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反直覺的原因，其實還是源于此時主流的對殖民、貿易的認知。
重商主義的貿易思路，此時適合歐洲，但并不適合大順。
當然，自由貿易的思路，對大順也不是很合適，至少國內的統一市場，暫時來看遙遙無期，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人口數量級也就是百萬級，而大順可能無法參與其中的小農是億級。
是以，大順對新益州的政策態度，就產生了這種反直覺的效果：希望這里的工業發展的越快越好，發展越快，越能最快完成遷民減輕本土轉型之痛的目的。
這是因為各國的情況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正如英國要解決的是失地的工資勞動人口不足的情況；俄國要解決地緣卡在那按照自由貿易的運輸成本理論俄國就不該存在經濟繁榮的問題；法國要解決的是連續出幾個強人把統制經濟搞好，哪怕是拿三那樣的水平也行。
而大順現在。
有市場，整個好望角以東，還有歐洲的老三樣貿易。
有人口，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需的百萬級的人口，大順每年“自然兼并”導致的流民，都不止這個數。
有資本，原始積累搞得很不錯，從明朝開始源源不斷地吸著全世界的白銀，距離擺脫“通貨緊縮”的金銀荒，只差舊金山和銀山的金銀礦了。
有技術，即便只是手工業，技術也領先，況且蒸汽機已經開始在川南、松蘇、京畿等地的一些工業部門采用。
唯獨的問題，就是怎么轉型、怎么渡過轉型。
劉玉的思路從一開始就很明確：依靠海外市場，養起來新興階層，等待新興階層壯大后、或者歐洲和印度的革命的風暴爆發，從而讓壯大的新興階層回頭吃國內。
這件事，肯定會非常疼。
歷史上，漢口被迫開關的子口稅問題，在如今的大順也在上演。
問題還是那句話：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后續的帝國主義侵略，最大的問題，是干死了民族資本，而不是在于摧毀了小農經濟——大順經過這些年的折騰，是民族資本已經起來了，已經不可能被帝國主義干死了，但問題是民族資本起來后，小農經濟也是得死。
小農經濟，死在自己的民族資本手里？還是死在帝國主義的手里？
在死這件事上，沒區別。
但死在誰手里，這區別就大了。
死在外部帝國主義手里，意味著，民族資本也死了。
死在本國的民族資本手里，意味著，本國的民族資本活了。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大順要解決兩件事：
一：民族資本活下來、發展起來。
二：如何讓小農經濟死，死的過程要如何操作，才能死的可控。
劉玉折騰了這些年，實際上只解決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根本不敢碰，甚至他從不認為這件事是靠大順這個封建王朝的改革就能完成的。
所以他才認為，大順必死。
當然事情得一點點辦，也不是說改革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比如東北，因為諸多原因，包括后續遷民、直接接入大順的資本主義體系循環的黃豆產業、以及氣候不能種棉花等因素。
東北的小農經濟并不強，而且即便有，就算死，死的時候也不會那么痛。家里平均幾十畝地的話，固然會被沖擊，但也不是活不下去。
比如松蘇地區，靠著三十年的改革，一點點地把小農經濟瓦解——如南通的運河沿岸，雖然形式上還是男耕女織，包買制下女子在家用單人的鐵輪織機織布，但這些布純粹就是進入國內和國際市場交易的，故而這種男耕女織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小農經濟，即便說形式上仍舊是男耕女織。
而華北地區，可以說，問題最難解決。
其實這是個非常非常簡單的“算術題”。
在無化肥、無大規模水利工程、無良種、華北兩年三熟才開始推廣畝產按照150斤算的基本前提下。
按照大順的實際稅率——并不是國課稅率，國課稅率主要作用就是寫在史書里扯犢子的——大約是20來算。
按照男耕女織、村子手工業崩潰、松蘇商品暢行無阻沒有國內關稅的預設情況。
不考慮什么子女上學之類的夢想，都這樣了，還上什么學。
也不考慮天災、水災、旱災等。
再去掉稅、去掉勞役等等，家里就吃鹽、吃點油、燒火做飯、買條最基本的褲子總不能光腚出門這些最基本的開銷。
再按照就算糧價一石一兩白銀的價格。
算算每個人每年要吃多少糧食才能吃飽肚子。
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結論：想要讓轉型沒那么痛，至少老百姓能活下去，不至于說徹底活不下去、且短時間內不可能考慮化肥等因素下。
平均每個人，至少需要8畝左右的土地，且此情況不考慮任何形式的水災、旱災、戰亂、瘟疫等等。且假設每個人都是自耕農，而不是佃戶，或者租佃土地者。
這是個很簡單的算術題。
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平均”這兩個字，是很神奇的。
而且，無旱災、水災、瘟疫等，且一輩子不生病，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便這一切都假設是完美情況，那么…華北的一些地區，能達到人均8畝土地嗎？
