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種鼓吹的邏輯，很簡單，
即，人吃飯，是因為餓。
而不是喜愛糧食，喜愛到有多少吃多少。
理論上能養活多少人口，只取決于糧食總產量、人口總數、以及人均之后的糧食占有量。
當然，人均，這倆字，有點神奇。
但，至于說，怎么才能讓人都能保證餓不死、吃飽，或者說人均有意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理論上，只要人均每年能有500斤糧食，那么謂之《禮記》中的小康，大抵是沒問題的。
換言之。
大順現在往少了說，3億人口。
理論上，只要年產1500億斤糧食，在物質基礎層面上，已經可以達到《禮記》中構想的小康的狀態——畢竟，禮記這玩意兒，是漢代編造的，按照漢代的生產力水平構想的美好未來，基本原始意義就是人吃飽、偶爾有肉吃的水準。
在此基礎上，劉鈺鼓吹的基石是什么？
即，大順只要保證能夠年產1500億斤糧食的農業人口，那么理論上，剩下的人是從事農業、還是從事工商業，基本就沒啥區別了。
而按照此時農業勞動的極限來計算，保證1500億斤糧食，理論上，非農業人口是完全可以超越農業人口的。
理論上，如果不考慮天災、不考慮水旱，按照畝產120斤的大順加上華北兩年三熟、江南一年兩熟的理論平均畝產，12億畝土地基本是可以保證這個產量的。
而按照鐵器牛耕時代的家庭最高密集勞動的水準，也就是30畝地一頭牛的水準，其實也就需要4000萬戶農業家庭。
由此推出，理論上，非農業人口是可以超越農業人口的。也即，工商業的發展，是有未來的。
是可以解決顏李學派等復古改革派一直不能解決的幻想——均田的田不夠，剩下的人咋辦的問題。
當然，這都是理論上。
而理論上能解決，也就確保了實學一派，在對未來的構想中，是認可將來發非農業人口超越農業人口的。
當然，理論是理論、數學是數學、現實是現實。
實學一派的很多人，在構想未來的時候，是相信劉鈺所描繪的未來的。
但，這最終，又繞回了統治的“技術”問題。
即，假設平均每戶5人，假設4000萬戶農業人口即可保證產量——100目的，3個人干，和30個人干，可能產量是一樣的，但可以作為“商品糧”的數量是不一樣的，畢竟3個人自己吃的，和30個人自己吃的，數量不同。
某種程度上講，那27個人，于社會宏觀角度，是“無效”勞動。
但問題在于，工商業是否能提供足夠多的崗位，讓那27個人可以干點“有效”勞動？
如果不能提供，那還不如蹲在地里，至少這樣可以維系穩定。
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在畝產基本是世界最高的情況下，在西邊是沙漠西南是雪山南邊是熱帶雨林北邊是戈壁的東邊是大海的現狀下，8000萬農業人口，和2億4000萬農業人口，其糧食總產量可能是一樣的；但社會的穩定性，是完全不一樣的。
假設一共3億人。
8000萬農業人口，意味著，這8000萬農業人口，提供2200萬非農業人口的糧食。
而2億4000萬農業認為，意味著，這2億4000萬農業人口，提供6000萬非農業人口的糧食。
再假設，每個人每年消耗的糧食，其實差毬不多——這玩意兒，和別的東西不同。貴族可能每年用幾百斤銅來做裝飾，而普通百姓可能一年半斤銅都用不上，這是上千倍的差異；但，不可能說，老百姓每年吃400斤糧食，而貴族每年吃一千倍，吃40萬斤糧食。即便說全釀酒、全用來狗彘食人食而吃狗彘之肉，那也沒有這么大的差異。
最后再假設，工商業，本質上就是利用交易，“重新分配”糧食這等最基礎的生活必需品。
那么，劉鈺所許諾的這個未來，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
而現實里，繞不開的，還是那個簡單的反問——你靠什么，為大順提供2億2000萬的非農業崗位？
實學派堅信，這是未來。
而未來嘛，自然是看得見、摸不太著、但經過理論計算又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實學派可以把這個當做未來，然后用不斷發展工商業最終提供足夠多的的崗位，作為目標，也作為實現的手段。
這個，總體上，實學一派，是相信未來的。
但，現實里…
正如皇帝詢問劉鈺的那樣：你在威海練兵的時候，就開始往鯨海移民；你在松蘇改革的時候，就搞南洋開發移民；你跑到山東修河道，還是要搞扶桑移民。所以，那些人移過去，不還是種地嗎？
合著你認可的未來，認為工商業人口可以超越農業人口，所以發展工商業是對的。
但你的所作所為，卻是讓許多人，換了個地方種地。原本在魯西北、魯西南種地的，跑到扶桑去種地，他們不還是農業人口嗎？
這就相對于，你說你要往南走，可馬頭不是朝南，反而是馬屁股朝南？
皇帝這樣問，若看表象，沒啥問題。
但若看本質，其實也就是劉鈺和大順古儒一派的分歧。
古儒一派，是支持均田的。
并且，明確表示，“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
劉鈺支持均田嗎？
支持。
認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嗎？
認可。
然而，劉鈺認為古儒一派是對的嗎？
并不。
甚至，劉鈺認為古儒一派，是反動的一派。
