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二年的秋天開始，膘肥體壯的駿馬不斷刷新著馬場的速度記錄，而整個京師百姓的心思也被攪動的鼎沸。
御史臺和六科近乎一擁而上，把周王為首的宗室彈劾的滿頭大包。一來這賭馬確實敗壞社會風氣，二來彈劾宗室也算是大明的政治正確——老傳統了。尤其是宗室改革之后，駐京的王爺們被宗人府和御史密切監控，稍有行差踏錯，罰俸都是輕的。
周王挑頭辦馬會之前沒想那么多，作為昔日在封地作威作福的太祖后裔，他覺得自己辦個馬會已經很收斂了。俺也沒逼著百姓去賭對不對？相反，按照鄭王給出的主意，馬會的每張馬票有限注，而且每個人買馬的最高限額不超過十兩銀子——才二十塊銀元，這點錢好干什么？
再說了，本朝宣宗爺特別愛玩蛐蛐兒，從江南搜求，好蛐蛐一個就數十兩。他老人家賭起來，成百上千的輸贏，全國上下都跟著玩的時候也沒見哪個挑出來諫止，反倒是做下了“仁宣之治”的功業。
如今太平盛世，錘丸、馬球、蹴鞠、橄欖球、射箭、投槍等項目如火如荼，皇上隔三差五就要到京師大學看比賽，有時候還親自主持開球儀式——這才是太平天子的樣子！
俺就在賽馬項目里增加點趣味和刺激，怎么就錯了？！錯哪兒了？那京師蹴鞠行會賭的肚臍眼都是黑的，里面的人有一個算一個，還沒有馬會里面的鏟糞工干凈，這幫子御史、給事中咋不叫喚了？
這話糙理不糙，但誰讓他是宗室來的呢。蹴鞠行會是商賈辦的，御史跟他們叫板丟份兒。因此，周王這倒霉蛋在兩個月工夫里就彈章等身，上不得朝不說，還被迫專門聘請一個幕僚幫著寫答辯奏章。
雖然彈章等身，但朱翊鈞優容宗室，關于賽馬的奏章一律留中，御史和給事中也沒什么好辦法。就這樣，這馬會在朝野上下一片罵聲中開張，一路頂著罵名在不到半年的工夫里成長為京師服務業第一大商社。
這御史和給事中的壓力還算小可，這京師兩大日報的輿論卻受不了。周王剛搬到京師的時候，每天都要看報：每一期的“今日說法”和“連載”一個字兒不落，還專門安排人做剪報。若遇到哪天連載斷更，他必然要親自到報社鼓噪一番的。
但最近這報紙沒法看。翻開必然有罵他和宗室的，以前鄭王因為自身受屈，且小鄭王擔任格物院院長的關系，在民間名聲很好，如今也臭了大街——不知道哪個嘴快的把鄭王給周王出主意并參股的事兒抖摟給記者了。
有一天，幫周王寫奏章的師爺突然福至心靈，出主意道：“王爺，這報紙也罵不出什么花兒來了，您何不重金買幾篇雄文，讓報紙給您這身污水洗洗？管著《京師日報》的張元德和《新民日報》的遂安伯還能眼看著您老人家站在這糞坑里不拉一下？”
周王先捂著鼻子皺眉道：“先生，您這話說的腌臜，什么叫站在糞坑里？什么叫‘不拉一下’？你這個‘拉’字用的不好。”
那幕僚腦海中一下子出來畫面了，也差點吐了，苦笑著道歉。周王嫌棄歸嫌棄，但從善如流，拿著帖子親自去拜訪張元德和陳澍，請這兩個家伙幫忙。
這兩個開始不敢答應，但周王面子大，也不能硬頂，搞得好生尷尬。——但報紙就是皇帝的喉舌這話早就爛在兩人肚子里了，也只能支支吾吾。
過了幾天，遂安伯逮到機會請下來旨意，《新民日報》立即派出報社大筆采訪周王，決定幫他洗白——從此周王成了《京師日報》一生黑，襲爵的英國公張元功膝蓋跟著他弟弟沾包兒中了一箭，周王見著就罵。
這鐘記者果然大才，也深諳輿論操控之道，他連續寫了好幾篇文章，今日在周王府討論的是最后一篇。這文章先從賭博的起源講起，又把歷朝歷代禁賭的法律和詔令梳理了一遍。
文章先說，春秋、戰國以降，歷代都禁止賭博。禁止賭博法律最嚴的時期在宋代。趙匡立國之初制定的法典《宋刑統》，對禁賭有明確的律文。而在實際的執行中，甚至超過了律文限制，宋太宗時期對賭博處罰之重可謂空前絕后：
“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京城蒲博（賭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凡隱匿賭徒不報者與之同罪。開柜坊(賭場)者，并其同罪”。逮住了就砍頭，沒二話。
其次嚴厲的是元代。“禁民間賭博，犯者杖七十，流之北地，錢物沒入官；官者罷現任，期年后雜職內敘。開張博房之家，罪亦如之”規定的嚴厲而且詳細。
等到了國朝，太祖在建國之初，曾在南京“建逍遙樓，置賭具于其上，見博弈者、養禽獸者（指斗雞、斗狗、斗蛐蛐）、游手游食者，拘之入樓，使之逍遙，盡皆餓死。”
嗯，老人家用心很深，玩我讓你管夠，但圍住了逍遙樓不給飯吃，活活餓死你——太祖以此教育人民，賭博不事生產是錯誤的人生觀。
到洪武二十二年，太祖詔令“凡賭博者，解其腕可也。”嗯，抓住了就剁手，就問你怕不怕。
其后除了玩心大的宣宗以外，成祖、憲宗、英宗、孝宗都有關于禁止賭博的詔令，刑罰為賭徒被抓住了張榜枷號、官員則免職、開賭場的流放等。
鐘記者寫的這些都是正常文字，趣味性和考據都有，周王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就見其筆鋒一轉：
吊詭的是，刑罰最重，犯者殺頭的北宋，賭博之風最為劇烈。宋人賭性之重令人瞠目結舌：幾乎所有的民生都能與賭博掛邊。
例如北宋時期最常見的營銷手段叫做“關撲”，賣家標示了商品價格后，買家可以拿一點小錢與賣家對賭。最常見的是“渾純”或“六純”——“渾純”即扔出六枚銅錢全部背面朝上，“六純”反之。
扔出來渾純或六純，賭資留下，商品買家拿走——這是很多窮人進行奢飾品消費的唯一機會，贏得商品的幾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
