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但兩邊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決。
送俘虜回倫敦，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種不同意思的解讀。
事情就是這么事兒。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聯軍攻克了直布羅陀，把俘虜送還英國”。
但，做事，尤其是這種國家之間的外交與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虜這件事，可以加上多種不同的含義。
可以是恐嚇：
聽聽這些俘虜們，經歷了怎樣的地獄般的三個月？聽聽這些俘虜們，是如何描述竄天猴所引發的直布羅陀火獄的？聽聽這些俘虜們，是如何評價大順最后用炮兵轟擊他們方陣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虜送回去了，咱們之間可以和談了，我展現了我足夠的誠意；我把俘虜送回去了，咱們兩國之間可以單獨媾和了，神羅內的事你們以后別摻和了，我來當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仲裁者，你們漢諾威的這個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虜送回去了，咱們之間其實真沒必要繼續打下去了，你的財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體育比賽一樣。
可以是單純的足球、單純的乒乓球的體育競技。
但也可能，某場球賽的結果，引發了一場死亡幾千幾萬人的戰爭；也有可能，一場球賽，引發了兩個敵對國家的外交破冰。
送還俘虜這件事，本身是單純的，但卻可以賦予許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義。
中法兩國的同盟，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只不過，在大順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順的艦隊與直布羅陀擊敗了愛德華·博斯克恩的艦隊之前，法國無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順的外交官“相談甚歡”。
然而，一旦直布羅陀被攻克，中法之間的分歧，也就是關于“如何結束這場戰爭、戰后的條約怎么簽”的問題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樂融融、擱置分歧。
兩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兩國生產力的巨大區別。
這個區別…
簡單來說，以英國的《航海條例》為例。
是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
還是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
精煉后的重點，是反對英國？還是反對《航海條例》不管他是哪國的？
這個“重音”放在哪的區別，推廣開來，超脫狹隘的《航海條例》，就是中法之間關于戰后分贓的分歧所在了。
而戰后分贓的分歧，終究還是要看這場戰爭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樣的狀態結束，才能確定最后和談的時候能拿到什么樣的條件。
大順的新學一系，是否理解大順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達成什么樣的條件？
其實，他們是知道的。
雖然他們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們未必能夠全然理解大順的諸多要求和條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們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只需要略加給他們一點提點，他們就能理解這背后的本質是什么——這個本質，是他們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下的世界觀下的本質。
就是類似于“羊跪乳、鴉反哺”之類的事，不同的三觀和意識形態，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質是不同的。
有的三觀，毫無人味兒：因為站著喝不得勁，所以跪著喝。為什么站著喝不得勁？因為小羊出生就長得高。為什么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還需要父母家庭照顧？因為羊這玩意兒沒有社會性，出生就可能被獅子餓狼吃了，小羊只能長的大一點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長著長著就只能跪著喝奶了，要不不得勁，這就好比你沒有葫蘆瓢，那你在溪邊河水的時候不跪下來把嘴塞溪水里喝？
有的三觀，則溫情脈脈：因為小羊孝順，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著喝奶。
很顯然，大順這群新學一系的人，學的都是些“全無人味兒”的道理——這也就是大順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順新學這群人做例子，攻擊顏李學派那一套由外而內狗屁不通的一個典型：你看，新學那群人，學的都是“藝”，而且六藝精湛。按你們顏李學派的說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內、從外部功法技藝催生儒家內力的，學藝、精通藝，那么就會體會儒家的真諦內核了。怎么他們這群六藝精湛的，練的內核一個個都沒人味兒了？
