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能改，并且能改成功。
哪些不能改，改了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在人為”即可解決的。固然說，事在人為，人是什么人？國是誰的國？為事的人的階級屬性是什么？這些不可不考慮。
而大順本身的一些問題，更是使得繼續改革下去，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后人有人諷刺一些擔心技術進步會導致失業的人，編了個段子。
說瓦特改良了蒸汽機，拉車的馬、馬車夫，一定都死絕了吧？
勃拉發明了抽水馬桶，于是每天早晨起來倒馬桶的主婦，一定都死絕了吧？
塞納菲爾德發明了平板印刷術，于是那些抄書為生的人一定都死絕了吧？
這個段子的本意，便是說，技術的進步，固然一些職業消失了，但一些新的職業也就出現了，人類并不會因為技術進步而死絕。
但，這個段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宏觀上，這么說是沒問題的。
可實際上，被搶掉飯碗的人，卻未必可以融入到新的產業、新的崗位上。
有句話說得好：不當安安餓殍、尤效奮臂螳螂。
其實差不多是一個意思，即便可以說，這是歷史的滾滾車輪。
但，這些人，并不會按照你的意愿，坐在那干等著，被歷史的車輪碾碎。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人會為了生存，做出選擇。而對大順來說，這種不當安安餓殍的想法，又是根深蒂固的。
以改革后的山東中部為例。
因為鐵路的修通，使得一些土地融入資本主義的土地經營，是完全有利可圖的。
比如說，種煙草、種花生、魯西魯北地區種棉花。
伴隨著鐵路的修通，在鐵路沿線，種植經濟作物的收益，已經遠遠大于種植糧食。
大順在三五十年前，就已經成批地出現了“城居地主”。
這些地主居住在城中，他們的土地租給佃戶，由佃戶把租子送到城中。而地主不管經營、亦不管土地改良，只是收租。
很早開始，大順征稅的時候，就已經一反常態，不再是“先城后鄉”，而是“先鄉后城”。原因就是各地的地方主官，主動調整，制造時間差，畢竟鄉下的佃戶先把租子交了，城中的地主才有錢糧征稅，所以從過去的先城后鄉、改為了現在的先鄉后城。
一般來說，實物地租基本上是五五分、四六分。
如果交通不便、如果大順沒有打開海外市場、如果大順沒有在一戰中獲勝。
那么，其實資本不會選擇經營土地，因為你種啥玩意兒，能達到五五分、四六分的收益？
這么高的收益，農業技術在此時已經到極限了，畝產已經是世界最高了，那為啥還要經營土地？
買地之后，坐地收租才有最高的投資回報率。
而伴隨著交通發展、海外市場的開拓、以及一些政策傾斜，使得靠近鐵路的地區，種植經濟作物、尤其是種植融入到世界市場中的經濟作物換取白銀，已經比坐地收糧食實物租更高了。
佃戶是沒能力種植經濟作物的。
以烤煙為例。
需要豆餅、需要煤、需要搭個烤煙的窯爐、需要資金周轉…這些，都不是佃戶所能承擔的起的。
之前說的因為種植經濟作物，導致大量的農民破產、被兼并、自殺、被高利貸吞噬等，這是指自己還有一些土地的農民，而不是完全靠租佃的農民。
那么，現在，經濟作物有利可圖、且資本愿意支付比糧農佃戶更高的租金，那些居住在城中的地主，是否愿意把土地租給資本家，由他們來經營呢？
賣地，是不可能賣地的。
在大順，賣地是被視作敗家子行為的，但凡日子還能過下去，就只能租，而不可能賣。是以，資本即便想要經營土地，也得租。
而交通發展、海外貿易等，使得資本即便按照過去“四六分”的比例，依舊可以支付比之更高的租金，而且給的是白銀，而不是糧食或者銅錢。
那么…
地主愿意租。
資本想要租。
佃戶呢？
從資本主義發展、土地經營的角度看，這些佃戶或許就該被“歷史的車輪碾碎”。
問題是，你這車輪是啥材質的？
你怎么確定，是被歷史的車輪碾碎，而是這些人鋼筋鐵骨把車輪給硌碎了？
所以說，即便說要走那條路，也得有個極為強力的、集權的統治集團，才能當所謂的歷史的滾滾車輪。
英國600萬人口，正規軍能拉出來9萬、戰艦100余條、黑森雇傭兵還能拉出來5萬，各地鄉紳的民兵還能再拉出來5萬。而且英國四面都是海，完全沒有閃轉騰挪的空間，還有那么近的新大陸可以泄壓，所以圈地運動沒出啥大事，但也出現了起義、甚至出現了掘土派試圖在軍中干一波大的。
而大順多少人口？多少正規軍？多大的閃轉騰挪的空間？
有句話講，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沒有當歷史車輪、且保證能碾碎那些人的本事，就無法領導這個國家走入新時代。
劉鈺走的路子，是放棄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而是依靠海外市場和對外擴張，完成工業化。而不是照著歷史上的正常路數，尤其是英法等國的路子，先讓農業出現資本主義興致的經營生產。
但這個路子，實際上也是分內外兩步的。
