清楚，那時候貝利亞同志還活著呢。
愛德華和泰勒以前打過交道，在前者兩年級的時候泰勒在紐黑文開設《國際法》課程，愛德華理所當然的選修，這讓他受益匪淺。
之后，泰勒去了伯克利，因為他覺得加州的陽光和氣候對他日漸衰老的身體有好處。
原本聯絡泰勒教授的事情和他沒關系，可誰讓他也在加州呢？
好在泰勒是個值得尊重的長者，聽說此事后倒也沒難為愛德華，也沒有擺架子要好處。
他非常爽快的同意義務擔任為蘇聯猶太人提供法律服務計劃的負責人。
能夠讓這樣一個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來坐鎮，對于事情的成果解決大有好處。
但是！
塔爾福德·泰勒教授也有自己的條件：…一切的細節工作，諸如指導法律調研、撰寫法律文書等相關事宜必須由愛德華親自操刀。
倒不是說把活兒全壓到他身上，愛德華可以招募人手，或者讓組織里的其他人來干活，但一切都必須由他抓總負責。
打個比方，泰勒教授成了個總包工頭，愛德華是他手下的工程隊的隊長…
面對大佬的看重，愛德華只能含淚咬牙硬著頭皮上…
這不是趕鴨子上架，這是趕鴨子上天，上西天啊！
現在他有點理解為啥露絲伯格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
有些事情真是身不由己的，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當他接手此事件后才知道有多么繁瑣。
首先就是要從現有的證人處盡可能多的收集有關此事件的背景材料。
這絕對不容易。
兩國地理上就隔著太平洋，更遑論那道巨大的鐵幕。
但蘇聯當局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慮，在1970年時忽然批準了一大批其境內的猶太人去以色列，有幾個被告的配偶和子女已經在中東故地定居。
這讓事情好辦不少，愛德華大筆一揮，手下人等直飛耶路撒冷，采集了大量信息，然后對這些原始信息歸集整理，加上搜集蘇聯的報紙和政府公報，整件事情開始慢慢清晰起來。
事情要從1969年說起。
正當全美的大學紛紛陷入左派赤色學潮的時候，蘇聯這邊倒是一片太平，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實行的政策，使得龐大的紅色帝國慢慢的維持這原有軌道繼續前進。
社會矛盾逐漸被按下去，帝國看起來比之前要穩定的多。
但這也只是表面現象而已。
42歲的馬克·迪姆西茨，列寧格勒的一名普通的機械工程師。
從小他就夢想成為一名飛行員，但卻始終不能如愿以償。
雖然他功課過硬，政治上也要求上進入黨了，但蘇聯的國有經濟體制是非常非常不鼓勵個人橫生枝節發展的。
既然你成為一名機械工程師，那么就從大學畢業干到退休吧，至于飛行員什么的…不用去想了。。
當然，由于其猶太人的特殊身份多少也扼殺了他的轉行夢想在這個時期，表面上不說，但實際上猶太人除了米高揚等少數外，大部分被視為不甚可靠者。
在列寧格勒他認識了38歲的普特曼，后者既是律師，又是工程師，還是列寧格勒猶太人社團的領導人，主要負責在社團活動中講授猶太歷史、語言和文化課。
迪姆西茨一直想移民到以色列去，他覺得在那兒能實現自己的飛行員夢想。
但是蘇聯政府就是不批準他的申請。
同樣普特曼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同樣他的申請也被打回。
與他們命運相同的還有幾百名猶太人，都遞交了護照申請，都遭到拒絕。
這些猶太人被人通稱為“不準離境者”。
絕望的迪姆西茨開始謀劃一系列看起來就非常不靠譜的輕率的逃離蘇聯計劃。
一開始他想制做一只熱氣球或是滑翔機用來飛越邊界，為此他多次去邊界實地考察，發覺可能自己剛升空就會被防空火力凌空打出渣。
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讓他覺得劫持一架圖124民航機飛越國境更為現實。
這是一種以圖16中程轟炸機為原型改進的客機，載員4080人，飛行航程約2000公里。
從不容易被擊落的角度來說，圖124確實比熱氣球靠譜，但其他方面，在愛德華看來那還不如熱氣球呢…
劫機，這是高難度的犯罪行為，雖然這個時期，全球國家和航空公司的安檢都不甚嚴格，可畢竟是劫機啊。
迪姆西茨則絲毫沒有這種軟弱的想法，他很有精神的選擇了一個從列寧格勒飛往摩爾曼斯克的航班，試圖下手。
按照他的計劃打算在飛機進入摩爾曼斯克空域時動手控制駕駛員，然后由其本人駕駛飛往瑞典，他可以在瑞典尋求政治避難，最終轉道去以色列。
迪姆西茨把這想法告訴了普特曼和列寧格勒的另外兩個猶太人積極分子。
他們最初的反應十分熱烈，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通過合法的途徑尋求出國許可已經無望，幾次三番的回絕帶來的只是更大的沮喪，成敗似乎在此一舉。
普特曼還認識不少住在拉脫維亞海濱名城里加的另一個猶太人“不準離境者”組織成員。