至于說，新學本身在大順并沒有那么大的阻力，則因為新學在大順傳統士大夫看來，是術，不是道。
不是諸子百家、楊墨邪說，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陣法。
是術，不是道。
而且，大順的新學本身有著大順開國之初建武德宮，搞均衡的底子。
在這個底子之上，大順的新學，似乎都只是在教技術、數學、幾何、算數、經濟這些“術”。
而劉鈺，也從未在新學里教過“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哪些應該做、哪些不該做…等等，全都沒教過。
他只是教了一些“經世濟用”之學。
這主要是因為，他的三觀覺得，這些東西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因為他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而大順的主流，則認為上層建筑是道、經濟基礎是術，所以對新學并不抨擊，因為這不涉及到和他們爭奪正統道統，因為新學不怎么教上層建筑。
具體點說，大順的傳統派的三觀，認為，甲、乙、丙…這是道統之爭。
而新學并不教乙、丙、丁，所以他們不是威脅，也不是主要敵人。
但新學的幕后黑手所相信的三觀，是甲、乙、丙，只是1、2、3在道德層面的映射，所以他不教甲乙丙丁、但是他卻教1234，并且堅信現在的甲的經濟基礎是1，所以他只要把1換成2，那么抽象的映射就自然從甲變為了乙。
他是要把甲干爆，變成乙。
但他不說乙是對的、甲是錯的，而是在悄悄把1變成2。
故而，在天朝內部，就拿抨擊顏李學派的“由外而內”這件事來說，傳統派的確拿著新學這批人做例子，但卻不是抨擊新學派，而是用新學派作為證據，來攻擊顏李學派，證明他們的由外而內的思想，是異端。
因為他們的三觀，不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以他們不提防經濟基礎，只提防上層建筑。
那么，劉鈺在新學教的“經世致用”之學，都教了些什么？
基本上，他教的，還是老馬的那一套東西。
只不過，老馬的那一套東西，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資本主義這個玩意兒，是怎么來的。
另一部分，是資本主義這個玩意兒，是怎么沒的。
鑒于此時的經濟基礎，后半部分不用教，教了也沒有用。
所以，劉鈺只教一半。
或者說，只教“這玩意兒是怎么來的”這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兒。
而這一半關于“怎么來的”，這就使得新學一派，實質上有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因為這一次大順參加歐洲戰爭、或者說大順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力，都是新學一派的。
不管是戰爭、談判、外交、還是貿易，都是新學一派在操辦。
所以，實質上，新學一派是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并且依據這個意識形態，對戰爭有自己的“本質”理解。
那么，只一半，是怎么說的？
原始積累的種種要素…是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賦稅制度、關稅保護制度、產業扶植制度的達成一體的綜合。
這些東西（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賦稅制度、關稅保護制度、產業扶植），都需要利用國家的權力。
利用積累起來的、組織起來的國家的社會力量，像溫室一般，保護助長著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并且像溫室助長一樣，縮短這個轉化的過程。
這種國家權力的強力，是一切孕育新社會的產婆。而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當然，劉鈺也只教這一半。
很多東西，他或者逆練，或者只說一半。
比如：
殖民制度，像溫室一般，促進著貿易與航海業的增長 比如：
專營公司、壟斷公司，是資本積累強有力的杠桿。殖民地為處在萌芽狀態的制造業，提供市場。
更重要的，是依靠國家的強力（如軍隊、艦隊、大炮、航海條例、緝私等），達成市場的獨占，引起加強的蓄積 在母國之外，由劫掠、奴隸化、殺戮等手段積累的財寶，都流回母國，轉化為資本。
在1648年，（先玩這一套的）荷蘭，它的漁業、海運業、制造業，都凌駕于其余國家。荷蘭共和國的總資本，恐怕比歐洲其他一切國家的總和還要多。
但是，劉鈺并沒有教這一半的后一半：1648年，歐洲一切其他國家的民眾加在一起，也沒有荷蘭的稅高、沒有荷蘭崩潰的小農的工作過度、遭受商業資本南洋兇暴的壓迫，以至于起義頻發。
既然話只教一半，那么實際上主導和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順這邊的新學一派，當然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以李欗為首的高階軍官，或者說新學一派在軍隊、政界的代言人們，怎么看待大順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答案顯然易見：
以國家的強力，軍隊、大炮、火槍、軍艦、戰爭，來像溫室一般，保護助長著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并且像溫室助長一樣，縮短這個轉化的過程。做時代的產婆。
新時代什么樣？
他們眼里的概念，卻又是片面的、純粹生產力角度的：機器生產、布匹有的是、鹽有的是、白銀積累、商品糧價穩定——簡言之，即，特殊性和地理優勢與先發優勢的“純粹生產力視角”的松蘇模式，在天朝推廣。他們眼里，并不涉及上層建筑和政治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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