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說，因為歐洲各國的大型的東印度公司都被大順逼死了，使得歐洲的商業資本完全失去了技術上的限制，將會快速地流向航運和買辦業務，從而絞殺歐洲的諸多工業。
但這個道理的內核，在歐洲適用。
在大順，也一樣適用，雖然面臨的問題不同。
伴隨著《凡爾賽和約》的基本簽訂，大順也將面臨一個“資本流向”的問題。
波斯、印度、東非，這些方向，大順獨占貿易權，資本的回報率急速提升。尤其是印度方向。
加之這些地方，又不像大順本土似的，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最基本的一條，大順本土大商人買地囤地的限制，就非常大，使得大順“回報率最高、最安全、最穩妥”的投資，也即土地購買，成為了一個在大順非常別扭的、靠著行政力量強行扭曲限制的投資。
這也使得，劉玉這邊，必須還需要一些手段，使得大量的金融資本，流向一些劉玉希望去的方向。
自然，這個方向，就是北美的移民。
之前劉玉就琢磨過，他覺得，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的經驗，就非常不錯。
無非也就是兩家公司出了點“小”問題，忽悠的太大了，最后擊鼓傳花傳不下去，泡沫炸了而已。
但僅從募集資金的角度來看，效果是顯著的，短時間內募集了海量的資金，資金多到基本解決了路易十四留下的財政窟窿。
而之前他也說過，對歐洲的戰爭，會帶來一個非常特別的社會意識：如果找對了方向，投資工商業的回報率，是可以高于買地的；且早入場、早受益。
歷史上，英國的利率從10左右壓到3；英國人逐漸形成了投資產業拿股票其實和買地囤地差不多的想法…也都不是與生俱來的，是一點點壓下來、一點點由社會存在慢慢扭轉了社會意識。
社會意識落后于社會存在，大順也在慢慢改變這種情況，但前提是得有這個社會存在。
如今，戰爭基本勝利了。
之前的一切疑惑都煙消云散了，貿易持續發展、甚至是大發展。借助《凡爾賽和約》的春風，大順的工商業將迎來一場黃金時代。
這是物質層面的事。
但在意識層面，則在京畿、松蘇等地，呈現出一種“相信朝廷的判斷、相信早入場早入股將來大收益”的思潮，以及“股票債券未必不如土地”的想法。
那些當初投資紡織的、投資航運的、投資造船的，這一次全都賺的盆滿缽滿。
可以說，大順用一場又一場的勝利、一次又一次的對“貿易”的準確把握，贏得了一個極高的信任度。
體現在皇帝那，是威望。
體現在劉玉這，是他對投資的“建議”，眾人會認為這不是建議，而是告訴大家一條發財的路。
應該說，劉玉靠的就是這種威望和信任，準備學一波南海公司或者密西西比公司。
在《凡爾賽和約》已經基本確定、資本即將大量涌向印度地區的時候，用他的信譽、用大順的威望、用歐洲戰爭帶來的工商業發展的兌現所造就的投資狂熱，來強行扭曲市場的資金流向。
簡單來說，如果他不扭曲。
那么，100塊熱錢，30塊會投向本土工業；30塊會流向印度的棉花土地；40塊買地或者窖藏。
而現在，經他的扭曲，可能會分出來30塊，流向北美的移民上。
至于，最后會不會玩成南海泡沫、或者密西西比泡沫，那無所謂。只要人到了，地墾了，最后擊鼓傳花玩不下去了那也無所謂，炸了就炸了唄。
錢又不會無故消失。
真要是將來變成泡沫炸了，那么，炸之前，錢無非就是流向的“水銀開采”、“造船”、“農業機械”、“畜牧”、“航海”等方向。
因為這是北美墾殖挖金子的前置投資。
都是實體行業，并不是簡單的左腳踩右腳，就算融資的泡沫最后炸了，那也無所謂。
粗略來講，套路是這樣的：
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塑造的投資熱潮，大順的熱錢都在等著朝廷透露的風聲，因為之前朝廷的判斷是正確的，當時信的人、上車的人，一戰之后都發達了。
這時候，劉玉拋出“扶桑有大金礦、至少有1000萬兩黃金”的風聲——基本上，算是密西西比公司大忽悠的翻版，當初約翰·勞可是憑著這種忽悠，拿著所謂政府背書的百分之十幾的高回報率，直接弄出來個上千萬兩白銀規模的大動靜。
區別就是，密西西比沒黃金。
而舊金山、溫哥華、西雅圖等地，是真有黃金。
由此，成立個大順皇家特許的專營公司，為了向“前輩”致敬，公司直接取名為泡沫公司。
五年內不分紅。
五年后，保證至少每年15的股息分紅，收益率非常高。
朝廷給予此特許權，只包括開采金、銀，這兩種礦物的特許權。
類似西班牙模式，采礦的15，歸國庫；5，歸內帑。
剩下的，歸公司分配。
官督、商辦，效松蘇故事，前五年由官督制定政策，董事會五年后接權。
朝廷這邊會出總督管理民政事務、保護安全等等，公司需要向朝廷支付每年一些費用，以駐軍等。
既然要挖金子，那么公司需要糧食、需要卡位軍事據點等。
那么，北美的所有土地，是完全的國有化的，并非私人所有、私人也不得私自圈地。
是以，前期，公司需要投資移民、墾殖、軍事據點建設、造船等。
兩個目的。
