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正確思想當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至少在貨幣到底是什么、該不該貨幣貴金屬化、該不該復征實物稅的問題上，明末這些啟蒙學者是通過社會實踐、歷史經驗得出的一個比較符合直觀邏輯的想法。
盛世主動打開大門交流，和那種已經落后之下被人敲開大門被迫交流的很多想法、邏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后世的人，覺得一些正確的東西，此時的人并不覺得正確。因為…因為對面好像也沒強到哪去啊，此時也就那么回事吧，憑啥對面的一切都是對的？
這里面終究還是類似那個“儒學是不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問題。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能看出來其中的區別。
比如大順放開和歐洲的交流，劉鈺要發展海軍，天文學是航海術的前置科技，所以大順惡補了天文學的最新發展。
這就導致出現了一個問題，比如說關于天文學里面的一些知識，如赤極、黃極這樣的概念。
而大儒們肯定是要解決“西洋人知道，我們居然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這是基本的驕傲。
所以，所謂自漢以來，疇人不知有黃極，西人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為七政恒星右旋之樞，詫為《詩》、《書》、《禮》、《樂》、《易》、《春秋》所未有。遂有大儒曰：西人所云赤極，即《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即《周髀》之北極璇璣也。《虞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璇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于西人也。
就是說，天文學這種知識，是科學。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一些人驚詫于六大經書里居然沒有記載。
而驕傲的人，就需要證明，說不是沒有記載，是你們根本不懂先賢到底在說什么。比如“璇璣玉衡”這句話，其實說的就是黃道極，這是做了個比喻。《周髀》里已經說過了，只是你們不懂其深奧，胡亂瞎理解而已。
這是不是好事呢？
當然是好事，因為現在的大順，不是被人打到哭爹喊娘，覺得敵人不可戰勝的時候。
得多脆弱、多沒底蘊的文明，被人超越一點，就嚇得覺得要全面反思，覺得自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種問題，甚至最大的幻想都是覺得自己可以當二等人，至少比黑種人高一等的程度。
這種考據式的貼合追趕，當然是好事，可以在科學問題上，尤其是數學、天文學、代數學等問題上，無縫貼合地追趕學習，并且極大地抵消了抵觸情緒。
但在數學、天文學這些“理工科”范疇之外的東西，那就不一樣了。
且不說，現代化，是一種全世界共同摧毀舊時代殘余，共同取其精華搞出來的一套東西。
只說治國、理政、經濟學、賦稅制度、殖民、工商、政治學這些東西，這和數學天文學還不一樣，憑什么就叫此時的驕傲的士大夫，覺得這些東西就是正確的、對的呢？
況且，對面這時候其實也就那么回事，也沒見得有啥過于高明的理論，甚至很多此時現有的理論是根本無法解決大順面臨的困境的。比如所謂的自由貿易理論，哪怕是原本歷史上，亞當斯密也在對華貿易問題上，采用了取巧的方式給出了個特別解釋。況于現在，劉鈺都開始與荷蘭買辦合作，到處走私的背景下了。
船堅炮利追上了，克里米亞戰爭之前，所謂工業化帶來的差距，也就那么回事吧。追上燧發槍、調整好稅收制度、解決炮兵技巧，憑著體量，當個壓路機是沒問題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劉鈺和林敏關于鹽政改革的分歧，或者說劉鈺和大部分大順官僚、士大夫之間在一些問題上的巨大分歧。
而大順的主流思潮，源于對前朝那條惡龍的反思，前朝的殘影至今籠罩在大順的頭頂上。
這種殘影的籠罩，類似于宋極力避免唐末藩鎮武人亂政的教訓，搞出了一個宋。
明到底因何而亡？
明亡時候，士大夫們是進行了集體反思的。
反思的一個結果，就是相對心學異端的反而動之，最終引發了崩塌式的對理學的反思。
而在治國理政上的反思、經濟制度上的反思、稅賦制度上的反思…這些反思，不是憑空的反思，而是針對大明末期的種種亂象的反思。
國祚近三百年，哪怕后世，三百年的時光，也足以湮滅很多東西。
況于此時。
明末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明中晚期的種種亂象。
歸結于一條鞭法的。
歸結于橫征暴斂的。
歸結于白銀貨幣化的。
歸結于稅收制度的。