所以，劉鈺和古儒一派，一直是若即若離的關系，甚至認為這一派只是同路人，但一到抵達岔口就要先把他們干掉的一派。
皇帝此時的疑惑。
和當初劉鈺與古儒一派的分歧，是一樣的。
即：均田，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
劉鈺，以及被他影響的實學派——實學派和古儒派，兩者之間的分歧，從當初兩淮鹽改、再到檀香山殖民、再到扶桑墾荒，就一直糾纏不休，既合作、又各有態度——劉鈺這一系，是否支持均田？
實際上，支持，甚至非常支持。
但支持的緣由是什么？
緣由是，劉鈺一系，實學派一系，認為未來在工商業上。非農業人口是可以超越農業人口的，并且認為此時很多的農業人口，是“無效勞動”，三個人的地，實際上一個人也能種，并且產量不變。
然而，廣大的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需要一個艱難的過渡。
這個過渡，可能是殘酷的、可能是不仁義的、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盡可能保全人的生存的。
均田，是這種過渡的手段。
通過均田，來減緩轉型的劇痛，使得占此時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在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小農經濟瓦解中，存活下來，至少有個窩窩頭啃。
均田，是手段，而非目的。
而古儒一派，以及此時皇帝腦子里琢磨的那點事，是把均田，作為目的，而非手段的。
對古儒一派來說，均田，復三代之治，這是最終的綱領，是目的。
對皇帝來說，均田，是延續王朝統治的最佳辦法，也可以視作目的。
對劉鈺和實學派來說，均田，移民、發展工商、商業戰爭、對外擴張、參與一戰等，其實都差毬不多，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若能均田，那自然最好。
若能搶奪市場——比如黃河河道問題，通過魯西女性的紡織業，減輕了黃河河道征地問題的矛盾，而魯西女性的紡織業，又是以逼死了幾十萬達卡、孟加拉、蘇拉特、孟買、曼徹斯特的紡織業者為基礎的，他們占據的，是原本曼徹斯特和印度棉布的西非三角貿易中的紡織品份額——那就使勁搶奪市場。
若能移民——比如扶桑、南大洋的以貴金屬“隱蔽的苦力奴隸制”為基礎的移民，實學派也不反對，反而著力推動，因為他們知道大順現在無法容納那么多的非農業人口、無法提供那么多的非農業崗位，從劉鈺鼓吹的“唯生產力”論來看，移民去扶桑墾荒，也是一種發展生產力、釋放每個人的勞動潛力、使得大順的農業人口可以達到自己的勞動極限——那就使勁移民。
若需要戰爭、若需要擴張、若需要契約奴制度，這些人通通來者不拒。
都是手段。
其目的，就是擴大工商業的規模。
擴大工商業的規模，就意味著讓更多的農業人口，成為非農業人口；讓更多的唯生產力論調上“無效勞動”，成為能提高全人類總生產力的“有效勞動”。
最簡單的來講，魯西地區，三個家庭種三十畝地，和一個家庭種三十畝地，其人類的總生產是一樣的。
而現在，一個家庭種三十畝地，而另外兩個家庭跑到扶桑再種六十畝地，顯然提高了此時全人類的總生產力。
原本，三個家庭種三十畝地，只能養活三個非農業人口，畢竟自己要吃。
而現在，每個家庭種三十畝地，便可以養活十五個非農業人口，這不是個簡單的乘法關系。
同時，每個家庭種三十畝地，更多的糧食交換，也即意味著每個家庭的消費能力提升，創造了更大的市場，賣出去更多的商品，也即可以讓更多的非農業人口有事情做。
就此時來講，實學派支持均田，也是大致一樣的思路。
無非，實學派縱著分，又分出來保守派、激進派；橫著分，又分出來國家派、民族派。
縱著分。
保守派的意思，是說借助均田，讓轉型的劇痛得以承受。按部就班，繼續發展工商業，是第一要務。
激進派的意思，是說先搞均田，加強集權，靠均田之后的控制力、組織力、稅收能力，拼了命的移民，照著一年大幾百萬移。移個差不多了，再轉型。
橫著分。
國家派的意思，是離著那么遠，又和大西洋貿易綁定，那群人遲早效趙佗故事。而中國的事，是中國的事，天下早晚要炸，那群人怎么樣，隨他們去，努力把國內的事解決掉。他們只是一個泄壓的手段，最終這片土地上的人還要生活在這片祖先的土地上，趙佗和咱們即便一個祖宗，將來也不是一條心。咱們生于斯、長于斯，還是為這片土地上的人，謀取未來。他們不過是添頭、泄壓閥，愛咋咋地。
民族派的意思，是就算他們效趙佗故事又怎么樣？論起血緣，那不都是一家人嗎？所以，將來“中華”到底在哪，不就是個地理問題嗎？難道那些分出去的，還能反對咱們不成？所以，移民的意義，不只是個泄壓閥，而是要相信即便遠隔數萬里、即便他們的貿易融入的是大西洋貿易圈、即便他們一部分可能改信基督教、即便他們可能琢磨著南大洋的礦我先上車后面別來了…那或許、說不定、大概還是血濃于水的。
內部自然有分歧。
但分歧之外，終究還是認可很多事是“手段”，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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