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這種扭曲了本意的“自由貿易”當做經書，如何傳經才最有效？
這個問題，此時的休謨就提出過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
休謨作為一個“泛無神論者”、或者說“自然神論”者，在此時的英國，可謂是人厭狗煩。
結果出門掉泥坑子了，他身材太胖，爬不出來，就在那呼救。旁邊圍過來幾個農夫，說救你可你，你信教吧。
休謨說我不信，農夫說那你就繼續趴泥窩子里吧。
休謨說行那我信吧，于是被摁著頭念誦了一段《主禱文》和《威斯敏斯特信經》，并圍許多人作證，由是得脫。
所以，想要人信經，就得依靠災難。
如果沒有災難，那就人為制造。
而大順現在的做法，就是人為地為英國制造了一場經濟崩潰式的災難。
這場災難過后，英國已經無法在恢復原本的體系了，因為原本的貿易體系需要的是強大的海軍支撐。
而英國之前的玩法，已經徹底耗盡了英國的戰爭潛力，這就是個標準的“島國搏大陸”的模式，梭哈賭一把。
贏了，一切好說。
輸了，4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國債，便讓英國再無賭本。
這不是可不可以賴賬那么簡單，因為債主大部分都是國會的議員，而賠付的主體是英國政府，怎么可能債主自己把債抹掉？
英國不只是戰爭潛力已被耗盡，更是后續維系這個以《航海條例》為核心的重商主義體制的潛力，也已耗盡。
林林總總的重商主義法規，也是需要資源維護的。沒有資源維護，那就是一堆廢紙。
被大順打了這么一棍子之后，維護的成本要數倍于從前。英國的舊貿易體系，已經徹底無法支撐了。
在這種情況下，誰能開藥方？
大順給開出來個一個藥方，效果如何，暫且未知，但似乎大順富庶可以作為左證。
其余人能給開什么藥方？全民總動員？這樣的藥方，連開都不用開，因為這不是30年后的英國，這是其“正統性”問題還未解決的英國，十年前雅各布派才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欲迎正統。
大順給開出的藥方，最起碼，能很現實地解決國債兌付問題。因為，本身皮特在要求擴大戰爭的時候，新發國債的利息兌付承諾，就是茶等貿易品的關稅。
英國一共幾個人？皮特的那一波新國債，可是卷進去30萬戶家庭。
而且，更為關鍵的，便是《33年糖蜜法》的教訓——再往遠了說，大明永樂年間香料壟斷崩盤的教訓：
離得太近，是管不了走私的。
離得越遠，越能把走私控制住。
隔了大半個地球的話，控制走私肯定比相隔百十里容易。
只要大順能夠提供足夠的、價格低廉的商品，那么，兩邊合作之下，是真的可以把關稅都收到手里的。
雖然按照新的“經書”解釋，其實應該一分錢關稅都不收的。
也其實按照理論上最有利大順這邊工業發展的訴求，也應該是一分錢關稅都不收的。
但是，現實和設想之間總有巨大的區別。
大順還沒本事把艦隊駐扎在倫敦。
況且，就在有這本事，少賣一點貨，讓英國征收點關稅，從而豢養軍隊鎮壓反抗，這樣一來更合算。
守土官長、守土官長，若是沒有守土官長，那豈不是要自己去統治、鎮壓、抓捕？又累又不討好不說，花錢也更多。
不給人點好處，誰給你當守土官長？
再說了，英國養軍隊、養鎮壓起義的兵，不也得花錢嘛。
不給英國關稅，英國想要養政府和暴力機關，就只能收土地稅了。
到時候，收土地稅收的太狠，把英國的地主、士紳，也逼到革命派那一邊去了，那就更對大順的新興資產階級不利了。
任何政策，固然說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但最好不要讓所有人都不滿意。
舊的體系，英國內部有人在維系，所以可以綿延百余年。
新的體系，英國內部也得有人維系、有人得利，且得利的人需要在政治力量上足夠強大才行。
正如亞當·斯密所言：我們英國為了維系這個舊的重商主義體系，一場戰爭就耗費了將近2億英鎊。而如果早點實行自由貿易，這2億英鎊，根本就不用花，英國也會更加的繁榮富強，各行各業蓬勃發展，安居樂業，國家財富增加。
也如亞當·斯密所言：我們英國的鄰居，法國，就有上等的葡萄酒。可我們卻舍近求遠，去買葡萄牙的葡萄酒。為什么不直接放開貿易，買法國的葡萄酒呢？為什么要跑那么遠去買葡萄牙的葡萄酒呢？如果買法國的葡萄酒，是不是人民就可以喝上更便宜的葡萄酒了？畢竟法國比葡萄牙，距離英國更近。
應該說，亞當·斯密，當然懂自由貿易。
但亞當·斯密，肯定不懂資本主義。
因為對資本主義而言，不管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還是殖民擴張，亦或者壟斷財團，都只是器，而非道。
有利的時候便用，奉之若經。
無利的時候便棄，棄若敝履。
自由貿易是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
正如私有制是私有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
亞當·斯密是否知道英國為什么要進口葡萄牙的葡萄酒？
