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容易吃的利益？
比如松遼分水嶺以北的土地，適合種豆，并且在事實上大順已經拿下了南洋和日本的市場，鐵路修通，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可以直接在松遼分水嶺以北建立。
什么叫不容易吃的利益？
比如北美現在的很多土地，既適合種稻、黍、稷、麥、菽這樣的五谷，也適合種西瓜、棉花、亞麻。
問題在于，要讓這些土地有利可圖，你得為這些土地，準備一大堆的東西。
要在現有條件下，準備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否則這些東西沒法賣，剩余價值要在流通中實現，沒有剩余價值怎么有利可圖？為了這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出現，你可能要移民幾百萬上千萬，因為沒有人就沒有消費。
這，就叫不容易吃到嘴里的利益。
鐵路修好了，資本會主動跑到松遼分水嶺去圈地種豆。
但，你和資本說，這個北美人口要是達到了三五千萬，你們在北美的土地就值錢了。不如你先花高價買在北美的土地，然后你再出錢移民過去。這樣，百年后等你重孫輩家里開枝散葉的時候，你家就可以剝削剩余價值了，土地也就升值了。
道理即便能講通，但人家資本稍微一算，媽的百年之后？這每年的投資回報率、或者平均利潤，只要能到10，百年之后是多少？
那都是翻了151574倍。一兩銀子變15萬兩，我有這錢干點啥不好？我現在在扶桑買塊地，就算一兩銀子買了100畝地，便宜到死。那100年后，這100畝地能賣15萬兩白銀？這坷垃是金子做的？還是這石頭是金子做的？
的確，大順這邊確確實實是有買地投資的習慣，而且整個天下都非常熱衷。
但其實就還是墨子當年的那個問題：是用？是愛？
買地的人，是愛土地？愛土坷垃？愛這泥土的芬芳？愛這壟溝？所以熱衷買地？
還是因為，要用這土地，作為資產。因為作為資產，土地是最保值的、收益率最高的？
那么，既然是資本，就要問了：扶桑的土地、大順的土地，你可以找出來一塊一樣肥沃的土地、甚至旁邊的河流、乃至于說積溫降水都一樣的。但這兩塊地之外的社會條件，一樣嗎？
或者說，舉個最簡單的換位思考。
現在，假設，中原某地的大地主，擁有土地4000畝。朝廷說，這樣吧，你的土地歸朝廷了，給你10倍、不，100倍補償，補你40萬畝土地在扶桑大草原上，也就是30里長、30里寬的這塊地，都給你了。
這地主要嗎？
且不說別的，就算帶著人去了…法律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這個工具需要國家的暴力機關去執行。在中原，這4000畝地，是地主的就是地主的，大順朝廷要維護“法律”，所有土地私有制似乎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那么就算說挖地窖挖出來了家里留下的金銀財寶，移了一千百姓過去了，說一如中原制度，六成租子…你看這些佃戶吊他嗎？甚至于，佃戶吊什么土地私有制的神圣性嗎？就分地了，咋的，大順朝廷還能派兵來維護私有制的神圣性啊？敢來，就跟他干了！
歷史上，北美在1865年開始迎來了一大波的移民潮。因為剛打完南北戰爭、勞動力不足、宅地法等，所以出臺了《合同工法》——這玩意兒，理解成“契約奴”制就行，工廠主出運費，按照契約和利息什么時候把工資扣完運費，什么時候算是自由了。
許多人盛贊，這個政策實在是太智慧了云云，引發了歐洲移民潮，帶來了北美人口的快速增長、工業快速發展云云。
但是，這么說，則完全是空話。
不說種種種種的物質條件，只說最簡單的一條：沒有古納德公司的廉價蒸汽船票，和縮短到12天的跨大西洋蒸汽船旅程——這是所有條件中似乎最簡單的一條，那么這個政策就是個扯犢子的空談。
若無此條件，還想發展工業，那就只剩一個辦法，取締《宅地法》，逼著農民去工廠，而不是去西進當自耕農。
當然，這不是說，只需要點亮一個蒸汽船科技就行，只是說，蒸汽船這玩意兒只是眾多物質基礎、社會條件中的貌似最簡單粗暴的一個，是使使勁兒可以搓出來的。
而剩下的那些條件，則完全不是使使勁兒就能搓出來的。
這些問題，也就造成了大順現在非常難走的局面。
比如說，這種非常難走的局面下，就隨便找一個點，來說為什么難走。
例如后世，上朔到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百年間，多少仁人志士、多少英雄豪杰，為理想而奮斗、犧牲，終于重現光明？
《重生之搏浪大時代》
千萬人得有吧？
那從1840年開始算起，這千萬英雄里，都是抱著什么樣的心態去戰斗的？
反滿、恢復漢土、滅殺閻羅妖？
這個，在大順直接拋掉，一個陜西皇帝，這個理由實在沒法用。
反洋夷侵略？
這個，在大順，要反洋夷，得跑泰晤士河口去反了。
為中華之崛起？
這個，大順現在雖然是個縫合怪，但謂之馬上到來的19世紀的壓路機、世界第一列強，這個還當得起吧？
為華人的生存空間？