當然，也包括鹽政制度、貨幣制度、稅收問誰收、工商業發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亞當斯密生活在英國，所以他在手工業已經發展的英國，寫出了國富論；而法國那群人生活在法國，所以法國大革命之后，搞出了雅各賓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種種想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社會實踐、歷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無處不在的融化在軀體里的仁義道德所凝聚出的。
劉鈺說他的想法對，他怎么證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飛了，拉開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開眼看世界”來證明。
那么，現在呢？現在他的想法，怎么證明是對的？
此時的古今中外，并不包括未來，所以沒法證明他是對的。
而在鹽政改革問題上，他能夠獲得皇帝的支持、并且最終獲得了改革派的妥協和一定程度的支持，應該說，還是源于主流士大夫對前朝的反思。
但這種反思，又注定了與劉鈺只能做短暫的同路人。
因為，包括后世盛贊的王夫之在內，他們對前朝的反思，很多是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是一種皇帝根本不知道該怎么治國導致完犢子了，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會很穩固的心態。
仍舊是出于“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以小人養君子乃天之制也”、“百姓、禽獸也、非人哉”的角度去思考的。
而黃宗羲反的，可不是反君主制，反的是君主專制，取而代之的，則是“士紳階層對其余階層的專政共和，加儒家教區制”，搞半封建制，學校作為最高立法機構和監察機構。
所謂：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于學校。
學校里的人，又怎么選呢？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
道德規范呢？
民間吉兇，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異端思想呢？
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
非要說這是以民為主，或者非說這是代議制，倒也不是不行。
但著實是有點被人打上思想鋼印之后，先認定什么是對的，然后再往回翻說，然后穿鑿附會的感覺。
如果說，是自己這邊確實沒機會自發進入現代化了，最終自我安慰式的幻想，從這些想法里找只言片語，去尋求答案，是可以的。
或者說，已經落后了，從先賢的言論中尋找似乎和對面那些東西一樣的理論的時候，也是可以拿出來的。
但是，如此時的大順，靠這一套東西，真的能夠完成轉型嗎？
對明末亂局的反思，得到的是一個避免明中晚期亂局的主流反思思想，如同宋之余唐末五代，但能完成毀滅舊時代的使命嗎？
前朝犯的錯誤的反面，一定就是正確的嗎？
惡龍殘影下催生的諸多想法，倒也未必都是壞事，但如果完全按照這個套路走，肯定是試都不用試，必然走不通。
譬如王夫之的賦稅觀，認為不應該收資產稅，也不應該把土地評為上中下收稅，而是全國統一，全部“攤畝入丁”，全都按照人頭稅征收。
譬如其勞役觀，認為兩稅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都是惡政。應該退回到租庸調制，而且，稅要輕，役要重。
稅輕，展示出來天子不認為糧食、財富是好東西，這都是垃圾。
役重，展示出來天子認為民力才是好東西，體現了天子對百姓的重視，以民為本嘛。
并且得出結論，如果稅輕、勞役重的話，那么天下就沒有懶人了。因為種地還是不種地，大家都要服勞役，那么大家為什么不種地呢？
以及，如果取消土地評級制，統一稅率，或者按照人頭征收。那么，所有人的稅都是一樣的，你窮肯定是因為你懶，你就會努力種地，而且努力把爛地種成好地。
還有比如針對明末的土地稅地方上收的離譜，以及農民軍均田的想法，而提出的不用均田和限田，只要降低賦稅，土地就不會兼并了。
這或許算啟蒙思想，肯定是沒錯的。
但是否符合國情呢？應該說，也是符合的。
至少是符合明晚期的特殊情況下的一種矯枉過正的反思。
畢竟，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根據現實和歷史，得出的可能是階段性的結論——若一樹，五千年不開花不結果、五千年后年年開花結果，那么人類判斷這棵樹不開花不結果，就是正確的。
就明晚期的魔幻程度、征稅橫征暴斂、基層胥吏狂歡、賦稅全壓在土地上的狀態，這種看起來真的很沒譜的反思，其實真的不能算錯。
當時眼前太黑了，被當時過于黑乎乎的眼罩蒙蔽了雙眼，覺得光明就是單純的白色而已。很正常。
只是特定時候的反思，未必真的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