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三年的八月，江淮大地大雨晚來，卻時緩時急，沒個止歇。
江蘇省清河縣，高堰村十一堡的候二扒拉完碗里最后幾個米粒，又端起旁邊的瓦罐，如同巨鯨吸水般噸噸噸的把里面已經熬得稀爛的南瓜湯給喝了一半。
看著身邊蹲著直吞唾沫的半大丫頭，他放下瓦罐，從懷里掏出一把炒熟的帶殼稻粒，放在灶臺上對她道：“嗯，這些給你當零嘴吃。阿爹出去巡堤了。”
他的老婆林氏見他又給女兒稻粒吃，在一旁道：“這些是給你墊饑的，你給她吃什么！”說完，用眼睛剜了一眼還沒敢伸手的女兒，那丫頭子嚇得扁著嘴要哭。
候二站起身，呵斥道：“你這傻婆子，嚇唬她作甚？”彎腰將灶臺上的稻粒掃到手心，遞給女兒微笑道：“吃吧，阿爹還有好多呢，還要給輪班的田叔也帶些呢。吃吧，沒事。”
說完，候二站起身，披上一件已經發黑的蓑衣，又戴上一頂打著補丁的斗笠，將兩根棉繩在頦下系緊了。
把家門口地上放著的一面銅鑼提起來，候二離開像窩棚一樣的茅草屋，赤腳走進了雨中。
此時清河縣中，已經全部動員起來。縣令馬晟銘親自帶隊，冒著大雨正在高家堰大堤上巡視。
陪著馬縣令一起的高家堰十一堡的里長田志行，此時已經像泥猴一般，滿身滿臉都是泥水。
他坐在地上把剛摔掉的草鞋穿上，站起身又把頭頂的斗笠摘下，讓雨水淋在臉上，連著抹了好幾把，這才有個人樣。
戴上斗笠，田志行沖著馬晟銘大聲喊道：“老父母，這堡里的巡丁我都安排好了，都拿著銅鑼巡著呢，您老放心吧。這雨太大了，快到我家里喝口姜湯暖和暖和。”
馬晟銘像是沒聽見，只是眺望著雨中的洪澤湖。
壩頂寬達十四丈的高家堰大堤，此際用黃土筑成，其上遍植柳樹。半個月前，這大堤還是一條美不勝收的交通干道，是清河縣城的一條主要出口。
半個月前途徑高家堰送人的馬晟銘，明明看見大堤之下，是長滿青草和柳樹的斜坡。這長達數百丈的大斜坡，順著大堤緩緩斜下，插進遠處的洪澤湖里。
當時馬晟銘心里還想，這不是一座大堤，而是一座山，多大的洪水也沖不開這樣的一座大堤，頂多——從山頂漫過去。
那時的大堤，距離湖水好遠。馬晟銘清楚記得，當時看見好幾個牧童將黃牛放在湖邊吃草，自己在湖水中戲水玩耍。念了二十多年書的馬縣令站在大堤上看過去時，幾個牧童像是水墨畫中的一個墨點，引動的只有詩意。
當然，那詩意此際早已蕩然無存。從他返回縣城的當晚，雨水就忽大忽小的沒個停歇。半個月前還安靜、溫和的洪澤湖，此時像是有一條巨龍在湖底翻身打滾，帶起一排排的濁黃色的巨浪，一下下的直接拍打在大堤上。
這些天吃住都在堤上的馬晟銘，眼睜睜看著湖水從遠處漫過來，一日數十丈，僅僅十來天，就涌到了堤邊。原先在堤下扎根，高達兩丈的大柳樹，此際早已經看不見了，都沒在漂浮著白沫咆哮著的湖水里。
他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沉著臉繼續向前巡堤。田志行見他不回去，只好跟在后面，嘴里咒罵道：“這賊老天，秋天下這般大雨，卻是作怪！”
話音未落，像是回答他的咒罵似的，洪澤湖深處咯啦一聲，閃電布滿了黑沉沉的天空，隨即一陣陣雷聲，轟隆隆的滾了過來。
田志行猛地豎起耳朵，他剛才分明聽見，和這雷聲一起傳過來的，還有一陣陣的鑼聲。
雷聲遠了，鑼聲起了。馬晟銘也聽見了就在他們前方，帶著惶急之意，穿透雨幕，隱隱約約的傳來。
馬晟銘連忙吩咐道：“快！全數往前集中！”跟在他后面的各堡里長，連忙冒雨往回跑，呼喊著自家青壯往那邊集合。