這個，更沒法用了。之前就說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就算大順現在立刻死了，天下大亂五十年，環太平洋區域，從澳洲到北美，華人已經完全占據絕對的人口優勢了。但華人有優勢，和西南山區、西北干旱區、普遍人地矛盾爆發區、華北生態崩潰區的那兩億多百姓，基本沒有啥關系——此時世界的五分之二的人口，如果全面工業化、全面富庶，和全世界一起富庶、全世界普遍工業化，那也沒啥區別了。
所以，其實最后也就剩下了一個選項，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當然，科社出現之前，會有各種亂七八糟的反動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資社等等。
在加上傳統因素，不免在科學的理論出現之前，在大順也就只剩下純粹的“天下大同”這個選項了。
問題在于，天下大同，怎么走到？
之前，儒學一脈，爭的是由內而外、還是由外而內。
然而，社會意識落后于社會存在。
這套東西再怎么爭，它產生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小農手工業時代。
如今，時代變了，大部分人都知道，這套東西其實走不通，尤其是伴隨著考據學的發展，很多人都認為，周禮、周官之類的書，多半是一些人為鼓吹王莽改制而寫的…呃，“”設定。
和顏元、李塨等人悶在家里，倆人憋出來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學校制度”、“稅收政策”、“軍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兒。
而現在，大順這邊唯一能撐得起來這個“對未來世界的美好設想”的，其實也就剩下劉玉的那一套東西了。
然而，問題在于，新學派當年為了防止被滅殺，只教“術”而不學“道”，大部分“道”的內容，都是潛移默化和只言片語的。
這也是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某種必然。
就好比說。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許多律師等中層，作為思想家和平民之間的聯系。
所以，圣西門會說，法革那群人的口號，和他們反對的反動派的口號一樣，空洞、辭藻。
而華革，則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溝溝里，面對著一群文盲和基本沒出過山的農民。
所以，風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讓半文盲聽明白的。
而劉玉當初面臨的情況，就是大順允許有圣人，但一定得是死了兩千多年的圣人。
皇權強勢。
正值王朝中期，休養生息結束。
加之以史為鑒，還有“復古半圣意見領袖”安漢公、還有“一人易天下之學”王荊公之類的事。
故而，劉玉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這個身份，就注定了，新學一派里，很多話不能說、很多東西只能只言片語、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這個定死的上限，撐得起“對未來世界的美好設想”嗎？
如果劉玉沒真的見過未來的世界，這么這個定死的上限，撐不起對未來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個空想——只有術而無道，也就意味著沒辦法自行的邏輯演繹出最終的結果。
問題在于，劉玉真的見過未來的世界，所以即便是定死的上限，只有術法，那么他依舊可以描繪出一個差不多的、聽起來并不遙遠的、似乎可行的美好的未來世界。
所以，在大順這個縫合怪，此時早已注定的排異反應發生的時候，皇帝為什么要大張旗鼓地把劉玉的尸骨運回來安葬？
后世有句話講：天王殺天父，終究一場空。收拾包裹回家去，依舊做長工。
那要是“天父”早早病死、或者自然死亡了，而“天王”依舊還能得到指引、并且有證據表明依舊是“天父”在指引呢？
如果說，大順的實學派，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論、邏輯思辨。
那么，創立者也不好使，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用方法論和是邏輯思辨，是可以推出后續的正確結果的。
或者說，如果大順的實學派，學的是一套科學的理論，是可以通過邏輯演繹和運用方法論得出后續的結果，那么這一套是沒有任何用的。
但問題是…劉玉，更像一個…先知。
而不是一個大順的思想家、哲學家。
就像是，他可以漂亮地解出一道立體幾何的題，但他連幾何的許多基本定理都不教一樣。
他只是個先知。
一個“預見過未來”的、可以“用此時的詞匯形容未來”的、思想支離破碎的…先知。
而已。
因為沒有基本定理，所以大順走到這一步，有志之輩，迷迷湖湖，不知道該咋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而這時候，自然會有很多人，覺得，若是我實學派“先知”在此，定有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