外面那一步，他已經邁出去了。
內部那一步，這就需要均田、限制土地買賣，保證小農的基本生存。
原始積累靠對外擴張和掠奪、金銀貨幣靠對外貿易和美洲金礦、勞動人口靠先發地區的那點失地百姓就足夠應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人口——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霸權世界的時候，它才幾個工業人口？
第一次工業革命，只需要百萬人的底蘊就可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才需要上千萬人。
內部那一步，劉鈺自認為，依靠大順的自發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大順沒有這個能力，這和皇帝個人的意志、甚至官僚集團一部分人的意志無關——哪怕滿清的統治，乾小四那樣的面對“限田三十畝”的奏折，也得說這是“合乎正道”的；而官僚集團內部的士大夫，不說顏李學派那群激進的復古派，就是尋常的人，也不是沒有限田、均田想法的。
有意志，沒卵用。
大順的組織能力、統治基礎等等，都注定了完不成這件事。
大順是個典型的唐宋后的封建王朝。
這種典型，就是“統而不治”。
名義上的中央集權，實質上的地方自治，帝國的運轉是有一套傳統流程的。
大順不是能管制到沿海販賣羊毛就砍手、能把濟貧稅收到每一個鄉村、能管的紡織技術六十年沒有外流、能按照窗戶數量征收賦稅的英國。
差得遠了去了。
甚至于，大順連對日本的貿易限制都管不住。在劉鈺摻和對日貿易之前，日本這邊甚至能“買”到弓馬嫻熟的武舉人，去教授兵法和騎射，歷史上也是如此。
舉幾個在大順地方上的幾個典型的地主類型，就可以理解大順的基層運轉，到底是怎么運轉的了。
比如，學田地主。
大順之前一年也就收個2000來萬兩白銀，除去養兵、賑災，國防需求，基本剩不下多少。
地方教育怎么搞？
學田地主。
或是捐助、或是官方撥給，總之，這些土地是學田。
教育經費怎么解決？
靠學田收租子啊。
每年學田靠佃戶的租子，作為教育經費。
朝廷國庫？朝廷國庫哪有錢？
再比如，宗族地主。
地方維穩怎么辦？
靠宗族啊。
特別出臺法律：子孫私賣宗族田產五十畝者，按捏賣祖墳罪論處，流三千里，戍邊；子孫有私賣宗祠者，一間杖70，每三間罪加一等，滿罪杖一百、徒三年。
再比如，慈善堂地主。
這里就不提諸如慈幼堂之類的地方。
只說一個，比如，渡口，義渡。
有些地方，以現在的工程水平，修橋是不可能修橋的，也修不了。
那么就需要有人專門擺渡，來維系交通方便。
對商業而言，花點錢過河是沒問題的。
但對統治而言，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便利保障，就得是幾乎免費的通行義渡。
這玩意兒，你說哪怕是找個聾子、或者殘疾人干呢，也得讓這殘疾人吃飽。
沒錢，咋辦？
或是撥給、或是捐助，搞義田。
靠義田的租子，維系義渡的支出。佃戶必須要那是交租。
…以上，等等。
這些例子說明什么？
這里沒提正常的平民地主、紳衿地主、商人地主這種類型。
只說學田地主、慈善堂地主、宗族地主…
這些例子說明，大順的基層運轉、基本社會福利、學校教育、維穩體系等等，全是靠“地主、佃農”的租佃體系，來維系的。
一個國家，就算不去看那些平民地主、商人地主、紳衿地主。
只看這些地方上的福利、便利、基層運轉等情況，完全是依靠租佃體系來維持的。
那么，大順的社會運行基礎到底是什么樣，也就可以葉落知秋了。
按理說，這里面很多的投入，應該是政府收稅，再支出這種模式。但顯然，大順不是，也沒有能力征稅支出維系基層運轉，而是只能依靠租佃體系來維持。
換句話說，大順如果繼續改革，改革深入到內部、整個帝國。
那么，這種改革，就不是修條鐵路、走個海運、建個鋼鐵廠這么簡單。
而是要重塑基層的運行邏輯、重寫基層的經濟基礎、改寫稅收和支出體系、重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底層徹底廢除租佃體系…
如果說，建個鋼鐵廠、修個大運河什么的難度，是10。
那么，后者的難度，可能就是10萬。
這顯然，不是靠改革就能完成的。
而劉鈺，恰恰又通過這些年的變革，制造了一個假象：你看，這些變革不也是前所未有的，但不也成功了嗎？
這種假象之下，難免會有后續的欲效仿、且繼續改革的人。
當然，理論上，其實只看數據，租佃體系似乎可以在不動均田這個大殺器的前提下完成。
只看數據，理論上，澳洲、北美，至少還有個五六十億畝的可耕地面積。
后世不算加拿大的草原三省，只看美國，就有耕地56億畝。
而此時，歐洲人在北美的墾耕活動，還只局限于阿拉巴契亞山以東，說理論上還有個五六十億畝的可耕土地面積，那是一點都不夸張的。
理論上只算數據，大順現在的人口，戶均個百十畝土地，肯定是夠。
但，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
