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肯定不能說是單向的。要較真的話，那江蘇等地種大米的百姓還受到朝鮮稻米沖擊的影響了呢。
但問題不在于是否受到了影響。
問題在于，受到影響的這些人，是否能夠影響大順的貿易政策。
因為朝鮮的貿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邊境采參殺人事件之后，擴大開埠，主動權已經完全在大順手里了。
雖然朝鮮國內部已經迸發出了一些思潮，認為大順對朝鮮，由“王道”轉為了“霸道”，實際上大順已經從夏變夷了。因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順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駐軍、官員、勛貴、統治核心集團，是靠財政收入支撐的。
更深入的白銀貨幣化改革之后，發下來的是錢。
發糧食，希望糧食越貴越好。
發錢，自然希望糧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這群人，并不覺得糧食降價是件太壞的事，那這件事也就這樣了。
總歸，朝鮮國其實最終也接受了這種結果，并且因為朝鮮國特殊的賦稅制度、財政收入來源，使得朝鮮國王室，也最終認可了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甚至從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鮮國，自稱小中華。
諸如兩班制度、種姓身份、奴婢制度、門閥制度等，沒看出來哪里中、哪里華了。
但朝鮮國有一點，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鮮國的稅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黃宗羲通過總結歷朝稅制改革而提出的“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簡言之，稅越改越多，底層越來越苦。
理論上是從甲稅、乙賦，合并改成丙稅。現實是改成丙稅之后，甲稅乙賦都保留著——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條鞭法，說好了是把過去的幾股繩擰成一條鞭，結果變成了幾股繩還在又加了一條鞭。
理論上，一些特殊稅種，在特殊情況下要征收，一旦特殊情況過去就該取締。然而現實是——比如經典的滿清竊據天下后，繼續征收“為了收復遼地、擊敗東虜而加”的遼餉。
理論上，甭管按照人頭征稅是否合理，但按照人頭和勞動力征稅，總能保證朝廷的財政支出。然而現實是——按照人頭征稅，必然導致擁有奴婢的官僚貴族，隱瞞人口；朝廷按照人頭征稅，那么一些人就選擇投效貴族官僚；最后這些稅全落在了最底層的百姓頭上。
這黃宗羲定律在朝鮮國可是演了個全套。
甚至這還不過癮，還加上了朝鮮國特色的“青苗法”，還谷制。
簡單來說，所謂還谷制，就是變種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給百姓，然后用利息收入支撐官僚和王室消費。
不貸也得貸。
基層搞增收。
這種情況下，朝鮮朝廷也發現，哎，放高利貸給百姓，搞還谷制收那么點利息；為什么不把稻米賣給大順，從大順進口棉布之類內部銷售，再賺一筆呢？
加之劉鈺搞對外貿易，尤其是對周邊國家的對外貿易，素來猥瑣，從來都是主動幫對面建立海關、允許對面征收一定的關稅的。
對日本如此，對朝鮮也是如此。
主動讓對面征收關稅，只是稅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產業壓死，還又能讓對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財政收入，從而對內鎮壓，順帶增加他們對關稅的依賴。
