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闡述真正的先圣之道，在大順這個有著濃厚的正統道統傳統的文化圈里，意義極大。
原本歷史上，顏李學派就吃過這么一次大虧。
原本歷史上，李塨和方苞是好友，雖然學術相左，但私交很好。李塨死后，是方苞給寫的墓志銘。
但，因為顏李學派極端反宋儒、極端反程朱。加上顏元的嘴實在太臭，不但罵儒生是娘炮，還說朱子學“如砒霜，一旦沾上就永無生機”。
而方苞篤信程朱理學。
是以，在給李塨寫墓志銘的時候，方苞直接夾帶了私貨。
說李塨這一生，最大的德業，就是老而大覺、改過為大，在自己的勸說、教育下，放棄了顏元的那套反程朱理學的學問，而是轉向了程朱理學。
除此之外，都稱不上德業。
方苞在墓志銘上，言之鑿鑿地說，他勸了王源、勸了李塨，這倆人都幡然悔悟，被自己的幾句真言，噎的默然無語，所謂以余一言而幡然悔悟。
顏李學派、顏李學派，有顏有李。
方苞這篇墓志銘，等于說：
顏李學派的創始人，背叛了顏李學派。
這套路，后世可能也會經常用。
反正，王源、李塨都死了，沒法說話。
方苞的墓志銘也就引發了顏李學派和桐城一派的徹底決裂、
顏李學派傻嗶呵呵的，腦袋純有問題。
居然各種考證，查閱資料，整理書信，擺出各種證據證明方苞在說謊。
拿出證據，說李塨直到七十的時候，還質問方苞，說程朱理學，至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沉，怎么可能會按你說的被你幾句話就“幡然悔悟”了？
桐城一派對顏李學派，則直接上了詛咒——李剛主、程綿莊，身滅嗣絕。
后世人很難理解這個時代的道統之爭。
比如李塨之前大兒子死的時候，方苞就給李塨寫信，說：你知道你兒子為啥死嗎？因為你不信程朱，上天降禍給你們了。凡詆毀朱子者，多絕世不祀。
正本清源、道統之爭，本來就是個你死我活的斗爭。
而上層理論之爭，看起來，似乎好像只是士大夫階層、或者叫文人罵架。
但實際上，走一條什么樣的路，涉及到千萬人的生死，枷鎖，苦難。
不提腐朽學問下的女性苦難，這涉及天下半數的人口。
只說劉鈺在江蘇走的這條路，不過一省之內。
西江五嶺的幾十萬人、漕運的百萬人、揚州淮安的一百五十萬人，還有蘇北被劉鈺往南洋種植園扔去的幾十萬人，佃戶退租后往城市生活的這群人的命運、家庭，受盡了苦難。
從當初的錫蘭特洛伊木馬計強制遷徙開始算起，這些年，不下五十萬人直接死于這場改革。
上層學術之爭，關系到今后死的人是誰，枷鎖套在誰身上，而不只是簡單的上層學派對罵。
至于此時，正本清源、重構儒學，其意義，程廷祚倒是評價過。
說劉鈺的改革手段，可以用在一省，但卻難以平移到全國。
而劉鈺的手段，若藩屬學其精髓，則恐天下分崩。
如果是神州危亡之際，他會毫不猶豫地支持劉鈺的手段，雖然霸道太重，但可以保護神州。
但如果是想繼續做天朝，那就必須要把儒學重構，作為一個能適應新時代的上層學問，和西洋島夷對抗，維系“天下”這個概念。
否則一旦周邊諸國找不到路，必然會去海外尋找解決辦法。
在他看來，儒學現在就要做兩件事，以后世的語言，大約可以這樣理解。
第一件，扛起來近代化轉型的上層意識形態構建，保證文化母國的地位，維系一種文化圈的向心力，維系一種文化優勢，從而維系華夷心態，使得文化圈諸國始終保持“仰視”。
第二件，就是完善各種制度設想，解決土地制度、官員制度、選拔制度、稅收制度等等，使得周邊各國再度掀起遣唐使風潮，告訴周邊同文化圈諸國，你們困惑的答案，在天朝可以找到。
這是很標準的上國盛世下，精英階層的“胸懷天下”。
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另一回事。總歸，這時候有能力構建新體系的“真”儒生，不這么想，才有問題。
當然，如果是別的學派，熱衷這件事，也就罷了。
偏偏最力主搞實學的派別，在江蘇改革看似大獲成功的背景下，仍舊熱衷于搞這些東西。
實則也就證明了，他們打心眼里認為，劉鈺搞得這一套，沒辦法解決天下的問題，強行推廣可能會搞得天下大亂。
否則這群認為“陸王可也、程朱可也；不必陸王、不必程朱”的人，早全跑到實學學堂去學實學去了。
孟松麓在面對權哲身的時候，內心就清楚，朝鮮國現在的諸多問題，固然有朝鮮國自己的原因。
但肯定和劉鈺的改革，以及強行開埠脫不開干系。
至少，是加速了一些過程，加劇了一些問題。
孟松麓也能依稀感覺到，劉鈺自己也明白這一套東西，用在國內，肯定會出事。所以才盡力往外擴張，把問題轉移到外部。
甚至于，他們學派一些人懷疑，劉鈺力主要廢棄運河，只怕思考的最大顧慮，并不是海運河運。而是怕江蘇改革之后，沖擊會沿著運河快速擴散到安徽、河南、山東…
別的地方看不到，可眼前這條從阜寧到南通的運河，可就是最好的鏡子。
運河開通，蘇南、南通的模式，就沿著這條新運河快速北擴。
這讓他不禁想到了在新學農學看過的一場實驗，蒸熟的棉籽屑灌在干凈的玻璃瓶中，蘑菇的白色菌絲，幾天就布滿了整個玻璃瓶，把原本干凈松散的棉籽屑，用肉眼看得到的白色絲線纏在了一起。
