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的樞密院，或者說大順真正的決策圈，經過這些年的適應，對大順即將面臨的戰爭形態，是有基本正確的認知的。
這種認知，認為在全世界都是垃圾、全世界各國的動員能力都很有限、各國的投送能力也都非常有限，只能依靠少量的精銳常備軍進行海外博弈的——包括大順自己。
如果用劉鈺來評價，那就是此時距離近代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近現代那種全面動員的的世界大戰，和此時的世界大戰不同，反倒是七年戰爭模式，更類似于核武器平衡下的情況。
對大順的統治者來說，國內統治是一回事、海外戰爭又是另一回事。
這個海外戰爭的模式，也包括大順的邊疆區問題。
大順在海上的投送能力有限，實際上在西域、雪山等邊疆區的投送能力也非常有限。
但一樣，這幾個方向上的敵人，或是投送能力也一樣有限、或是戰爭能力拉胯。
這也使得在大順的統治者看來，海外戰爭和邊疆問題，都是類似的戰爭形勢。
以小股的、數量有限的精銳部隊去打仗。
甚至大順的極大主要競爭對手，基本都會采取類似的戰爭手段。
以有限的兵力，三千、或者五千，不可能再多了。
在印度、北美、南美、東亞、非洲等各地開戰。
可能，三千人，就能決定北美歸誰；可能，五千人，就能決定印度屬誰。
國內邊疆區也是一樣，規模不大的三五千精銳常備軍，遠程調動，快速出擊，基本上就能解決邊疆區的諸多問題。
至于海外，大順自然沒辦法進行廣泛動員，甚至壓根不存在動員這個概念。
可對手也差毬不多：英國水手是抓壯丁、賊配軍；普魯士得找人販子專門買兵丁，有些士兵的地位和明末差不多，是軍官的農奴給軍官干私活掙錢；大順這邊招災民，比賊配軍略強一些。
工業化之后的動員概念，和現在可完全不一樣。所差的，只是訓練方法、能否吃飽、訓練時長——雖然嘲笑英國的水手可能要從酒館撿醉漢、抓壯丁，薪水少的可憐——但薪水少的可憐，可壓根沒飯吃、欠餉不發、舍不得花火藥訓練、甚至餓的無法保持十天一訓，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以后世的目光來看，此時全世界的軍隊狀況都是垃圾、賊配軍、壯丁。
但賊配軍也分三六九等，吃飽飯能兩天一訓的賊配軍，和吃空餉壓根沒熱量訓練的賊配軍，區別大了去了。
好在大順對即將爆發的戰爭形態有清醒的認識，也或者說是因為西域、雪山等問題需要始終保持一支精銳的快速野戰部隊的總結，以及劉鈺自身練兵留下的慣性，大順還保持著一支訓練水平相當優秀的陸戰隊海軍步兵。
數量不多。
訓練嚴格。
為了就是適應即將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種低效投送、三五千人規模海上到處打的戰爭模式。
實際上這個建軍思想，在劉鈺練兵的時候就已經種下了種子。
大順的新軍，強調的從來都是營團級別的配合、快速變陣、快速機動、切換陣型、縱隊橫隊轉換等。
壓根就不是照著排線列、搞二十萬人大會戰的那種模式來的。壓根沒機會，周圍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當初種下的種子，既是為了將來，實則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樞密院的參謀們。
最終在對現實情況做了分析后，得出了“優勢在我”、“優勢很大”的判斷。因為從一開始，大順的新軍就是奔著三五千人的投送極限能力的規模戰爭打造的。
之后的幾次戰爭，都是如此。
伐日，下南洋，規模也都是三五千人。
大順的廟算戰略也非常明確，就是等著打起來后，在各地瞎雞兒干，干到英國國債爆炸就是。
英吉利海峽的決戰，大順既沒興趣，也沒能力。
但今天劫艘船、明天打個堡壘、后天騷擾護航艦隊的能力，不但有，而且很足，尤其是航海天文歷經度法普及之后，更是如此。
從財政的角度，大順不下場，法國肯定輸。
畢竟法國號稱小大明，全國40萬貴族有優免，士紳并不一體納糧當差，雖交血稅但也就那么回事，稅收比英國低得多但全壓在底層，還要服徭役搞基建；英國加在一起也就200多五級貴族，窗戶稅這種明顯的面向中產和貴族資產的稅都能收的起來，類似大宋那種專營壟斷鹽、茶、糖稅的高效摟錢能力也有，比法國強太多了。
大順一堆臭毛病也一樣不少，切掉江蘇，使使勁兒，財政歲入已經被英國超越了。
但英國這種稅收，此時真的是在賭國運。
現在的歲入，利息支出已經到51了，這還是英國能借到3.8的利的情況下——在大順摻和歐洲的事之前，英國能借到3，但大順摻和借債、荷蘭東印度公司換名重建后，已經拉到了3.8，畢竟此時錢不是印出來的，而是真金白銀總量就那么多。
固然，比法國求爺爺告奶奶只能借到6；大順基本上就算眾人“愛國熱情迸發”，在本土也只能借到8強得多。
但，大順畢竟之前的“國債”模式，都是從鹽商那里“零存整取”，現在不太一樣了，理論上已經有了發國債的資格了。
皇帝大閱艦隊，在經歷了二十多年變革的松蘇地區，不是在宣揚“朝廷有賴賬不還你們還無可奈何只能哭的能力”，而是在宣揚“朝廷有還賬的能力”。
當然，其實這是一回事。
但商賈看待問題的角度，卻和過去截然不同了。
即將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大順皇帝對自己設想的“內外分治、皇權居中、中原出人、海外出錢、儒生入相而相九州承明制力求穩定、勛貴良家子出將而搏域外”的嶄新帝國政府形態的全面檢驗。
