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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五章 南巡(十二)

  申時行自從梁夢龍擔任首揆和“揭帖案”受到攻訐后,在各種面君場合發力甚猛,眾臣都認為他為了穩固權位,充分利用一切面圣機會而重獲圣眷。

  所謂“困獸猶斗”。在朝廷之中處于弱勢的政治勢力隨時面臨著被淘汰出局的局面,干出什么事都有可能。此時的申時行是危險的,其他人犯不著落井下石——被他反咬一口犯不著。

  但今日經筵,申時行無腦舔太子,欲顛覆千百年來萬千學者對儒學的解釋,是皇帝主持南臺會議以來,朝廷大員對理學最直接的攻擊。

  眾臣面面相覷后,趙志皋出列道:“申相此言差矣!所謂以‘凡心測圣智’者如是。射與御,君子六藝也。朱子云達巷黨人美圣人之博學,而惋惜其未成一藝之名。讀論語可知,圣人于六藝無所不精,鄭玄也解讀圣人六藝均精,而非一藝而揚名也。”

  “以此來論,子欲執御,非駕馭牛車,而駕馭世情道德可知。焉有自嘲之意?”

  申時行耐心聽完,微笑道:“鄭玄與朱子論達巷黨人之言,褒貶不同,蘭溪公以二人之注解同論,已經自相矛盾了。”

  趙志皋為之語塞。申時行哂笑道:“若以自嘲論,‘大哉孔子’恐怕也是反諷的意思。”此言一出,孔府詩禮堂如同捅掉了馬蜂窩,嗡嗡聲音大起。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這句話的前文是達巷黨人評價孔子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認為這句話是褒揚孔子的話,解讀說達巷黨人認為孔子六邊形戰士,沒有突出項,也沒有弱點;朱熹則認為達巷黨人惋惜孔子雖然博學,但六藝之中沒有一項是突出成名甚為可惜。結合上下文,朱熹解讀的更有道理,但與“大哉孔子”此句贊美孔子的話矛盾。

  今天申時行提出新論點:達巷黨人自始至終都在開嘲諷,可解讀為達巷黨人認為孔子“樣樣通、樣樣松”。這種對著鄭玄和朱熹騎臉開大的行為,直接捅到諸人的痛點上去了。

  農商部尚書沈鯉出列大聲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此乃朱子注釋《論語》之總綱,凡脫離此綱解讀者,皆誤入歧途了。以此而論,夫子性情之言,乃人格之天理也,焉有自嘲之意?”

  堂下諸臣聽了,紛紛點頭稱是。皇帝臉色嚴肅,端坐御座之上,未置可否。太子已經完全聽不懂了,果斷退出群聊,在那里東張西望。

  申時行仍哂笑道:“那未知沈龍江如何解讀?”

  沈鯉回答道:“我認為,此乃圣人聞人美之,承以謙也。”

  申時行哈哈一笑,接話道:“還是的!既然‘承以謙’者,以自嘲之口吻說出,有何不可?”沈鯉沒想到申時行角度如此刁鉆,一時語塞。

  申時行傲然面對群臣和一眾孔府秀才,眾人見他清癯的臉上現出潮紅來,都看出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一時竟然冷場,無人站出來輕攖其鋒。

  申時行長出一口氣,先躬身對皇帝行了一禮,又轉身道:“諸位,《論語》須與《左傳》、《國語》通讀,才知夫子圣人所思所想自有來處。例如,‘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圣人說的是子產啊。子產主政鄭國時,為田洫、作丘賦、鑄刑書、擇能用人、廣開言路,圣人因此溢美之。”

  “然則細論子產之政,為田洫不過限制了勛貴之地;作丘賦不過承認了私田、鑄刑書不過頒布了文法,其它擇能用人、廣開言路等,與后世歷朝之政相比,算得上簡陋了。設若圣人以春秋時期之見識,而生活在漢文景、唐貞觀甚或我朝當下,圣人又會如何說?恐怕也要‘瞠乎其后’了。”

  此處,申時行引用了《莊子·田子方》:“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后矣。”朱翊鈞在御座上會心一笑。在場諸人聽聞他如此點評孔子,耳朵和身子都是木的,卻并無一言相抗。因為申時行所言沒有一句不站在道理上。

  頓了一頓,申時行目視眾人,繼續朗聲道:“是故今人未必不如古,圣人垂范的,也是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性道理——若強行附會圣人生而知之,一言一行若有深意在焉,膠柱鼓瑟起來,那我朝是不是按照圣人之教,復了周禮井田?!”

  最后他振聾發聵般總結道:“中國之人,秉孔孟之道,乃時也勢也。董仲舒之前,諸家爭鳴,文明也燦然若華——設若秦非二世而亡,如今中國之人或以法家為尊,其秉性大不同也。然則天下之道,法、儒、佛、道等,未必不能殊途而同歸。今圣天子在位,有《論實踐》、《論矛盾》、《論運動》解釋天地人心運行之理,其理深而旨遠,言簡而意賅,可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諸位,又何必闡發古圣之微言,而薄今圣之洞見?”

  此言一出,滿堂皆靜。梁夢龍心中警鐘大作,看向申時行的眼神都變了——這哪里是“困獸猶斗”,此乃高手出招,羚羊掛角,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如是。

  然而,在場諸臣都沒發現的華點被申時行發現并利用了,且堂堂煌煌而來,攜著皇帝十幾年勵精圖治所帶來的崇高威信,真如降維打擊一般。短暫時間內,梁夢龍等如何破之?再說,如何敢破之?

  在場諸人,有臣有民。臣者,朝廷大員是也。民者,孔府諸秀才是也。雖然申時行的解釋完全了顛覆時下對《論語》的解讀,令人驚悚得連后背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但和他最后石破天驚的兩句話相比,誰還在乎他如何解讀論語?

  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鈞也坐直了身子。他沒想到,申時行在“盜掘案”、“揭帖案”兩大案之后,居然愈挫愈勇,另辟蹊徑走出了新的康莊大道。此論拋出,凡略有政治智慧的皇帝,必然要給予他強力的支持與鼓勵,此不必言。

  更重要的是,從皇帝與大臣互動的角度來看,申時行已經向皇帝表明了自己未來的定位和發展方向——而這個方向,正是朱翊鈞念茲在茲,自馮保自盡之后,朝廷乏人主持的方向。

  一瞬間,朱翊鈞思緒萬千。

  自從穿越以來,朱翊鈞感覺困難之處不是文治武功的獲得——穿越就是最大的掛。最大的問題是,自己的意識不能成為天下人的共識,他需要將自己的思考結論改頭換面成時人能夠理解的政策才能宣貫下去。

  今天,終于有一個“古人”在經過仔細的觀察,深入的思考,痛苦的自我抗辯后,找到了朱翊鈞這個穿越者最大的痛點所在,而且暗示了自己可以成為皇帝最需要的那個人。

  申時行顛覆的不僅僅是在場諸人對儒學的理解,他真正顛覆的,是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他沒有像其他人提起《三論》那般,只是當做“皇帝的圣訓”,而是通過對鄭玄、朱熹注解的攻擊,向皇帝表明,他已經成為朱翊鈞哲學思想上的“信徒”。

  朱翊鈞難以想象,申時行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是多么的殫精竭慮。又在靈魂深處,經歷了何種“掙扎”?

  而現在,身為皇帝的他,要如何回報自己的第一個真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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