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的話，已經說的不能再明白了。
改革，改變、變動、變法，得有目的。
那么，在生員、科舉等問題上做文章，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說，目的是為了選拔真正的、有才能的、懂實學的、所謂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么，到了縣學時候，再搞分齋教育，已經毫無意義了。
成為生員的平均年齡，最小也得個十七八、甚至二十來歲了。都這個歲數了，再從頭學那些已經嚴重分化的、專業化的學科？那能學出來什么？
所以，改革絕對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為目的進行改革。因為那意味著要改變全國的科舉制度、改變全部的私塾教育為學校教育。
誰敢這么改，誰死。
而且也根本沒錢這么改，現在縣里官學收的是生員，而考中生員之前的教育要么是靠私塾、要么是靠族學、要么是靠自己家里請的西賓、要么是靠家學，很少一部分是靠義學。
要改成全面的學堂教育，別的不說，錢從哪來？少建一些，那么誰能入學、誰不能入學？
這和劉鈺辦的那些實學的義學不同，那邊的義學，從第一天入學就講的很清楚：你們都是邊緣人，是做不了官、考不了科舉的。
而要是辦成從小學堂就開始的分齋式的、以經學為主的生員考試前的教育模式，是要考科舉、是要做官的。
再說了，像是治水、工程、建筑、土木、軍械、農學、冶金、航海、測繪這樣的賤人之學，大順此時也并不缺這方面的人才。
既然改革絕對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為目的，那么分齋教育這種就壓根不要去考慮了。
那么，剩下的目的，無非兩種。
一種，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幾十萬特權生員在基層的控制力，徹底解決從明中晚期就開始的生員政治流氓化、地方勢力化等問題。
一種，就是假裝進行了改革，從而讓皇帝以為這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功勞，但實際上啥也沒變。
如果是為了假裝進行了一些改革，并不是以更好地選拔人才為目的，那么其實搞這種官學的分齋教育，也無不可。
走個形式唄。二十歲，或者五十歲，考中了生員，再強制每個月學點別的學問。
這樣想，似乎是有些諷刺。
林敏嘆息一聲，說道：“我曾見過興國公派人整理的、西洋諸國對本朝的贊譽之詞。”
“有一神父名特里格者，言曰：科舉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都是最完美的、全能的人才。要考察考生的意志是否衰弱、要考察他們是否對懲罰過于熱衷且嚴苛、要考察他們是否過于寬容然若無力、也要考察他們是否對處理公務漫不經心、還要考察他們是否敲詐百姓錢財、亦要考察他們在統治上是奇才還是庸才…”
“法國大儒名伏爾泰者，亦言：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的人民，他們的生命權、信譽、私有財產都會受到法律保護的話，那么這只能是中華帝國…如果任何一個省的官員在離任的時候，得不到萬民的稱頌，那么這個官員一定會受到嚴重的懲罰。中華帝國的法律，是唯一珍視道德、私有財產、榮譽和人民生命權的法律。而這又和他們選拔官員的制度息息相關。”
“然而亭林先生卻痛陳選材之弊，慨嘆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之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后…敵國外侮得而勝之。”
“天下文華之盛，在江南。江南文華之半，在江蘇。我實欲對生員選拔一事，有所作為，使得真的能夠為國選材。”
“既言縣學分齋之法，不過流于形式，那便罷了。”
“我只是覺得，江蘇省數萬生員，日后伴隨興國公改革的深入，恐成…恐成前朝宗室那般，成為地方之害、活之廢物。”
