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二章最后的鬧劇(十八)
第(1/3)頁 李欗談東北遷民問題,卻談到了南洋、印度。
而這些話的內核,用劉鈺更加熟悉的語言來講,其實本質三兩句話就能說清。
利用國家的權力,積累和組織起社會力量,像溫室一般,助長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轉換過程,并縮短其過渡期…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保護制度、關稅、保護稅、輸出補助金、強制顛覆其屬地的產業…強行將本國的制造業者制造出來。歐洲各國都要為想辦法攫取這種發明出來的特許權,而相互勾心斗角…如英格蘭強行顛覆愛爾蘭的羊毛制造業;亦如學習科爾貝爾主義,以國庫投資作為本國工業的原始積累 李欗說的這一套,就是老馬說的保護制度。
后世的人,對于保護制度的理解,是片面且淺顯的。
因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后世的社會存在,是二戰之后,亞非拉人民反殖民、反侵略、反帝國主義,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哪怕說常鬧笑話的印度,那也不再是殖民地,而是有自己的國家強力,能夠保護自己的關稅。
在這種社會存在之下,對于保護制度的意識,無非認為也就是加加關稅、政府補貼之類的。
但是,在此時,在18世紀、19世紀,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保護制度,如老馬所言:英格蘭摧毀愛爾蘭的羊毛制造業,是保護制度;歐陸國家用科爾貝爾主義,以國庫重稅直接作為本國工業的原始積累,也是保護制度;保護性稅收,是保護制度;英法等國行政命令直接干涉棉布穿衣問題,也是保護制度。
換句話說。
在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
以暴力手段、行政手段、軍事干涉等,摧毀屬地的競爭工業,也是一種保護制度。
只不過,后世嘛,那幾個原本被侮辱被損害的、被殖民或是半殖民的國家,一個個站起來了。
以軍事手段、行政手段、暴力手段,直接摧毀去本國工業生產能力的辦法,行不通了。
所以,這才產生了對保護制度這四個字的誤解,以為保護制度只是本國加加關稅、給點補貼那么簡單——如后世之日本半導體的覆滅,即可視為這種保護制度的“經典形態”。
所以,這又繞回了老馬說的那個道理——在前工業時代,商業霸權,才能帶動工業的發展。而商業霸權,又是靠擴軍、備戰、造艦,主要是海戰來決定的。
大順之前二三十年,瘋狂造艦、擴軍,下了南洋,打贏了一戰。
之前下南洋,就已經早就了蘇拉特地區的棉紡織業崩潰、帶動了松蘇棉紡織業的高速發展。
這,就是軍事霸權,帶來了商業霸權。而商業霸權,又帶動了本國工業發展的典型例子。
因為,蘇拉特地區的棉紡織業發展,很大一部分,源于荷蘭在南洋的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
當大順下南洋,結束了荷蘭的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后,依靠著荷蘭的南洋霸權而發展起來的蘇拉特棉紡織業,也自然完犢子了。
當然,這個事,細分析的話,和李欗說的“孟加拉甘蔗”問題,還不一樣。
大順下南洋導致的蘇拉特棉紡織業崩潰的內核,和李欗現在說的孟加拉甘蔗問題,是有所不同的。
蘇拉特,不是荷蘭的殖民地。
那為什么荷蘭非得去蘇拉特買棉布,而不去大順松蘇地區買棉布呢?
是因為松蘇 (本章未完,請翻頁)
第二九二章最后的鬧劇(十八)
第(2/3)頁 棉布的競爭力,不如蘇拉特棉布嗎?
不是的。
而是因為,荷蘭在南洋地區的現金流有限。他掌握的香料等…說難聽點,中國的走私販子——當然,換種說法,就是大明的為自由和自由貿易而與暴君的專營法令對抗的商業勇士——都能把永樂皇帝的香料專營干廢了,你荷蘭這點力量,怎么和大順的南洋商人們搞?別的不管說,香料你想在中國賣到和歐洲一樣的1500利潤的高價,想都別想。
荷蘭的香料,根本不可能在中國換到足夠的資金。而荷蘭又需要現金,包括日本的小判金銀等,購買中國的茶葉、生絲、瓷器等。
只不過,在蘇拉特,買辦階層的勢力,可以催生出先拿貨、我給你香料抵一部分錢、你可以賣一部分香料算錢的商業模式。
簡單來說。
荷蘭自己的工業生產能力,是垃圾。本土的棉紡織業水平,是狗屎。呢絨在南洋,壓根賣不出去。
是以,荷蘭用自己的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并沒有帶動本土的產業發展,而是帶動了印度蘇拉特的棉紡織業發展——以南洋為市場的產業發展契機。
伴隨著大順下南洋,大順取代了荷蘭在南洋的商業霸權,從而讓南洋的棉紡織業市場供貨者,換到了松蘇地區。而且,大順并沒有過多的運用關稅、保護稅等政策,因為松蘇地區的棉紡織業競爭力,就算不超印度蘇拉特,但肯定也不弱于其。
也即是說,大順拿到了南洋的商業霸權后,可以使用關稅保護、保護稅等政策。
但沒必要,反而采取了“形式上的自由貿易”,因為大順的棉紡織業,本來就有優勢。
但是。
關鍵在于。
大順拿到了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
可以不用關稅保護和保護稅,假裝自己是自由貿易。
但如果本國的產業處于弱勢,因為存在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所以轉身就能用。
簡單來說。
不下南洋,大順“只能自由貿易”,人家不搞自由貿易,那也只能干看著。因為自由貿易這玩意兒,是雙向的。
而下了南洋,大順“可以搞保護制度,但沒必要;不過需要的時候,因為下了南洋,所以隨時可以搞”。
我可以殺人,但我不殺,我想做個好人。
和我孱弱無比,誰也殺不了,于是我不殺人。
這是兩回事。
本身,大順的棉紡織業就有優勢,所以,即便拿到了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那也不過是“高呼自由貿易”而已。
但是,制糖業不同。
大順的制糖業,和印度的制糖業相比,優勢并沒有那么大。
而且,還要考慮印度市場、波斯市場,使得印度的制糖業本身還有個運輸成本的優勢、以及內部循環的優勢。
其實說實在的,種甘蔗這玩意兒,它也確實不是紡織業。比如說,紡織業,我上個走錠精紡機,那我直接起飛,幾十倍的效率之下,誰與爭鋒?