是否知道《梅休因條約》的具體內容？是否知道英國的資本開始控制葡萄牙的葡萄種植園和釀酒業，并且直接擊潰了葡萄牙的紡織業，為英國至少20萬從事羊毛、養羊、紡織、呢絨、制堿、木匠、機械制造等相關的家庭，提供了相對優握的生活？
為什么西班牙對葡萄牙開戰的借口，是“將葡萄牙從英國的經濟殖民統治下解救出來”？
他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話，很多人覺得是很有道理的。是啊，為什么要花兩億英鎊去打仗？為什么非要舍近求遠進口葡萄牙的葡萄酒，而旁邊的法國就盛產葡萄酒？
當然，對于喬治三世等英國的統治階級而言，他們是懂這里面的道理的。
只不過，現實無奈，舊體系注定崩塌，他們也無計可施。
在這些王黨核心成員看來，這本小冊子肯定是有問題的。
可正如不久前發生的諸多事件——在蘇格蘭，走私犯被軍隊抓住，軍官被蘇格蘭人事后報復，像是拖死狗一樣用繩子把軍官吊死，最終根本查不到是誰下的手；亦如在愛爾蘭此時正在流傳的那句口號：要么自由貿易、要么武裝起義；亦或者北美這些年對于重商主義政策的極端不滿，和走私已經成為一種高尚的、受人尊重的職業。
原本，這些反對重商主義，大加走私的人，缺乏理論支持。
現在，他們拿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經”，通過此經，每一個走私販子都可以挺直腰桿，驕傲地告訴那些來抓捕他們的人：我的事業，是正義的。
來吧，槍斃我吧。我不會慚愧、更不會羞恥，反而在死前依舊可以驕傲地揚著頭：我的事業，是在為英國人民謀福祉。英國奉行的是生產者的哲學，卻不是國民的、消費者的哲學！我在為我認為正義的事業，用我自己的方式——走私——而與錯誤的、黑暗的、可恥的、壓迫的舊英國，戰斗！
走私無罪！
逃稅有理！
這，才是可怕的東西。
這，也就是經的作用。
在沒有“經”之前，走私販子不是那么理直氣壯，雖然他隱約覺得自己未必做錯了，但因為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所以終究還是有些道德上的負罪感。
有了“經”之后，那么也就把最后一點道德問題給打消了。道德嘛，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道德，重商主義時代試圖塑造的道德，和自由貿易是正確的環境下的道德肯定不同。
于是，王黨的核心成員們，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候，必須要明白，自己該怎么做，才能讓王黨真正坐得穩執政者的位子。
于是，王黨核心中的核心，喬治三世，向他的近臣們詢問著這本小冊子的內容。
實際上，喬治三世只是看了六條建議中的兩條，后面的他并沒有看。但這兩條，正是整個小冊子中提綱挈領的精髓。
他想問問臣工們的意見。
布特勛爵只能搖頭道：“我的陛下，戰敗已是不可避免的。從海軍傳來的最新消息，中國人再度向這邊增兵，又增加了幾條軍艦，甚至還有嶄新的戰列艦。”
“可悲的是，中國的周邊，并沒有一個法國或者西班牙，也就是沒有一個能夠威脅到他們的敵國。他們可以從容不迫地將他們所有的主力戰艦，調到這里。”
“這本小冊子，顯然，背后有中國人的影子。正如他們在愛爾蘭扇動自由貿易和反叛一樣。”
“但，這未必是一件全然的壞事。”
“至少，可以確定，中國人的底線，是我們戰敗、放開關稅。只要我們答應他們的底線，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應該不會幫助法國人登陸倫敦。”
“當然，前提是我們答應他們的條件。”
“我的陛下，這并不是個兩難的選擇。”
“因為，兩難的選擇，是兩者相近。”
“而現在…”
“是讓法國人登陸倫敦、讓王位僭越者勾結托利黨人復辟？”
“還是答應中國，承認戰敗，接受中國的關稅國債兌付償還計劃？”
哈利法克斯伯爵則補充道：“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國人想要的，只是貿易。如果我們放開關稅，允許中國的商品在不列顛的每一個角落售賣…”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方面，會保護我們免遭法國的入侵？”
“我的陛下，正如每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必然會反對馬基雅維利一樣。”
“而每一個真正的科爾貝爾主義者，一定最反對科爾貝爾，如果他不是法國人。”
“即便現在中法結盟，也不見得中國人就會喜歡高關稅和對國產工業替代著迷的法國。”
《高天之上》
“中國的那位公爵，雖然一直在叫囂著自由貿易。但他所說的自由貿易，指的是中國的棉布進入英國，卻絕對不是法國的呢絨進入英國，即便如果后者也是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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