日本是幕府拿著關稅，美滋滋，幫著大順壓制各路諸侯，做大順的守土官長。
朝鮮則因為情況特殊，還谷制和黃宗羲定律下的稅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里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隨著朝鮮內部的變革，允許邊遠地方用土貢代替稻米。
這就使得朝鮮王朝，在經濟意義上，蛻變為大順資本集團控制的朝鮮貿易公司。
朝廷收稅、放貸、收谷、收土貢；然后朝鮮的朝廷，再把這些米、人參、鹿茸等，賣給大順，換取大順的棉布絲綢瓷器鐵器書籍；再把大順的這些棉布鐵器手工業品，在內部換更多的米。
朝鮮朝廷也不是沒考慮過抗爭，比如下達過禁奢令，希望扭轉風氣，從而禁止大順的棉布、綢緞在朝鮮的流通。
劉鈺做的反擊也非常簡單。
搜集了許多前朝隆慶年間被禁毀的《皇明通紀》，補貼刊行，往朝鮮運。
這里面就涉及到一個合法性問題了。
按照明朝開國之初和《皇明通紀》的說法，李成桂是權奸李仁任之子，其父子二人連弒四君，妥妥的得國不正。
本身朝鮮王繼位就有點問題，他哥喝了口他的人參湯，嘎一下就死了，兄終弟及。
本來就扣個“弒君”的帽子。
追到祖上，說李成桂就是李仁任的兒子，父子二人弒君成癮，朝鮮王室自然是扛不住了。怎么，這次你哥死，這屬于是家族特色唄？
這李昑因為他的親媽出身低，連士大夫讀《史記》的時候，一句“爾母、婢也”都能暴跳如雷，搞文字獄，況于這事兒。
最終，大順這邊嚴禁一些“藩屬驚詫”的史書出口，海關嚴查。
禮政府表示這史書寫的不對，前朝隆慶年間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實不是李成桂的爹，我們修的《明史》不采取這個說法。
條件嘛，是朝鮮那邊，放開禁奢令，大順的出口品在海關納稅之后，不再繳納其余的厘稅官銀在內部通行無阻。
同文化圈還是有同文化圈的好處，能準確摸到文化圈內的著手點。
西方勢力要搞的話，就很難摸到這個點，最起碼短時間內不會找到這個點。
這主意當然不是劉鈺這種非大順人想出來的，自有其身邊真正的大順人給出主意。
結果就是朝鮮搞了一波文字獄。
朝鮮的士大夫階層本來就內斗的厲害，黨爭嚴重，借機搞了一波政敵，百十來個腦袋落地之后，改革派全面失敗，被殺了一批流放一批，保守派和反動派全面掌權。
而這場朝鮮的蚊子獄，也直接造成了后續朝鮮國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更直接影響了大順對藩屬“郡縣化”問題的最終決策。
因為…蚊子獄處置、流放的這些人，都認字，而且都認識漢字。
官又做不了，又都識字且是政治斗爭的失敗者——政治斗爭的失敗者，恰恰證明他們有資格參與政治——所以這群識字的人會干什么呢？
準備回鄉找家人的搭車人，在仁川逗留的兩天時間里，并未感覺到有甚么不適應的地方。
一群人賣貨。
一群人買貨。
說的是朝廷官話，用的是發行的紙幣。
他又不是做生意的，也不能親身感受為什么高利潤的“高麗三寶”，實際上是普通商人所不能染指的。但腦子稍微一想也就知道，這種好東西，能做這種買賣的，不管是朝鮮那邊，還是大順這邊，肯定都是門路特別寬的。
看了一看，發現倒是和三江口、通江子、營口之類的地方，沒什么太大區別，都是買賣貨物，也絲毫看不出什么異國風光，便覺無趣。
自等了兩日，這邊的船客上船，便往松江府而去。
他隔壁吊床上那個做魚膠生意的小販已經下船了，仁川這邊也沒有人再買這個吊床鋪，但這個吊床卻沒空多久。
從仁川起航第二天上午，客船就遇到了點事。
結果他去甲板上透氣的時候，正趕上遠處發現了幾個人飄在小船上，顯然是發生了海難。
他就幫忙搭了把手，救上來幾個人。
客船這邊的人，詢問之后確定都會說漢語，不是朝鮮人之后，就收了這些人的錢，給安排到了船上。
歸鄉人旁邊空出來的那張吊床，也就住進來一個人。
