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安全考試結束后，許秋就和孫沃、莫文琳一起直接返回了材一，三人都通過了考試。
后來他們才知道這次測試的100道題目里有三道是錯題。
許秋的實際得分是99分。
不過對許秋來說，不論是98分還是99分，都不是很重要，反正都是通過了嘛。
至于這些錯題是怎么被發現的，那是因為這次考試有七位同學沒有通過。
其中，有直接被扣到0分的倒霉蛋，還有一些大概是沒有好好復習，直接來裸考的同學，錯了十幾道題，得分低于90分。
因為考試不通過會影響到接下來的實驗安排，他們自然不肯接受考核沒有通過這個事實。
于是他們就一道一道的分析錯題，最后還真就發現有三道題目存在問題。
其中，有兩道是沒有正確答案的，還有一道是答案錯誤，本來應該是選C的，問卷星系統中按照B處理了。
重新計算分數后，有兩位成績在88、89分的成功上岸，拿到了90分以上的合格成績。
周日。
許秋剛到216沒多久，就被魏興思召喚到辦公室。
魏興思開門見山說道：“有幾件事情，首先是Ronald之前和我們合作，投了一篇文章，文章投了ACSAMI上，許秋你是二作…”
許秋剛開始聽到這個消息還有些懵，之后仔細回憶了一下。
好像是Ronald夏天過來訪問的時候，對方帶了些ITIC相關的器件樣品回去。
后來他們又發郵件要“新鮮的”樣品，許秋就讓莫文琳做了些郵寄了過去。
在這期間，許秋還和Ronald本人，以及Ronald手下的一位博士后發郵件聊過幾回。
算是無心插柳吧，沒想到還撈了一篇二作文章。
對現在的許秋來說，材料領域的一篇ACSAMI不算什么。
可對于一些領域來說，發文章比較困難，ACSAMI已經算是很不錯的文章了。
就像Ronald主要研究的CEILV和TOF這兩種表征手段，只被限定用在半導體領域中，想要發表高影響力的文章就比較困難。
但你能說這些應用面沒那么廣的儀器設備就不重要嗎？
顯然不能。
事實上，國內在各種精密儀器設備上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非常落后的，和目前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完全無法匹配。
其中，占比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當年“造不如買”的方針，直接指引了一條錯誤的前進方向。
種花家科技部原副部長的一句話，道盡了國內科技界的無奈：“種花家購買科研儀器的熱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國公司！”
不久前，清北大學的核磁共振中心的一臺核磁共振儀出現故障，他們聯系德意志的布魯克公司進行維修。
布魯克公司開口就表示先付23萬元的人工費，然后他們再去準備液氦，看看能不能修。
換句話說，如果沒成功，這些錢就白花了。
堂堂種花家最高學府的清北大學，何時受過這種氣？
該中心憤而終止了雙方的合作。
此事在當時驚動了國內數十位教授。
但這種掙扎注定是徒勞的，因為國內幾乎沒有廠家能生產這種叫核磁共振儀的東西，或者可以把幾乎兩字給去掉。
這種局面，已經存在很多年。
早在2010年，種花家就取代漂亮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
但近年來，種花家對國外高端儀器的依賴不但沒減少，反而在不斷上升。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進口近千億美元的儀器設備，僅次于石油和半導體。
其中，90的高端儀器被國外公司壟斷。
以核磁共振儀為例，全世界只有德意志布魯克等少數幾家公司能提供。
就是這家年營收只有20億美刀的德意志公司，獨占國內80以上的市場，把清北大學拿捏得死死的。
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
冷凍電鏡，是研究蛋白質結構的重要工具，全世界只有漂亮國FEI、霓虹國電子、日立能生產，國內連山寨版都造不出來。
稍微低端一點的掃描電鏡，國產份額也不到10。
質譜儀用于測量微觀粒子的質量，目前基本依賴進口，高端的液質聯用技術，則完全來自漂亮國安捷倫、賽默飛等廠商。
因為國內不能生產，種花家每年上萬億的科研固定資產投資，60用于進口設備。
除了實驗室以外，在醫院里，包括CT、核磁共振儀、大型X光機，幾乎被俗稱GPS的GE（通用電氣）、Philips（飛利浦）和Siemens（西門子）三家壟斷。
幾年前，人民日報記者曾走訪上百家企業，發現那里的生產線和研發中心，幾乎淪為“洋裝備”的盛宴。
“中國制造在西方的商場里，德日制造在中國的工廠里，美國制造在中國的實驗室里。”