一個，是前期大順為了戰爭，發行了一批國債。但是兌付期還沒到。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抓緊時間入場這個泡沫公司，為了之后的超高分紅，那么這時候就要趕緊把國債兌為現金。
價格會跌，大順朝廷這邊趁機回購一批低價售賣的國債，等于減輕了債務。
另一個，就是前期投入巨大，實際上就是靠“舊金山、舊銀山”的金子銀子，提前消費了，日后挖出來還現在的消費。
而鑒于要是等著金子銀子挖出來之后再消費，多半都跑到回家囤地、投資印度、放高利貸等等方向上去了。
沒挖出來之前，就先募集資金把這筆錢花掉，那么這筆錢就可控地流向了移民、墾殖、農業機械、造船、帆布等產業上。
同樣的，這筆錢，將可以在前期的“行政扭曲下的土地價格”期間，以行政扭曲的土地價格，購買國有土地。
這意思是說，現在北美的土地，120畝，3兩銀子的價格都賣不出去。
但通過行政命令，強行扭曲價格，可以保證120畝土地，足以賣出30兩的價格。
而等著人口漸漸增多、產業逐漸發展、人口不斷滋生，那么顯而易見的，這個土地的價格，終有一天，不需要行政的扭曲，也能達到30兩的價格。
但是，萬事開頭難。難就難在，前期時候，必須要用行政命令來扭曲土地價格的時候，怎么把地賣出去？
等著日后人口滋生、產業發展、需求穩固了，這都不需要什么手段和策略了，30兩銀子120畝地，不有的是人搶？
而這個難的開頭，劉玉就是靠這種辦法來解決的。
等于是，這個泡沫公司的融資，來做移民這種利在千秋的事，并且花“高價”購買了扶桑的土地，這筆錢流入了“移民基金”當中，為日后的移民還提供了一筆錢。
比如說，前期先移民5000戶，這5000戶的土地，都是泡沫公司出錢購買的國有土地。
至于說，這些人要不要償還公司的移民船票和買地錢、怎么還、用什么還、用實物還是市場價糧食…等等這些，這是細節問題，可以慢慢討論。
關鍵是，移民5000戶的錢、船票、前期投入等，這一大筆錢，由公司來出。
公司當然不想出。
但不出不行。
因為這是行政命令保證的壟斷專營權，和劉玉搞的對日貿易一樣，要么干、要么不干。
干，就得履行附加的各種義務。
不干，就別出錢入股就是了。
如大順對日貿易的公司，就是以大順和鎖國日本以及試圖拿到壟斷收益的幕府，三家合伙保證這個壟斷權。
但你拿到這個壟斷權，就別琢磨什么自由貿易，老老實實地履行造船、重艦、訓練水手、注冊船只、戰時征召的義務。
換到這里，也是一樣的。
你想繞開公司和監管，私自募集個四五十人，就去那邊采金？
不是不行，別被抓到。
抓到就絞刑，金子歸抓獲者、告密者所有。
想去“自由”地采金，門都沒有。
只要去采金，就必須在這個專營壟斷公司之內，也即要履行這些可以說非常沉重的義務。
從純粹資本收益的經濟學角度，這是違背自由的、是低效的。
因為，最高效的制度，應該是放開開采，你有本事你就弄個四五十人，挖到金子大發一筆，開支也小，
這樣，利潤率最高、效率最高，而且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附加義務，就是去挖金子的。
但，問題是，對大順而言，挖金子，并不是目的。所以，這種高效是無意義的。
對劉玉而言，移民才是目的，挖金子只是促成這個移民的手段。
那么，就必須要清楚，這個“高效”，到底是什么高效。
是高效地挖金子？
還是高效地移民？
其實，劉玉依舊是是和稀泥的折中選擇。
既不是理論上最高效的挖金子、也不是理論上最高效的移民。
理論上，最高效的挖金子，是宣布誰挖了歸誰，資本自己雇人過去挖。那絕對最效率。
理論上，最高效的移民，就是實學激進派的加大集權、提振國庫收入、均田去掉中間商，以移民為如修長城、運河一樣的國家政策，狂移、屯田、衛所制。
劉玉現在搞得這種折中和稀泥，只是現有條件，包括技術、監管、行政效率、運輸水平等限制下，一個相對平衡和可行性相對高的選擇。
社會現實決定的，并不可能完全都按照理論上來。
哪怕是學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的宣傳忽悠來搞錢，或者說這個“泡沫”能吹起來，也得仰仗現有的社會現實——南海和密西西比這倆大泡沫能吹起來，前提是之前各種專營壟斷公司，真的能賺到錢，而且是高回報率。沒有之前亂七八糟的專營公司做鋪墊，這泡沫壓根就不可能吹起來，即便說20年的歐洲一大堆熱錢瞎雞兒投、沒地去，但若沒有之前的鋪墊塑造出的社會意識，也就不會吹起來投資專營公司的泡沫，而可能是諸如郁金香的形式。
大順這邊同樣在學泡沫，其基礎就是之前二三十年的專營公司的高回報率做鋪墊，這樣泡沫才能吹起來。炸不炸，那另說。
而實學激進派的理論上最高效的移民方式，此時缺乏這樣的社會基礎、也缺乏這樣的社會意識，更缺乏鋪墊。農村，還遠沒到油盡燈枯、連地主子弟都過不下去、地主作坊普遍破產、稅收戰亂重的農村徹底崩潰、不革不行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