廢運河這件事，就像是在這個玻璃瓶里，加了一層隔板，讓那些白色的菌絲不能布滿整個瓶子，被擋在了某個區間之內。
雖然廢運河，只是這一道隔板的構成部分之一，不是全部。還有一大堆的亂七八糟的包括貨幣、兌換、稅收、航海術及海運成本等等一系列政策，共同構成的這道隔板。
通過破壞原本的國內成熟的市場狀態和運輸線，強行切割成內外兩個部分。
也雖然，朝鮮國的政策、土地制度等，都和大順不同。
但是，朝鮮國的情況，以及日本國這些年的情況，都讓這些清醒的、開眼看世界的人明白，這套東西很危險。
他們目睹了資本的力量。
也在思考，資本既然逐利，那么資本沒有束縛，為什么不去臨省圈地呢？哪怕不像蘇北這樣自己種植棉花，即便延續傳統兼并土地收地租，利潤也不低。
土地作為一項商業投資，即便江蘇的情況如此特殊，依舊還是排在最具回報率的投資前列。
對朝鮮國來說，商品經濟發展，原本的授田制被破壞，土地兼并開始出現，這是新問題。
可對大順來說，這不是新問題，但不代表和朝鮮國儒生面臨的問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這是類似于陳亮說三代和漢唐都是一樣的道統，只是一個滿分，一個六七十分的問題。
而不是說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兒。
故而他們學派依舊堅信，均田，為“天下”第一仁政、“天下”第一義。
是天下。
不是國朝。
整個文化圈，都必須要解決均田問題，搞土地改革。
雖然劉鈺嘲諷他們，說他們假裝天下的問題是人均五十畝土地怎么吃飽，然后繞開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問題在淮南買了塊地搞復古演出。
但實際上這也只是兩邊因為一些問題不對付的互相嘲諷而已。
可以確定，他們學派是堅信天下第一仁政就是均田的。
只不過，伴隨著江蘇改革的推進，以及他們的圈地空想嘗試，逐漸明白全面復古這條路實際上也走不通了。
他們要設計的未來體制和上層建筑，不能是全面復古了。
而是既要包含江蘇，又要包含西南山區，還要包含陜西河南，甚至還要解決同文化圈的越南朝鮮日本的問題。
他們認為江蘇的改革不能全面推廣，因為制度可以平移，但運輸條件資本富集港口海運等等一系列條件不能平移。
但他們也不否認江蘇的改革效果顯著，哪怕不看生活水平，只看百姓的識字率、幼童的入學開蒙率，也比之前高了許多。
所以這反而讓他們要做的事，更加艱難。
既不能往后退，也不能全面復古，對未來的設計中要解決“天下第一仁政”的切實可行方案，又不能毀滅江蘇的改革成果和工商業發展。
他們想的確實挺高的，但問題同樣大。
而且，設想的越高，問題也就越大。
不管怎么設計，既然均田為天下第一仁政，那么靠這種精英式的、明顯是為了培養幾十萬合格的“士”階層的教育思路。
所以，指望“士”接受教育后自己把土地獻出嗎？
而在士之下的百姓，怎么接受這么一整套完善的儒學體系？字識得幾個呢？
真正蘊含力量的底層百姓，他們還是標準的“牧民”態度。
泰州學派的繼承者們，給出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路。
走平民化路線。
的確，百姓聽懂了。
可在泰州學派有那個武王伐紂該請薇子上位自己回陜西類似言論的背景下，泰州學派在大順再度復燃，恰恰是因為…
朝廷覺得，泰州學派的繼承者們，當了大順的“自干維穩員”。
免費幫著維穩，搞他們干啥？
一個以均田為天下第一仁政，卻又絲毫不想走百姓路線，指望著圣君、真儒、真士。
另一個走百姓路線，卻又是直接被黃宗羲指責雖出于陽明學，但根本不是儒而是禪的；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倫常秩序，井然無犯為核心道德的宗教化路線。
于是兩者之間在上層學術上有摩擦。
可在他們嘗試的村社中，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和諧。
“天理人欲，誰氏做此分別？”
“咱們反身去細求，原來只在迷悟間。”
“悟了，人欲為天理。”
“迷了，天理為人欲。”
“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悟、悟、悟，悟出來個天理；迷、迷、迷、迷出來個人欲。”
“你們可悟了？”
從黃龍府金礦逃出來，熬到了大赦，終于返回了故鄉，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弟弟消息的趙立本，剛剛踏入這個鄉約村社，便在田間路邊聽到了熟悉的鄉音。
一個儒生，坐在馬上上，和那些扛著鋤頭的農夫，唱誦著平民化的儒教。
趙立本沒文化，更不懂學派之別。
但總歸，這些東西，被黃宗羲堅決地開除儒籍，說這不是儒，而是禪，大抵是不怎么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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