該組織成員中有愛德華·庫茲涅佐夫和他的新婚妻子西爾娃·查爾曼森。
庫茲涅佐夫熱情洋溢、充滿學識，早在上學時期就積極參加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老實說看到這點愛德華很驚訝，對于這個同名者能活下來，感到由衷的敬佩，同時也覺得KGB似乎比當年手軟不少。
庫茲涅佐夫在60年代就曾至少參加了三種地下刊物的編輯與發行，三種刊物都在當地有著不小的名聲。
可是，KGB在看著大家啊。
他這么搞當然會受到懲罰，藍帽子們聞風而動。
在22歲時，庫茲涅佐夫判判處七年有期徒刑。
罪名是“反蘇活動”。
應該說他運氣不錯，若是在三十年前這么干，只怕骨灰都找不到了…
在獄中，庫茲涅佐夫屢屢因“不服管教”而受懲罰。
實際上這個家伙早年一直與蘇聯法律對著干的原因很簡單，那時候他就是個單純的持異見者，考慮到那個中二的年齡，或者是是政治刺頭更加合適。
和他所謂的猶太人身份沒一毛錢的關系，他就是憤怒，就是不爽。
那時他的戶籍登記簿上民族一欄填寫的是“俄羅斯人”。
庫茲涅佐夫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俄羅斯人，丈夫死后，她把兒子的姓從丈夫的“格森”改為她自己的毛氣四溢“庫茲涅佐夫”，顯然這位偉大的母親很有生存智慧，知道規避或明或暗的麻煩，試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自己的孩子安排一條障礙最少的道路。
只是她一片苦心被白費了。
庫茲涅佐夫在第一次入獄獲釋后沒多久向監獄長申請把他的民族改為猶太族，這是當局第一次碰到一個50猶太血統的人要求俄改猶。
再次之前監獄當局一般只碰到截然相反的猶改俄，根據蘇聯的名族政策通常后者會以一種少見的高效率被批準。
對于這種破天荒的且與上級精神截然相反的要求，結果當時被斷然拒絕。
出獄后，他找了工作，然后認識了西爾娃。
庫茲涅佐夫與西爾娃·查爾曼森結婚后，更加積極地參與猶太人事業。
這對年輕夫婦，加上他們的一些親戚都提出移民去以色列的申請。
申請沒有被批準。
庫茲涅佐夫在獄中日記里這樣形容他的經歷：有人會說：“以色列”這個字，并作一個猥裹的手勢。
每當人們聽到這樣一個古老的笑話，就會明顯地分成兩派，一派贊同但人數極少，另一派人晦朔：“猶太人舉家去以色列，你坐的火車會從北站開出！”
當你無時不刻地被這種喧囂困擾，你又能怎么辦 ？你可以年復一年的等待，多少人都在這么做；你打好行裝等待著…然后通知來了，移居國外的理由不足。
生活在半死半活之中，期待著某種結局，這就是不少“不準離境者”的絕望境地。
于是希萊爾·普特曼成了庫茲涅佐夫夫婦的救星，他第一個向庫茲涅佐夫夫妻建議“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離開，而不需要依靠申請，我們自己想辦法”。
那天他們一起在隆布拉森林中散步，1941年在當地反猶分子的協助下，在這兒殺害了里加至少25，000名猶太居民。
他們走到立在大屠殺現場那塊不怎么起眼的甚至有些簡陋的紀念碑前，官方甚至沒有為這樁慘案立個碑，而是一些勇敢的猶太青年在1963年的自發行為，當地政府對此也就眼開眼閉了。
里加的猶太人經常乘公共汽車去隆布拉森林，憑吊和懷念曾經發生過的悲慘事件，同時也為自己眼下的境遇而神傷。
普特曼和庫茲涅佐夫夫婦談到，再繼續申請移民是徒勞無益的。
他們都覺得，除非發生戲劇性的突變，否則指望政府批準猶太人移民的概率太小了，畢竟有人申請了十多年，依然如此。
普特曼一開始提出要舉行大規模絕食斗爭。
但庫茲涅佐夫則表示在當前的情況下，這種做法甚至不如持續不斷的遞交離境申請來得靠譜。
監獄生涯讓庫茲涅佐夫的情緒和性格產生巨大轉變，他認為需要采取“不同尋常”的手段，能才夠表達出“不準離境者”絕望心境，這樣或許可以促使當局高層直面這個問題，并且尋求來解決方案。
這需要有人下定赴湯蹈火的決心，緊緊抱成一團，采取激烈行動，來“擊穿水壩以便讓其他人突出去”，而這些人自己則準備經受煉獄的磨難。
說白了，要垂死掙扎求個魚死…網肯定是不會破的。
他們繼續在林中漫步，一邊警惕地注視著是否有人跟蹤，然后普特曼細聲耳語道，“我們有一個經驗豐富的飛行員。”
實際上，普特曼之前所謂絕食的話，無非是一種試探，來測試這對年輕夫妻的決心。
當然在后來起訴書中，這變成了“具有強烈的反偵察意識”。
顯然他成功了 兩人聽到這個消息后簡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普特曼接著開始談細節。
庫茲涅佐夫提出疑問：“總共多少人？這些人可靠嗎？”
他們朝身后的森林望去，埋葬著幾萬猶太人人，他們都沒能逃脫死亡的命運。
這種場景下顯然會給談話者以不自覺的心理暗示。
“要么就是在這兒結束，”庫茲涅佐立刻表示，這一刻他決定豁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