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是個寶庫，而佛羅倫薩對于使團來說，則是更大的驚喜。
最大的驚喜來自于新文獻的發現——關于西班牙南部曾經的天方國度安達盧斯的大量記錄，即現在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行省曾經是天方教的國度。直布羅陀的名字就來自于天方將領塔里克.齊亞德集結其入侵歐羅巴武裝的“直布爾.塔里克”山。
使團在佛羅倫薩學院找到這批文獻之后，立即解開了長久困擾徐光啟與王家屏等人的謎題：既然古希臘文明是如此璀璨，為什么歐羅巴人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才擺脫蒙昧狀態。
答案就在安達盧斯，四百年前的學者阿威.羅伊，開始研究保存在天方世界的希臘哲學副本——以亞里士多德的作品為最多，震動整個基督世界。
大量基督教學者由是開始大規模的翻譯希臘古典哲學——徐光啟能夠肯定的是，在安達盧斯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立國之前，古希臘文明在歐羅巴近乎滅絕，他們幾乎已沒有可信的文字史。而大量所謂的希臘先哲的作品都是在儒略歷一千一百年前后，在安達盧斯被重新轉譯回來的。
也就是說，安達盧斯幾乎可以被看作歐羅巴新文明的母體，它不僅向基督教學者提供了大量的古希臘文獻，撒播了科學和邏輯的種子，更在長達八個世紀的交流中，向歐羅巴提供了新式農具、水稻、蠶和甘蔗等大量提升生產力的工具和農業資源，為文藝復興提供了思想上和物質上的雙重準備。
哥倫布發現美洲之旅，在安達盧西亞的韋爾瓦啟航；安達盧西亞的桑魯加小鎮是更人類第一次環球航行的起點和終點——一直到現在，安達盧西亞還是整個歐洲金銀貨幣的源頭，金融業的心臟。
找到這批文獻的徐光啟是非常欣喜的，因為這充分證明了自己的世界觀：只有交流才能推陳出新，任何閉門造車的文明最終結果只可能是死水一潭——安達盧斯作為天方與基督教兩文明溝通的橋梁和紐帶，在歐羅巴結出的碩果是多么豐碩！而在此際的寰宇，還有多少文明等待中華去發現、保存乃至借鑒呢？
按理說，既然數百年前的安達盧斯如此重要，在西班牙的此類文獻應該最多。但遺憾的是，盡管如此之多亞里士多德作品的“發現”震動了基督教世界，歐羅巴的教會學校和興起中的大學，至今仍在瘋狂的追逐這些知識——但經徐光啟觀察，不忘自身來處，飲水思源之美德，好像唯有中國人才具有。
對于目前的西班牙人來說，作為哈里發國首府，已經滅亡的安卡盧斯曾作為整個歐羅巴文明中心的地位早已蕩然無存，現在的安達盧西亞對于他們和整個歐羅巴人來說，只不過是略具奧斯曼風情的一處所在了。徐光啟有些遺憾，沒有在西班牙時走訪安達盧西亞行省，在那里傾聽文明交匯大潮退卻后的余音。
在佛羅倫薩，類似的文獻收獲有很多，使團如饑似渴的進行收集和整理。
這里不僅有藝術，更有藝術家。經弗朗西斯科一世的引薦，徐光啟在下榻的老宮會見了重游此地的歐洲著名思想家——蒙田。
蒙田出生在1533年，此時已經五十一歲。其父是法國波爾多附近的一個小貴族，因此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經在法國查理九世的宮廷里任職。
在三十七歲那年，他繼承了其父在鄉下的領地，就過起隱居生活來了。他以對人生的特殊敏銳力，記錄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發展歷程，陸續寫出了《隨筆集》這部宏篇巨著，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這位后世幾乎被認為與莎士比亞、蘇格拉底、米開朗琪羅一樣是一位歐羅巴不朽的“大師”，如今在歐洲已經開始得享大名。因為他的《隨筆集》前兩卷已經在四年前出版，短短數年已經翻印數次，這讓現在正擔任波爾多市市長的蒙田成為歐洲社會真正的頂流，甚至可以說——蒙田用他的隨筆改變了后世歐洲人對生活的看法。
在《隨筆集》初次付梓的那一年，蒙田從阿爾薩斯經瑞士到達亞平寧半島，在各國游歷了接近一年時間，后來得知自己被波爾多議會推舉為市長，就離開佛羅倫薩回國上任去了。