馬晟銘一邊跑，一邊聽著那鑼聲越發的清晰起來。他跑的急，突然滑倒在地，摔了個嘴啃泥。身邊的親隨忙把他扶起來，馬晟銘也不管身上的泥水，爬起來接著跑。
跑了半刻鐘，快喘不過氣的馬晟銘終于看到了前方堤腳外有人在敲鑼，那人腳下正是汩汩冒水的管涌，從堤上看下去，卻看不出管涌多大。
定睛細看，這管涌外沒有河丁，竟是一個渾身打著補丁的婦人，一邊惶急的猛打著鑼，一邊哭喊著。
馬晟銘順著大堤深一腳淺一腳往下滑的時候，突然看見那管涌的泥水中，猛地竄出了一個泥人。那泥人抹了把臉，沖著那婦人喊了一句什么。那打鑼的女人手足無措，將鑼拋下，伸手要去拉他。
那泥人打開婦人的手，兩手兩腳伸開，像是盡力要用身子堵著那汩汩向外噴涌的急流一般，將身子猛地撲在那里。
馬晟銘的喉頭發出一聲喊，一骨碌的從半坡滾了下去。未等他爬起來，昏頭昏腦的又看見了讓他永生難忘的一幕：
那婦人彎腰將鑼拿起，打了兩下，茫然四望。見馬晟銘等人在雨中跑了過來，她又把鑼拋下了。
她拽了拽身上的衣襟，抹了一把臉，大喊了一聲，當家的！從那管涌里跳了進去！
馬縣令身邊的田志行大喊一聲，候二、候二家的！快出來！嗓子里帶著哭音，連滾帶爬的往前猛沖。
馬縣令身邊的衙役壯丁也沖了過去，大家圍著那管涌狂呼。卻只能看見那黃泥湯子一樣的水流小了，有個漢子用鐵鍬把往里探了五、六尺，也沒探到人。
田志行抹了把臉上的淚水和雨水，大吼一聲，里面是旋渦，撈不出來的！趕緊填上，要不這兩個白死了！
馬晟銘可以對天發誓，他從未體驗到這般情感：那天他用從未摸過的鐵鍬，和跟在他身邊的數十個漢子，一邊哽咽、一邊將一鍬鍬的土填在那吞噬了兩條人命的管涌之中 自中華文明誕生以來，和洪水的斗爭就刻在中國人的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黃河、淮河、長江這三條大河，哺育了民族的同時，在整個文明史上，也給生老于斯的中國人帶來一次次深重的災難。
宋、金戰爭期間，北宋東京留守杜充為了阻擋金兵南下，在河南滑縣決河，這一次決河改變的不僅是宋、金兩國的戰爭態勢，更是改變了整個中華民族——三條從秦漢以來已經有了相當多治理經驗的大河，亂成一團亂麻。
黃河在南宋之前，有單獨河道在河北入海，淮河也是單獨入海。但杜充決河之后，黃河南下，奪去了淮河河道，史稱“引黃奪淮”。
由于黃河高，淮河低，因此黃淮合流后，淮河水爭不過黃河，黃河帶來的泥沙逐年淤積，導致兩河幾乎年年泛濫。杜充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形成了包括黃淮河交匯處的洪澤湖在內的一連串湖泊，并最終導致原來獨有出海口的淮河成了長江的一條支流。
這一下，原來各有流域的三條大河，形成水勢聯動的復雜局面，中華民族治水得難度從此倍增。而明初以后，貫通這些流域的大運河居于其間，朝廷力保漕運的治水思路，更是把治理難度推高了好幾個數量級。
因此，朱翊鈞選擇海漕而廢河漕，不僅僅是財政止血，復興江南的需要，更是徹底治理水患的不二選擇——是的，沒有別的辦法，要想根治肆虐大明近兩百年的水患，潘季馴帶著全國的水利專才勘察一年得出最終結論：只能棄保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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