而種甘蔗,就現在的條件來說,你也沒法弄出個能一下子提升幾十倍效率的“技術”。
一畝地產多少甘蔗、能榨多少糖,老天爺給的氣候什么的差不多的話,差距也就真沒那么大。
于是,殖民、商業霸權、保護制度的“優勢”,那就顯現出來了。
歷史上,英國的棉紡織業那么差,是怎么搞死印度的棉紡織業的?
愛爾蘭的條件不錯,那么愛爾蘭的羊毛紡 (本章未完,請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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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頁 織業,又是怎么毀滅的?
為什么北美南方州那么好的條件,卻直到21世紀,南方州一些地方依舊沒有吃羊肉的習慣?這個不怎么吃羊肉的社會習慣,又是怎么養成的?其背后的歷史原因是什么?僅僅是因為那里的人非要覺得羊肉不如炸雞好吃?
其實,這和李欗說的毀滅印度制糖業,是一回事。
軍事霸權在手、關稅控制權在手、暴力機關在手。是在大順的手里,而不是印度反帝反殖民后的國家手里,那玩一點高端的保護制度,摧毀屬地的制造業,為本國的制造業保駕護航、建立溫室保護本國資本茁壯成長,那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
這件事,是如此的易如反掌。
以至于。
易如反掌到,李欗覺得壓根沒必要和劉鈺說一說,該怎么才能毀滅印度的制糖業這件事的細節。
因為,李欗覺得,談怎么消滅印度的制糖業,在事實上的霸權和殖民體系下,是如此的易如反掌,以至于像是在說該如何教狗吃屎。和劉鈺大談“教狗吃屎”的事,李欗只怕劉鈺瞧不上自己,事后稍微一宣揚說“七皇子論政全無重點、輕重不分、主次不明”什么的,那就大為不妙。
老馬說的保護制度,玩起來的手段可就多了去了。簡單來說,玩“產業補貼”,那是老馬說的保護制度里最LOW的一種。
但凡我能控制它國政治、關稅、稅率、同時又在它國駐軍,那我為啥要去玩最LOW的“產業補貼”?
只有我無法控制它國政治,炮艦無法在海岸一架就轟開他國大門,無法在他國駐軍,無法操控他國關稅,才需要玩什么產業補貼這種最低級的保護制度。
通過這種保護制度,摧毀印度的制糖業,既意味著新一輪南洋大遷徙的開始,也意味著南洋制糖業發展所需的豆餅肥會讓東北的那些“暫時并不具備資本主義這種社會關系”的土地,具備了條件,一旦完成了道路建設,資本會迅速沖向松遼分水嶺以北,以每年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遷徙速度吸納“被剝離了生產資料的工資勞動者”。
當然,李欗說這番話的意義,不在于他提出了一個似乎靠譜的遷民方案。
更重要的,還是在于劉鈺說的“歪經方法論”、或者說“逆練老馬學問”。
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世賦稅制度、保護制度,達成體系的綜合…并成為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的產婆 比如說,大順打贏了一戰,把印度納入勢力范圍。
那么,這僅僅是為了多收點土地稅、為了開疆拓土之功績嗎?
顯然不是。
得需要有人清楚,運用國家強力,去孕育新時代。
至少,李欗的思路,是這種“產婆”的思路。這,才是最關鍵的——殖民不是為了開疆拓土之功、賦稅不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關稅不是為了國庫有錢。而是要把這些東西,不管有意還是無意,用新時代的思路,去理解這一切、運用這一切。
以印度為例。
如果只是為了征服、統治、開疆拓土、征稅征賦,那么大順仍舊是個傳統帝國。這和那些在中亞混不下去,從阿富汗翻山去印度征服的征服者,沒任何區別。
但如果能夠改變印度的生產關系、崩潰產業或者扶植產業、改變印度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那么,大順算是邁入了“近代帝國”的門檻。
近代帝國的關鍵,不是帝國,而是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