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權哲身心態崩潰的開端，就是他和孟松麓走進運河邊的一家農戶，推開門進去，就看到農戶在用豆粕和雜糧喂豬。
似乎是很簡單的一件小事。
但實則是可以直接讓人心態崩潰的大事。
權哲身跑到豬圈旁，伸出手抓了一把木桶里面黏糊糊的豬食，捧在手心，雙手顫抖。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這只是一句話。
就像殺人這兩個字一樣，表于文字，并不可怕。可看到殺人這兩個文字習以為常的許多人，其實連殺豬的血腥場面都未必能夠承受。
當這句話不是以文字，而是以直觀的畫面出現在權哲身眼前，便只余下了顫抖的手。
孟松麓帶來來看的地方，不具備普遍性，但卻為將來的普遍描繪了一個未來。
這里是南通幾個大棉、毛產業工場區的周邊；是漢代運鹽河通往長江的閘口；是大順工業革命織機下鄉最先普及的地區；也是蘇北豆類肥料的必經中轉區。
這里的人養豬的理由，很簡單。
養豬別看賠，回頭看莊稼。
這是蘇北的俗語，豬糞肥田。
而除了這個俗語之外，周邊大工場區對豬肉的需求，也使得養豬可以賣個好價錢。
原本這里的環境，限制了養豬業。因為割豬草的空地都沒有。
而現在，雜糧和豆類，養起來了這里的養豬業。當然，也包括蘇北的羊、高郵的禽鴨、黃淮的馬匹和牛。
也當然，在遙遠的西北、西南、甚至中原黃河區、安徽淮河上游災區，真的是有涂有餓莩而不知發的情況，也真的和這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毫無意義。
因為，運不過去。
資本聽到那地方糧價暴漲，等消息傳來、再收購了糧食、再運過去，可能第二年的種子都發芽了。
朝廷手里那幾個鳥錢，以及運輸能力的限制，唯一能做的，其實就是鼓勵當地士紳商人捐糧。
而這種鼓勵不可能只靠善心，肯定得給好處；能給的好處，只能是給予生員和貢生之類的身份；給了這些身份，又會加劇當地的地方勢力擠壓良民…
但這些東西，權哲身透過雙手捧起的豬食，是看不到的。
他看到的，只有上國富庶的震撼。
原本歷史上，星湖學派一分為二，左右分野，也是因為政治斗爭失敗，使得很多人被流放到了農村。
親眼目睹了商品經濟發展、貨幣通行、土地兼并開始出現、自耕農破產、大量農民已經不得基本生存的慘狀。
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又進行了一次內部分裂。
權哲身試圖搞儒耶合流，把宋儒理學宗教化，把宋儒的敬齋箴、四勿箴、夙夜箴、鄉射禮等，搞成彌撒儀式和禮拜。意圖靠完成宗教化，和儀式化改革，在基層傳播儒學，走的是類似泰州學派大手子都去世后打油詩傳儒道的路。
權哲身的弟子丁若鏞，走的是墨子線。將天鬼人格化，認為天有人格，否定理即為天，而認為天至高。昊天之下，人皆平等。人獸之別在于勞動技藝，于是搞起重機、水車、種痘、武器、織機。
這種分化此時還未發生。
但伴隨著大順對外交流，尤其是對同文化圈幾國的滲透和貿易，江南地區的一些大儒，尤其是極端反對西方宗教的大儒，已經感受到這種危機了。
尤其是知道了日本那邊的島原之亂等事件、以及看到朝鮮國能入眼的大儒義理里已經摻雜了西洋概念后，更是如此。
孟松麓所屬的學派，因為其本身的學派特性，對這件事又十分看重。
他們學派提倡實學，但實學水平和劉鈺搞起來的新學這種直接成體系的實學，又差了挺多。
大炮、軍艦、良種、水利、機械，這些東西，他們學派并不能引領。
技術和文化制度意識形態，是兩條腿。
一條腿明顯不能主導，那么也就使得他們學派如今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和文化制度這些上層建筑。
在“天下”這個觀念里，他們需要搞一套東西。
未必放之四海而皆準。
但一定能解決同文化圈內幾國的問題，不至于讓同文化圈的儒生，不是往基督教上跑、就是往諸子異端的路上跑。
那他們為啥往異端和異教的方向上跑？
因為此時的上層建筑構建出問題了，無法指導現實、解決現實問題，和現實脫節了。
而同時，大順現在的特殊情況，以及江蘇先發地區的特殊情況在這擺著。
救亡圖存？這四個字，實在離得太遠。
技術進步？這四個字，他們無法引領。
而且實學人才，大順現在很多，前些年要搞星表月距圖，很容易就找了足夠的數學水平合格的腦力勞工。
這和原本歷史上被外人打了一頓、被迫融入沒有中國參與制定的國際體系中時還不一樣。
那時候儒生搞得普遍主義，是受到西方先發的意識的極大影響，是往上靠而不是自發重構。
現在這情況，最優秀的真正有信仰的儒生，要搞的恰恰是不普遍、但又不能過于狹隘的意識形態重構。
不只是要能在大順適用。