達不到這個線，就必然要造反，在沖擊下根本就是民不聊生。
這，還是在大順雨熱同期、農業技術此時獨步全球、畝產量就是此時世界最高的條件下。
歷史上，滿清嘉慶十七年，山東人口突破三千，人均耕地面積抵達了極其危險的3.5畝，不久之后抵達了必須要爆發大規模起義的2.8畝。
到滿清光緒三十四年，山東的“人力成本”，達到了歷史最低值：短工的每天工資，折合1.9斤高粱米，就這還得搶著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注意，是高粱米，不是麥子，不會大米。
所以，其實大順現在在華北，已經到了歷史轉折點。
這，也是皇帝決定同意解決黃河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土地面積，已經到了危險值，真要是黃河決了，漫灌數州府，必然是超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只看山東，現在理論上還有機會，還沒到人均土地達到極低的狀態。
東部可以闖關東，分流一批；東南可以發展工業、種植煙草、依靠日本朝鮮的大米吃工農業差值；西部通過黃河運河等問題，盡可能遷走足夠的人口…
至少，理論上，有在均田之后低痛完成轉型的機會。
雖然說，均田本身，就是個可望不可即的事。但物質的東西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就算均田，山東總共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這是不可能靠一句均田就能均到復古派儒生設想的戶均50畝上等田或100畝中等田或者150下等田的。
故而，這就導致了大順實學派改革派，對于北美新益州的態度是和此時歐洲的重商主義殖民思路格格不入的。
簡言之：那點市場算個屁？況且大海阻隔，那里全是跑單程，去了總不能拉糧食回來，能這么折騰怎么折騰。
反過來，折騰的目的，是那里能夠快速地吸納人口。
能潤皆潤、能跑皆跑、能去皆去，真要是三十年內，能潤過去個500萬人，再算上闖關東的，把山東的人均土地面積拉到10畝，這才是最大的“功績”。
在此大功績為目的之下，別說新益州發展紡織業，就是新益州搞絲綢業瓷器業能搞起來，那也行。只要能把工業發展起來，使勁兒往那邊拉人就行。
而拉人…西海岸不是東海岸，太平洋不是大西洋、金山不是東南棉花帶那樣的土地環境，種植業、種植園，一個人都拉不走，因為壓根沒利潤。
金礦能拉個三五十萬，頂天了；劉玉挪用泡沫公司的股本，移個三五十萬頂天了。
百十萬人口，能把法國英國西班牙嚇壞。但對大順…甚至不用大順，就一個山東省，杯水車薪。
故而，大順這邊，能也只能用老馬批判過的近世殖民技術，人為地依靠國家強力和土地國有化扭曲價格，拉動移民。
而不能靠東海岸那種所謂的“自由墾殖”。
舉個簡單的例子：你是魯西的貧下農，可謂是移民意愿最強的，即便你知道扶桑多好、土地多多，你靠自己移的過去嗎？
貧下農，一家人十幾畝地，能賣幾個錢？從魯西走到濟南、再從濟南走到威海這就得多少錢？
從威海上船…就算船票全免、就算大發善心、就算朝廷造船不要船票。
那么，走最經典的馬尼拉帆船洋流路線，至少六個月。
這六個月，不能干活，得吃飯吧？得喝水吧？
就算說，全都大發善心，在船上喝水不要錢。
那么，六個月的吃飯，又得多少錢？你都能積攢出全家六個月不干活也能餓不著的家底了，也配叫貧下農？
到了那邊，種子不是撒進去第二天就能結果的，又得等一年。
就算說，你是高翠蘭她老公轉世，干活不用牛，自帶九齒釘耙等工具直接刨地，那也得等到麥子熟了。
這前前后后，沒有個百十兩白銀的家底，遷的走嗎？
可你都有百十兩白銀的家底了，去了那邊也當不成地主——因為當地主不止得有土地還得有佃農長工，有土地沒佃農長工你也當不成地主——你都有百十兩的家底了，為啥還要跑那邊去當自耕農？
況且，船票不可能不花錢。
所以，現實就是：你全家沒有個三五百兩的家底，你走不了；但你要是有個三五百兩的家底，不想去。
東海岸模式，可以當契約奴，去農場、種植園干活。那是因為東海岸有整個歐洲作為市場，種植園的東西是有利可圖的，契約奴的勞動是能剝削出剩余價值的。
西海岸模式，哪個傻子會在西海岸開種植園？種啥？往哪賣？怎么賺錢？種植園模式，除非是大順徹底瘋了，不止本土不能種鴉片，連南洋、蝦夷、印度、土耳其等地也不準種不準收，只準西海岸種鴉片然后往本國專賣，那倒是能把種植園移民模式建起來。
所以，奴隸也好、契約奴也罷，本質是參與世界貿易，榨取契約奴或者奴隸的勞動所得。
如果不能榨取、或者榨不出來，那么也就不可能出現契約奴、奴隸，或者大順的契約長工。
關鍵就在于“榨取剩余價值”這幾個字。
種植園搞不了。
租佃制地主，地主又沒有怪癖，收藏一堆糧食，就是愛糧食而不是用糧食。
金礦能容納的勞動力有限。
那么，也就只能發展工業，創造一個可以“榨取剩余價值”的環境，從而讓民間的資本、工場主，把人從大順往那邊抓。
規模越大、抓人越多。
人越多，規模就越容易大。
是以，大順對新益州的政策，就是“鼓勵在殖民地發展工業”。
這和過去的、歐洲的、重商主義思路下的殖民地政策，自便是截然不同的。
故而，新益州、西海岸，是此時全世界，包括西、葡、英、法、荷等所有殖民國家里，唯一一個支持殖民地工業發展、并且由官方指導和扶植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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