二十歲出頭的年紀，操著一口稍微有點古怪的膠遼官話。
簡短的交流之后，這人自稱自己姓趙，山東省登州府人士，跟隨商船往朝鮮做生意。結果遇到了海難，幸好得這艘船搭救。
再多聊下去，這個自稱姓趙的便不說話，看樣子不是太想說話，歸鄉人也就沒再多問。
唯獨聽著這個人也姓趙，心想這倒也是緣分，因為他也姓趙，名叫立本，很尋常的一個鹽工的名字。
想著這人顯然是個商人，又是登州府那邊的人。
雖說萍水相逢是個緣分，而同姓雖然也是緣分但姓趙的人多了去了，兩個人日后也沒見面的機會了。對面又是個悶葫蘆，幾句話憋不出來個屁，看起來也不愿意和人說話，也沒什么可聊的。
只當是自己歸鄉途中遇到的一件小事，順手為之，日后各走各的路，誰也不認得誰。
他此時自是想不到，不久之后他回到家鄉尋找弟弟老婆孩子的時候，與這個人還會再次相遇，甚至還要同行好一段時間。
直到那時候，他才知道，這個人其實并不姓趙，甚至不是大順人氏。
而是朝鮮國的人，姓權，叫權哲身。
這個人在原本歷史上，也算是朝鮮國族歷史中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甚至可以說，后續韓國的基督教泛濫、士大夫階層拒絕西學、基督教在半島底層全面發展開來，都和他有一定的關系。
這倒不是說他是個多虔誠的基督徒，恰恰相反，他是個正宗儒學弟子、兩班貴族、朝鮮國開實學先河的李瀷李星湖的關門弟子。
星湖學派左派的核心人物——星湖左派著眼的是朝鮮因為商品經濟發展而舊制度瓦解、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的農村，但實在找不到路了，最終走向了“以耶補儒”，希望重建道德建設道德天國三代之治的路。
他們嘗試過改革和救亡圖存，嘗試過破朱子而立新學，但結果卻是真的找不到路了，最終在以耶補儒的過程中反被同化——路是有的，破而后立，砸碎舊的一切，立起新的普遍適用的東西，才能將民族的，變成世界的；再把世界的，包裝成傳統的；最后世界的，才會是民族的——比如普遍適用的科學原理，正因為是世界的，所以才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打上思想鋼印，被認為那是西方民族的。
但顯然，大順作為文化母國和文明母國，有這個機會，比如引領普遍適用的工業時代物質基礎的新文化，然后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因為那本身就是世界的但卻是民族引領的。
比如劉鈺搞鹽政改革的如皋之會，其原因就是劉鈺覺得物質基礎已經開始鋪開了，上層建筑要跟進。因為江蘇改革之后的經濟基礎，很快就會把全世界都卷進這個新的體系之中，一切都會以江蘇不斷發展的工業化為模板，而以這個模板搞出來的上層建筑，才能是民族的、并且是世界的。
然而朝鮮顯然是沒有這個機會的。
而也正是因為權哲身這群星湖激進派，儒學底子過于好，又是李星湖的關門弟子聰慧絕倫，可經濟基礎又不可能讓他脫離時代的局限性。
所以他搞的以耶補儒、反朱子理學、以及才學甚高名聲甚響亮，傳播甚廣。
這就直接給了黨爭嚴重的政敵一個白送的打擊借口。
政治斗爭嘛，難道真在乎信仰傳播？在政敵看來，基督教不可怕，怕的是借用這個口子，搞儒學改革，最終掌握話語權而掌權，那才可怕。權哲身等人跳的這么高，簡直就是白送的機會，直接導致了朝鮮的實學改革斷絕、西學傳播毀滅。
這也是為什么明明是禁天主教，但最終結局卻是基督教沒被禁絕瘋狂蔓延；但實學科學全部被滅的原因——政敵在乎的真的不是上帝天主昊天孔孟，在乎的是黨爭，士大夫為了不碰一身屎，肯定不去碰西學實學了。
而底層傳播…誰在乎？
黨爭而已。
禁教沒禁教，反倒把實學科學禁了，這也可謂是士大夫黨爭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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