過早的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順這邊的人，至少在土地上，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思維的。
歐洲的貴族制下，農奴要承擔封建義務，但農奴也有永耕自己條田的權利、以及在路邊、山坡、公地等放羊的權利。
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收回了這種固有的權利，按照資產階級的土地制度，確定了土地的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權。
當然，收回了這種傳統權利，并未補償。
而在大順，私有制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是排他性所有的。我的地，我想租給誰就租給誰，佃戶沒有權利永佃，也沒有權利讓我這個地主只準把地租給他。
那么，以大順而論，佃戶租種地主的土地得以為生，算不算佃戶的一種權利？
法理上，可能不算。
但如果算的話，經營性的農業資本家，如果占用了佃戶原本租種的土地，理論上，是不是應該出錢，作為佃戶無法佃租的補償？
如果這么想的話，理論上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
比如，加稅。
你資本不是租種這塊土地嗎？不是讓佃戶沒辦法謀生了嗎？那你多交點稅，朝廷多問你收點稅，用這筆稅，來安置這些佃戶，讓他們遷徙去扶桑、南大洋，去墾耕。
這，就是那個“勃拉發明了抽水馬桶，倒馬桶的女人全都滅絕了”的段子的一種解決方式——原本這塊地十個人干活，現在六個人干活，那么就該這六個人出錢，解決剩下那四個人的基本生存問題。
當然，這只是一種解決方式。
只不過，這種解決方式，在大順又是不適用的。
以華北為例。
不管是去北美，還是去澳洲，就現在的交通運輸水平、船只載重能力、跨越大洋去得六七個月時間的漫長周期。
使得每個移民的遷徙成本，至少得100兩白銀，只多不少。
而華北地區，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人地矛盾，人均土地面積，基本上可以認為已經降到了3畝到4畝——至少，山東地區應該是這樣，否則也不會出現到了滿清末期，山東一個短工干一天活只能買1斤6兩高粱米，還無數人搶著干的情況。
而人均3、4畝的耕地。
種啥玩意兒，能在原本的“四六交租”的基礎上，再拿出100兩白銀，還保證有利可圖呢？
理論上，大順可以先墊付。
然后分二三十年時間，把這筆錢用稅收征回。
問題是，大順的國庫，拿得出這筆錢嗎？
沒錢，怎么墊付？
沒錢，啥也玩不轉。
所以，實際上，那個“勃拉發明了抽水馬桶，倒馬桶的女人全都滅絕了”的段子里，原本這塊地十個人干活，現在六個人干活，那么就該這六個人出錢，解決剩下那四個人的基本生存問題的這個改革思路，在大順，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學英國，不管，或者去城市做工、或者想辦法潤過大西洋，在大順，還是行不通的。因為佃戶不想安安地靜坐在那，被所謂的歷史車輪碾碎。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實際上能走的路，也就是劉鈺說的那種辦法：沿海地區靠對外掠奪、海外市場、美洲金銀、過剩人口、先把工業化搭起來；內地地區，用強有力的手段，均田，禁止買賣，杜絕資本主義體系侵襲內地和農村，保證每個百姓的基本生存。
對先發地區來說，是生怕資本主義不夠發展。
而對內地地區來說，則是要生怕資本主義繼續萌芽。
但，這就等于又把問題繞回來了：均田、禁止買賣、保證生存、減免賦稅、減輕勞役…這是大順自己靠改革能完成的？
現在，大順面臨的情況，和歷史上的王朝還有所不同。
這種不同在于，如果歷史上的封建王朝，想要這么改革，壓根是不可能的。
識字，是晉升為統治階層的基礎。
而識字，以及入學進學成為舉人、進士的前提，基本上可以確定家里面得靠租佃體系生活。
滿清時候，有人進言，說限田三十畝事。乾小四最多也就是說，你說的很有道理、也很合乎正道、更合乎儒家一直以來的政治正確，但是這事吧，不好辦。
簡言之，做事，需要“干部”。
而“干部”，在之前，又和租佃體系，基本綁定。
讓一群靠著租佃體系出身的人，去反對租佃體系，達到均田的目的，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大順，有所不同。
大順，有一群既不靠租佃體系為經濟基礎、又不是正統儒學出身的，識字的，有專業技能和基本統治術的人。
這群人，使得大順有可能發動改革。
而這種改革，又是劉鈺所言的“大順炸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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