而他之所以出現在徐光啟面前，原因則比較搞笑——徐光啟在馬德里徹底公開天花防治之法的時候，波爾多市民正經歷著鼠疫的大屠殺。
而以此時的歐羅巴醫學水平，只知道這是類似于“黑死病”的烈性傳染病，對其致病機理與防治方法幾乎是一竅不通的。
在鼠疫初發的時候，波爾多市長就從城市里消失，對疫情不管不顧。憤怒的波爾多貴族不停的四處傳信讓他回去主持大局，搞得他名聲變得很臭——這充分體現出人性的脆弱，盡管《隨筆集》中的蒙田好像已經看透人生，看淡生死，但書外的蒙市長還是毫不猶豫的從心出逃。
徐光啟的出現，給了名譽近乎破產蒙市長一個強大的理由，他回信波爾多議會，宣稱要追趕使團的腳步，在神秘的東方來客那里尋求傳染病的防治方法——能治療天花的神圣國度，波爾多正在爆發的這種傳染病還會沒辦法嗎？
實際上，當來自賽里斯的天花防治方法傳到法國的時候，蒙田在感到由衷敬畏的同時，確實產生了新的希冀：他從波爾多市逃跑本就不好意思，如果能得到波爾多傳染病的防治方法，真算是將功折罪了。
蒙田的家庭教師只會說拉丁文，因此他一生都以拉丁文為其母語，其與徐光啟直接交流毫無障礙。徐光啟聽了他的來意，得知他從疫區來，就直接告罪更衣。等他出來的時候，臉上已經戴上紗布口罩——王家屏等使團其他成員一看，也都紛紛告罪戴口罩，把蒙田羞得滿面通紅，在座陪同的大公等人也感到有些尷尬。
等徐光啟聽完蒙田描述的傳染病癥狀，就知道這種烈性傳染病的致病機理早已被大明發現——盡管京師醫學院并沒有找出鼠疫桿菌的培養和染色方法，但利用顯微鏡，已經在病患的血液中發現了這種卵圓形的細菌，并寫出了相關論文。
徐光啟沉吟一下道：“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國的草原上正在流行你所說的這種疾病，朝廷派出防疫專家和醫生已經將之控制住了。其實只有搞清楚防疫基本原理，幾乎每一種傳染病都是可以被預防的。”
在座的托斯卡納大公，以及紅衣主教費迪南多·美第奇等陪同的貴族聞言立即屏住呼吸——儒略歷1347至1353年，席卷整個歐羅巴的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黑死病對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劇烈的沖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歷了黑死病后，歐洲部分精英發現天主教的專制是一種桎梏，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啟蒙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從而改變了歐羅巴文明發展的方向——可以說，世界有多大，歐羅巴人對傳染病的心理陰影就有多大。
然后，徐光啟就介紹了大明在傳染病研究方面的一些發現——盡管這些發現都是顯微鏡發明以后取得的，但顯微鏡作為大明禁止出口的管制技術，徐光啟有意的語焉不詳；至于在“衛生”方面，一路上被“熏陶”的一肚子氣的徐爵爺終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優越感，對此際歐洲的現狀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諸位先生們，對于歐羅巴，本人和使團對你們創造出來的文明是非常佩服的，對于開啟大航海時代的先賢甚至是有些敬仰的——盡管大明的航海史要早于你們。但說句老實話，整個歐洲，從國王到平民，生活習慣是極其不健康，甚至可以說是野蠻和非常落后的！”
“文明人應該知道處理好自己糞便，使得自己區別于家畜與野生動物！”
“文明人應該知道清潔自己的身體，使自己免受疾病和寄生蟲的侵蝕！”
“文明人應該知道打掃自己的居所，使自己能夠生活在干凈、整潔的環境！”
“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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