反正輸贏無所謂。
這不是西域，也不是遼東，輸了，對面可能舉旗入關。
打輸了，最多縮回馬六甲，馬六甲、巽他等幾個海峽把門一關，馬六甲一口通商、朝廷全面官營對外出口，自己玩唄。
錢不用國庫的，國庫的錢，走正常的內閣流程，該治水治水、該賑災賑災。
這個判斷的基礎，就是大順決策圈和樞密院，認為大順最多對非洲地區，有五千人的投送能力。
那么，就算打輸了，就算對面天賦異稟這么快就克服了之前騷擾呂宋還得請求大順開放港口補充給養和水手的問題，就算對方能拿出五千人投送過來，有卵用？
我只能投送五千，你何德何能能投送超過五千？
既然打輸了沒有大后果，完全不會受到嚴重的戰敗懲罰，那為什么不搏一搏？
一旦成功，這對皇權可是極大利好。
即可以分而治之，把握平衡，制造對立，左右橫跳，以外嚇唬內、以內嚇唬外。
而且一旦成功，將來的皇權，至少有三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路，做自耕農、小生產者為支持支柱的皇帝。自耕農和小生產者，是最愛皇帝的，因為他們被上面欺負、被下面威脅。
第二條路，做財閥的主心骨，因為沒人做主，舊勢力能把新興階層的屎打出來、吃干抹凈，新興階層只能依附皇權。
第三條路，與士大夫共天下，延續舊路。
劉鈺當初的“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皇帝看看史書，也明白，世無四百年之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舊路，也就是三百年國祚，頂天了。
第三條路的終點，皇帝已經可以看到。
所以，其實皇帝和程廷祚、權哲身等人是很像的，都是在“嘗試尋找一條路”。
只不過，是誰的路，大有不同。
有人，是找民族富強的路。
有人，是找救亡圖存的路。
有人，是找圣教天下的路。
有人，是找皇權永續的路。
這些路，有的重合、有的分叉、有的相悖、有的并行。
上一次皇帝南巡的時候，大順仍舊是一潭死水，南巡的邏輯也是延續過去的一切，修淮河與修大運河之類的邏輯基本一致。
這一次皇帝南巡，則可以視為大順這一潭死水，終于出現了巨大的漣漪波動。
皇帝不再乘龍舟走運河，也不再是主要在揚州淮安停留。
而是會在六月這個炎熱但西洋商船云集的季節，直抵松蘇。
上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順天子。
而這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順帝國的皇帝。
二者看似一樣，實則在他沒有叫停江蘇改革、最終改革完成的那一刻，已經有了區別。
天子只有一個。
皇帝國王全世界一大堆。
程廷祚以為皇帝這一次南巡，還是以天子的身份，這是他的視野所決定的。
但模模糊糊中，他其實真正讀懂了劉鈺那封信的意思。
嘲笑他們在淮南搞這些沒意義，說真想嘗試改良，就去河南、陜西之類的地方，去那里弄清楚農村到底什么樣、農民佃戶和士紳的關系到底怎么回事、你們這一套空想的天下第一仁政靠改良是否玩得轉。
這是傳統的天下意義。
鼓動他們派人去檀香山，讓那里成為藩屬，傳播圣教。
這是舊天下觀、和新天下觀的混合意義。
孟松麓說的沒錯，去檀香山，不是去做班定遠事的，而是以周行封建而擴諸夏的心態去的。是一種主動進行的朝鮮、日本皆以儒學為正統的嘗試。
是在拓展舊的天下范圍，因為之前的天下，其實只包括大順、朝鮮、日本、琉球和越南。
打著“圣戰”旗號在南洋劫船的蘇祿海盜、號稱東方阿爾及爾的那群“朝貢國”，真的是儒生認為的天下范疇內嗎？
而最開始，說要提供貸款，幫助鄉社轉型的這些內容。
則是新的天下觀的內容。
即世界貿易、新的市場和商業聯系、國與國之間以壟斷公司、戰爭、劫船、屠殺、占領、炮擊、關稅、貿易、工商等形式進行競爭的大爭之世的新的天下。
鄉社轉型后生產的棉布，可能出現在關東換取大豆和高粱；可能出現在朝鮮換取紙張和人參；可能出現在日本換取白銀和黃金；可能出現在南洋換取香料和蔗糖；可能出現在非洲換取象牙和異獸；可能出現在南美作為賄賂給西班牙都督；可能出現在歐洲進入走私市場。
舊天下，對鄉社的影響，不大。
反倒是舊天下之外的地方，一場海戰、一場陸戰、一場圍攻、一場科技的進步、一個紡織工偶然一腳踢翻的紡車、一個年輕賭徒壓上全部的戰爭豪賭、一個偶然發現的金礦、一場孟加拉的大荒，都會對轉型后的鄉社產生極大的、遠勝舊天下動蕩的影響。
陜西、甚至更近一點的河南、安徽的大災，對轉型后的鄉社，可能影響不大，甚至可能毫無影響。
反倒是地球另一面的英國若是議會宣布取消《棉布禁止令》，可能會讓轉型后的鄉社，吃肉頻率明顯增加。當然，這是假如村社轉型為紡織合作社，而不是接受包買制的前提下。
應該說，此時江蘇從事紡織業的新興階層，可以讀懂八萬里之外笛福對《1721新棉布禁止令》那歡欣鼓舞的社評和對中國的極大仇恨；可以面對著大順將來的對外擴張戰爭三呼皇帝萬歲；對朝鮮國開放仁川和增收軍布興高采烈。
但，卻恐怕很難讀懂禮法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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