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跟信托公司的談判顯得艱難而尷尬。畢竟從法律上來說，自家客戶不占理還企圖強行占盡優勢。盡管之前已經從法律和實踐案例的角度做了充分的研究和準備，但談判還是朝著預期中最壞的情況發展下去了：交涉開始十五分鐘后，對方法務負責人附在副總耳邊一陣嘀咕，副總沉默幾秒便站起身撂下一句不談了，法庭見，一行人魚貫而出離開了會議室。
顧立澤看著眼前的一排空位一言不發。直到助理輕聲問該怎么辦，他回過神站起身來：“這里肯定沒飯了。你們都回律所，我跟王副總回大江一趟。”王副總是大江的法務負責人，對本次談判的態度和預測跟顧立澤還是一致的。看到對方拂袖而去，他雖然遺憾卻也在預料之中。兩人回到大江，跟戴先生報告了情況，顧立澤建議，要么答應第一個方案，要么應訴。由于目前找到了對己方有利的法律依據和支持案例，如果應訴的話，倒有可能將違約和罰息再降低一些。如果想要履行第一個方案，對方愿不愿意就是未知了。王副總附議。
戴先生本不愿打官司，如今情勢所迫，也只好答應了。顧立澤回到律所，跟團隊一起繼續準備起來。同時按著戴先生的意思，繼續跟信托公司協商方案，時不時便要飛去海南碰面。跟趙慕慈從同城異地戀變成了異城異地戀，也是無可奈何。跟信托公司始終沒法達成協議，雙方在罰息該罰多少，發放的本金貸款中預先扣除的一部分是否構成砍頭息，以及利息的起算日等問題上分歧較大。終于在一個午后，大江公司收到了傳票，信托公司一紙訴狀將兩家糾紛告到了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顧立澤準備已久。因為涉案金額巨大，早在談判階段，他便像將工作做到了可以隨時出庭應訴的程度，正是蓄勢待發。信托公司告上法庭，倒合了他的意。到了出庭日，幾輪辯論下來，王副總不由得說道：“我怎么聽著咱們要贏的樣子？”
顧立澤：“全面駁回對方訴求大概是不可能的。畢竟違約事實是存在且清楚的。但是按目前的情形看，大約可以期待能再少點錢。”
王副總喜的直搓手：“那也成！只要能少錢，戴先生就高興！他這次手筆可是豪賭，連自己住的房子都押上了。”
顧立澤心知他更多是為自己考慮。畢竟如果最終能再少付點利息，他這個法務副總也就很好過了。想了想他說道：“后面如果法院再聯系溝通問題或者了解情況，我再盡力便是。”
數日煎熬等待，判決終于下來了。法院認定發放的本金貸款中預先扣除的一部分構成了砍頭息，因此本金應以扣除后大江公司實際收到的金額來計算。因為這一事實的認定，加上利息起算日的重新校正等事實認定，導致利益和罰息部分減少了一多半。可以說法院對于顧立澤作為代理人的大江公司的全部答辯理由予以了支持。消息傳到大江公司，王副總比誰都高興，第一時間將這個消息報告給了戴先生。戴先生自然也很開心，本來以為還可以再減點兒，沒想到能減這么多。他親自打電話給顧立澤致謝，邀請他再來海南，一來答謝，二來還有一些事情麻煩他。
顧立澤便安排了下工作，將團隊交給副手，自己帶了助理去海南赴宴。路上助理忍不住問：“顧律師，您明明知道可以減掉這么多，為什么跟大家說不能告訴客戶呢？”
顧立澤：“《律師法》沒學嗎？不能給客戶承諾辦案結果。再說了，就算自己心里有數，也要明白，法院畢竟不是為你開的，這個世界也不是圍著你轉的。你覺得勝算很大的事情，也有個萬一。一開始把客戶胃口吊得很高，后面萬一真的掉進了那個萬一，到時候怎么收場？作為律師，在語言上謹慎是基本功。好大喜功是大忌。”
助理又受教了，點頭如搗蒜：“明白了。”
從海南回來之后，顧立澤便又多了一個常年法律顧問客戶大江公司，之前一直推進受阻的非訴項目經戴先生推薦也落實了，不日將簽訂合同。顧立澤神清氣爽，打電話給趙慕慈，準備約她一起去跟客戶簽約，畢竟作為主辦律師她的名字是要出現在合同和后續法律文件上的。電話接通，顧立澤問：“你在哪里？我回來了。”
電話那邊似乎很吵，像是在一車站或者鬧市區，很多車子的鳴笛聲和人來人往的哄雜聲。趙慕慈像是喊一樣跟他說話：“你回來啦？真不巧，我在山西出差呀！剛到火車站。”
顧立澤：“什么差？什么時候回來？”
趙慕慈：“一個法律援助的案子，很幽默了，兩人還是好朋友，幻想中獎之后怎么分錢，一個把另一個打住院了，哈哈！”
顧立澤也笑了：“所以你幫哪一個？”
趙慕慈：“傻了嗎？當然幫被關起來那個。打得重的那個還在醫院呢。”
顧立澤：“所以你什么時候回來？”
趙慕慈：“明天開完庭，大概后天吧。開庭地還沒在太原，等一下要坐車去隔壁的市。”
聽她如此說，顧立澤便將本來要說的話隱了，等她回來說不遲。他說道：“那你注意安全。回來跟我說一聲，去接你。”
趙慕慈一聽，甜甜回應：“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