這樣的調侃，多少令人尷尬。
2009年，北京大學曾做過一個調研，結論是：“過去20年，我國科學儀器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逐步拉大。”
好在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科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設立重大專項，加碼投入，不少儀器公司也在崛起。
2006年，北京東西分析儀器有限公司自主研發出第一臺質譜儀，吹響中國科學儀器邁向高端的沖鋒號。
被Illumina卡脖子的華大基因，也知恥后勇，通過自研和收購海外技術，躋身全球三家可量產臨床級別基因測序儀的公司之一。
魔都聯影醫療更是推出種花家首臺超高場動物磁共振系統，打破GPS長達30年的壟斷。
盡管如此，在高端儀器方面，國內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另一方面，Ronald年齡50，都還活躍在科研第一線，親自做實驗，而像國內，在Ronald這個年齡的教授，很少會自己動手做實驗了。
就比如魏興思，回國后只有在最開始把各項實驗技能教給了吳菲菲、陳婉清、段云和田晴，之后就是在幕后指揮，不再親自做實驗了。
大多數比較拼的，都是一些年輕的青椒學者，因為有類似“非升即走”的條款約束著。
橫向對比科研圈內的從業人員，尤其是頭部科研工作者，給許秋的主觀感覺就是：
老外相對更熱愛科研一些，更多的是把科研當成事業，而國內的科研工作者，更多是把科研當做一份比較穩定的“鐵飯碗”工作。
一個是事業，一個是工作，定位不同，投入的精力自然就不同。
“事業”類似于自己當老板，“工作”相當于是給其他人打工。
當老板的時候，可能會看重公司的長期發展，而給其他人打工呢，多半只想著怎么多掙些錢，理想抱負什么的，那都是畫出來的大餅。
就比如，千度變成現在被人人喊打的樣子，創始人肯定是難逃其咎，但這樣的情況真的是創始人愿意看到的嗎？其實也未必。
當一個企業膨脹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創始人可能已經很難實際控制整個公司了。
一方面，是資本對人的異化作用，讓人過分去追逐超額的回報。
另一方面，負責具體事務的人都是中層員工，中層員工要是聯合起來的話，完全可以無視高層的命令，從中撈好處，這樣高層給出的命令，就很難傳到底層，執行下去。
而且，這種問題也難以解決，你總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層都換一遍吧，就算換了新的過來，你能保證他/她就不被同化嗎？
至于中層們為什么這么做，原因也很簡單，他們與老板、高層不是一個階層的人。
對大廠來說，老板、高層們通常都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他們或許會為了理想而奮斗，去當一個造福社會的“企業家”；而中層的員工可不管你的餅有多大，對他們來說，拿到手中的利益才是真的。
以競價廣告來說，老板、高層們提出這個想法，大概率是不會希望公司接一些質量不好的廣告去賺黑心錢的，只是劃定了KPI，讓下面的中層帶著底層員工去執行。
而中層員工們的想法可能是：“我們一起接XX醫療、XX男科的競價廣告吧，這樣可以為公司創造上千萬、上億的營收，我們一年賺他個幾十、幾百萬，然后干幾年攢夠錢，等財務自由了，就直接退休享受生活，至于之后事情萬一敗露了，千度會不會涼，那與我們又有何干，反正生病了要找醫院，我們又不會去千度搜索找醫院，而且這樣做也完全合法合規，別人最多在道德上譴責一下，不痛不癢的。”
然后他們就那樣做了。
科研圈子也是類似的，現實社會中，國內又有多少人是真的為了科研本身而奮斗的呢。
在上個世紀，網絡不那么發達的時期，或許還可以通過忽悠、思想改造或是其他什么方法誘導一些人去專注于科研事業，現在很多人都已經成為了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
而現在，當整個社會都以“金錢至上”為導向，年輕人從小通過網絡接觸到這個燈紅酒綠世界，早早成熟，不那么容易被忽悠，被思想改造，又有多少進入科研圈的人能保證初心呢。
或許也是有的，那類人他們的初心就是一份體面而穩定的工作。
據小道消息表明，東亞人平均智商很高，和猶太人并列世界第一，達到了106，而漂亮國平均只有90。
從某種程度上，國內很多科研人確實很“精”，是那種獨屬于東亞人的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