這種“關撲”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發到市場上買醬油，結果回家時錢和醬油都沒帶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兒。當然，也有極少數本來出去買包咸鹽，結果趕了一頭豬回家的。
然后文章就問了，為什么賭博就殺頭的宋代，老百姓卻拿命去賭呢？到最后法不責眾，誰也管不了——中國人愛賭博的民風就是從大宋傳下來的，歷經元代到了國朝后愈演愈烈。
文章寫到這里仍有理有據，說理和趣味性兼有，周王看了大長見識。然后老鐘再次蕩開一筆，寫起了禁酒令——
禁酒令幾乎與酒同時誕生，咱中國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發布的：《戰國策》記載，“帝女”，即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將儀狄釀的酒進獻給禹，大禹品嘗后覺得很好喝，并說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于是詔令儀狄不要再釀酒了。
這算是傳說，但明文記載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筆：《酒誥》是中國第一道禁酒的法令。其后從春秋戰國，秦漢一直到元明，禁酒令多次發布，多次形同虛設。元世祖的時候最嚴厲，跟宋代禁賭一樣，“犯者死”——同時也與宋代禁賭一樣，元代中國人最愛喝酒，達到了“熏風酷烈”的程度，上到王公貴族，下到販夫走卒，凡是能買的起酒的，好些人整天醉醺醺。
周王看到這里的時候，已經徹底迷糊了——為什么禁酒、禁賭越嚴厲的時期，人們違反這法令就越囂張呢？說不通啊！但這些還都是考據出來的事實！
這姓鐘的也沒賣關子，直接拋出論點解釋：“賭與酒者，關乎人性，無此二者了無生趣也”——這兩樣與百姓的生活娛樂和人性心理關系太密切了，只用“禁”字是管不住的。因此禁賭如同“禁酒令”一般，無論多嚴格的詔令頂多管一陣兒，隨之就是禁令松弛，官民齊犯，法不行矣。
那怎么辦呢？總不能放任賭風熾烈而不管理吧，這玩意對社會管理影響太大了。作者接著就用無可辯駁的數據引出了解決辦法：
如《論矛盾》所說，事物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引起質變或走向原來的反面。賽馬運動誕生和伴生的賭馬就是典型的例子：從萬歷十二年夏末馬會開張之后，京師因賭博而發生的犯罪率急劇降低，記者從順天府拿到數據，最近一個季度此類犯罪發生率降低了四十四個百分點。
這數據太驚人而且太有說服力了！周王看到這兒樂得都找不到北了——我擦，我無意中干了件行善積德、萬家生佛的好事兒啊！
文章接著說，賭風甚熾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管理問題，包括喪敗人倫、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貪污腐敗等。但是面對問題不能一禁了之——要禁止也禁止不了，無論你的管制能力強大到什么程度，賭博和酒一樣，都是無法禁絕的。
那如何治理呢，作者強烈建議朝廷要“如同治水，“堵疏”并用，方能移風易俗，扭轉國人好賭之風。”
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尤其是嚴刑峻法管住官員和軍人賭博，劃出紅線，觸之從嚴論罪；另外，朝廷要列出賭具名錄，禁止私人開設賭場，嚴禁民家、娼家藏有賭具，違者論罪等。
“疏”這方面的動作應該有：曉諭地方，推廣教化，宣傳賭博危害為其一；其二就是將王爺們的賽馬商社納入管理——朝廷總的讓民間壓抑的賭性有一個出口，讓骨子里就喜歡投機的人有發泄的地方；其三是包括打麻將在內的“娛樂”活動，只要賭資不超過一定限度的，不在禁止之列。
如此法律、輿論等手段多管齊下，才能控制住賭博惡習在民間的泛濫，逐步扭轉民間好賭的歪風。
文章最后還正面宣傳了賽馬的好處：官準賽馬可限注限制金額，并抽重稅，與財政不無小補；而諸王為了爭勝，必然多方搜羅珍奇種馬——只要在賽制上設立長途、短途、負重，越野等項目，即可利用民間力量培育出各種改良馬，對國防和國計民生大有裨益。
一篇雄文，有理有據，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連聲贊頌種記者大才——遂安伯真是好人啊。
拿出百兩黃金為謝之后，幾個人在書房又閑坐一會兒，周王和幕僚兩人沒口子稱贊了鐘記者能有一炷香時間。最后，周王的幕僚道：
“咱們國朝宣宗爺，就愛玩促織。從他老人家之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就沒有不愛賭博的。而且花樣翻新，賭具和賭術齊頭并進。”
說到此處，他向北一拱手：“圣明如咱們圣上，還不是親自發明了麻將？雖說是孝行，但如今天下因為麻將而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
周王聽了，笑著點頭道：“還是的，那賭徒不賭馬，還不是可以打麻將、推牌九、擲骰子？就說這麻將，哪一級官兒敢禁？兩宮太后能撕了他！”
鐘記者聽了心道：“這兩貨沒看懂我這篇文章吧？我寫的是不是太文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