“他們存在，總要給他們找點事情做，使之有益于地方、有益于社稷、有利于名教才是。”
最后這番話，是站在一個儒生的角度，用一種很難說清楚的角度，來考慮這里面的事。
他能當節度使，所以他瞧得起那些連個舉人都考不上、混了一輩子也沒法出頭的生員嗎？
內心肯定是瞧不上的，等級社會之下，學歷鄙視，身份鄙視，很嚴重的。
但站在一種說不清楚的角度，再看江蘇將來這些生員的命運，林敏覺得劉鈺純粹是要把這些生員當豬養起來。
蘇南的稅制改革和退稅制，換一種角度看，實則是試圖把生員變成朝廷的一條條狗。
之前的優免制和特權之下，朝廷和這些士紳、生員發生矛盾，只有“革除功名”這一個辦法。
兩者之間是沒有緩沖的。
本地生員，實際上誰真的靠朝廷官學發的那點錢生活啊？靠的是優免制特權制下的詭寄等地租、合法避稅避役等。
而劉鈺在蘇南的改革，對生員來說，最惡心的地方就在這個退稅制。
不說生員士紳的很多利益，被嚴重打壓，終于做到了前朝末年江南地區的百姓最大的呼聲——均田賦，不是均田，是均田賦。
只說稅收上來后的退稅制，實際上使得朝廷和生員之間有了極大的緩沖空間。
聽話，就發狗糧。
不聽話，就不發。
不再是像以前一樣，要么聽生員的鬧騰、要么狠下心革除功名。現在多了一個“不發錢”的中間選項。
一年將近四艘新戰列艦的錢，退還到士紳生員手中。看起來挺多，實則不多。隆慶元年，光松江蘇州鎮江幾地，查出來的花分田加詭寄田就500多萬畝。再算上官學的支出、廩銀、膏火銀等，支出百萬實在是讓朝廷大賺。
而這些生員能干什么？
實際上，什么都干不了。劉鈺真的就是在養豬，而且比以前還過分。
以前，生員還要自己找食兒，沒人管，山高皇帝遠，要靠自己的本事憑借特權和優免搞錢花。
現在，是劉鈺在他們面前擺了個槽子。
識字率？
不靠他們，靠的是那些考不上功名的窮書生，加上新學學生，搞得義學小學堂教育，因為這些人能接受最低工資。
救災？
也不靠他們，靠的是日漸完善的基層公務人員體系。
基層管理？
還是不靠他們，靠的是均稅之后鋪開的青苗貸、和在富裕的蘇南地區深入到鄉村的義學學堂。
雖然學校加青苗貸銀行，根本無法做到全面的管控。然而之前還不下縣呢，和之前比肯定是強得多。
當然，劉鈺這么做，明著看，或者以此時的視角來看，這是為了彰顯“君子小人之別”、“勞心勞力之別”、“讓人皆羨慕科舉成為生員”、“教化百姓多學名教”。
然而，實際上這就是在專門地制造社會割裂、制造社會矛盾，制造邊緣階層和新興階層的不滿情緒。
不過這時候肯定是看不出來的，因為急速發展的經濟，掩蓋了這些矛盾。但一些仇恨和心覺不公的種子已經慢慢種下。
林敏肯定不會覺得劉鈺這是故意在制造矛盾。相反，給生員優待、給正經讀書人優待，本來就是天朝正統的標志。不優待，沒特權，有幾個肯學這些東西，齁累齁累的。
他是一方面以上位者的姿態，瞧不起這些連個舉人都考不上的同行；一方面又以朝廷大員的身份，覺得這是地方勢力太強，嚴重影響了朝廷統治；同時又出于一個有點點志向的士大夫的角度，覺得明末那些大儒的反思很有道理，應該要選拔出更好的人才；同時還又想要討好皇帝的需求，展示一下自己的改革能力。
這種雜在一起的別扭心態下，林敏覺得，自己要是不折騰出點動靜，可就真成小丑了。
自己這個當初在朝堂喊的響亮的改革派，改啥了？包括鹽政之內的改革，和自己當初叫囂的改革方向，有一丁點一樣的地方嗎？
然而，他要是真一點臉都沒有了，或者真就是一個純粹的媚上官僚，那倒真就好說了。
搞分齋教育，走個形式，雖然卵用沒有，但不是假裝好像有所改動嘛。只要省試不考，就算是在縣學搞了別的科目的教育，也就是逼著一群生員去刷個課時而已。
理論上，一百個說不定真有三五個覺得打開了新世界大門的。然而問題是這個新世界的學問，有更專業的兩撥人，也確實沒啥用。這要是放在一切是零的時候，用處是有的；但現在并不是零，實質上大順現在的專業科學人才，是比歐洲要多的。
所以這縣學、書院的分齋教育的改革設想，直接被劉鈺的實學體系，弄的毫無價值了。
看著林敏意興闌珊，有些郁悶，幕僚還是寬慰道：“老爺，有些事，您還是看開一些吧。”
“本來，前朝末期的許多反思，許多設想，此時其實有用的已經不多了。又何止是分齋教育這一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