而是要繼續做文化圈母國，引領周邊那幾個正牌的、受儒學影響較深的藩屬，找準前進的方向。
而不是讓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到，不是去找基督教、就是去找異端。
這也和大順之前捧永嘉永康學派有關。
官方捧起來的學派，對于宋明理學心學的態度，是認為他們雖然是為了和反擊佛教而搞得，但是搞得過程中，卻按照佛教的那一套心、性、理之類的玩意去搞，甚至曲解孟子說的心性之類的東西。
對抗是對抗了，但自己其實也被污染了。
而這種態度，延續到大順禁教，更是直接切斷了儒耶合流、以耶補儒的可能。
至少在官方意識形態上，這是絕對錯誤的。
是以，當初程廷祚看過李瀷的書之后，直接就給了個“被西教所染”的定性。說李瀷的三心，純粹就是亞里士多德的三魂環套了個皮。
加之從古文尚書考證開始，加上反理學的風氣，也使得大順的一些有志于“立言”的大儒，找到了機會。
正本清源，回歸漢經學、再從漢經學退回到夫子述而不作的周公原典，破除宋儒的種種，反倒使得創新有了極大的可能——周公為圣，孔子為師的新儒廟，也就坐實了道統就在夫子述而不作的原始六經之中。
任何“宗教”改革，都是從復古和原教開始的，但復來復去就奔著創新去了。
是會創出來新的，或者會不會復來復去復成原教旨？
對這邊來說是有固定答案的：原始經書的字兒太少，句讀自解，所以復不成原教旨。
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解讀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禮節？還是富到某種程度再教化？還是富和教化是關系遞進但時間同步的？這還只是三個最簡單的理解。
此時大順先發地區的儒生，派別多樣。
但顏李學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實學、土地。
實學，實際上顏李學派傳到現在，已經基本放棄試圖主導了。
不管是戰術、軍事、槍炮，還是農學、天文、算數，扛起實學這個大旗的，是別人。
而且這些年下來，他們學派發現也確實扛不動這個大旗，現在扛大旗的是科學院。至于武術…七步之內，短銃又準又快，孟松麓腰間早就把劍換成火槍了。
于是，土地問題，以及意識形態建構，就成為顏李學派努力要搞的方向了。
這種儒生的責任感，是胸懷天下的。
而胸懷天下，又因為大順現在西復西域、南下南洋、東臣倭寇、北抵羅剎，著實又沒有救亡圖存的空間。
衰落危亡之際的胸懷天下，是胸懷中原、國族。
盛世擴張時候的胸懷天下，是要搞出來一些普遍性的東西，四處傳播的。
于是，在這種“盛世”下的胸懷天下的天下，就是整個儒家文化圈。
在意識形態上，要讓儒家文化圈的藩屬，不要再試圖從異教、異端那邊尋找救世之路，作為文化母國要擔起這個上國責任。
在土地制度上，要搞出來一套適合儒家文化圈的土地制度，并且能夠解決艱難的土地兼并問題。
或者說，把“均田”，從口號，變為一種切實可行的、非空想的制度。
是造反呀，還是改革呀，亦或者指望贖買呀，這是軟弱性和幻想性的問題。
造反之后具體怎么均田、改革之下具體怎么均田、或者贖買之下具體怎么均田，這是空想和局限性的問題。
這是不同的。
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國心態。
遣唐使該怎么操作，而不至養虎為患，那是一回事。
人家是派遣唐使，還是派訪歐少年團，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以這種特殊年代、千年未有之變局下的上國心態驅動下的孟松麓，雖然嘴上對劉鈺的政策也頗多諷刺，但他還是領著權哲身去看了長江以北最繁華的農村地區。
以這家人為例，女人織布，男人種菜，供應工坊區，完全的融入到商品經濟當中。
以這個村為例，佃戶都被退佃驅趕，剩余的自耕農以上，半數以上的男性，也從事與紡織有關的行業。
算是長江以北地區，最先實現了狗彘食人食的地區。
只要東北、南洋地區還在手里，大順的海運還正常，那么這里至少在幾十年內可以保證狗彘食人食。
因為鐵輪腳踏飛梭織布機下鄉配合農村經濟，能頂到原本歷史上一戰時期的機織布都無優勢，甚至壓榨潛力更大——進工廠，還得保證能吃飽、還得提供住處呢。小塊份地配手工鐵輪織機，理論上壓榨的上限更高。
不過現在是上升期，幾場戰爭打出來了巨大的市場，不怎么卷，倒還沒到極限壓榨的時候。是以小日子過得真的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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