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手里肯定也有一大批“非法”的草蕩。
不過他們也沒有問的太過直接，而是迂回著問了一個看似好像無關的問題，來旁敲側擊。
“國公，之前我們也都說了，天子圣明，國公目遠，解決了諸多水患。但此之外，這里的水患還有兩個問題。”
“一個呢，就是朝廷之前為了稽查私鹽，在一些河口處筑壩巡查，防止船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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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個，就是河流入海，總有些人堵塞河口，圍出圩田。”
“此二者，秋水若至，圩田阻塞，河壩擋格，水泄不出，總有澇災。”
“日后那些墾荒公司若興水利，也需定出個章程，以免阻塞河流。國公也該定個規矩，若是上游大水，他們不可借此灌田。”
姓姜的本地大族旁敲側擊了一下，說的倒是也有道理。
關于如何墾荒、去鹽堿的小冊子，他們也看過。對一些鹽堿非常嚴重的地，還是要在下面修水壩，靠著淡水浸泡來解決。
但這么問，并不是真心想和劉鈺探討技術問題、或者民間始終無法解決的爭水或者泄洪的死結，而是想看看劉鈺對廢墾一事的態度到底有多堅決。
劉鈺倒是混不在意，隨口道：“這你們放心，到時候由墾荒公司和上游定規矩。這邊也會出臺制度，不該放水的時候強行給人放水要抓、該放水的時候為一己私利不放也要抓。”
“今日來瞻仰范文正公，也是想著當年范公堤之事。如今要修，若是墾荒公司肯出錢，也正減輕了諸多民力，于你們也是好事。”
這幾個陪同的士紳忙道：“是，是。正因如此，本縣立祠，不敢忘范文正公之德。”
說完，幾名士紳互望一眼，顯然劉鈺這意思，墾荒是墾定了，都已經在考慮修新的海堤了。
“國公，前幾日本縣毆斗之事，國公料來也知曉。那么…卻不知國公對草蕩一事，怎么看？”
劉鈺笑了笑，并沒有立刻說話。
而是又看了一陣祠內的對聯文章，故意晾了這些人一陣后才道：“怎么看…這也不好說。雖說國有國法，但有時候也真行不得法。”
“前些日子，不是很多鹽戶，說那些墾荒公司冤枉嗎？”
士紳忙道：“節度使大人又以為此事非小，又涉及到制民恒產、與民爭利事。而且，國公有所不知，此地百姓，多有刁蠻之輩。”
“為防意外，國公還是應該讓軍隊提早準備。”
這一次劉鈺是帶著兵來的。雖然江蘇省駐扎著一支兩萬人的野戰部隊，但是皇帝還是從北方調撥了為防意外的軍隊，根本不可能給劉鈺開一個可以調動哪怕小規模部隊的口子。
皇帝是心里很清楚，這一次改革不只牽扯到鹽商、士紳，也還有許多底層百姓。多半是要出事的，真要出事了，沒有軍隊，肯定不行。
一般來說，士紳是反對士兵入城的，更不可能主動邀請軍隊進駐。
劉鈺心知肚明，這些大族，自己或許可能沒有直接的控制草蕩，但他們家族、分支、手底下人，肯定也霸占了不少的草蕩。
顯然，這些人是希望草蕩問題用有利于他們的辦法解決。
這些士紳見劉鈺并沒有什么表示，又道：“國公可知前朝時候，陽明之學興盛，這里更有王心齋在此開宗。陽明學問雖已式微，泰州之學亦似絕跡，但實則民間流傳極盛。”
“尤其是其大成學問，在鄉野村夫之間，流傳甚廣。后人亦無他們的才能，便逐漸愚鈍如邪。只恐到時候，鬧出許多事端。”
對這里的情況，劉鈺也有所了解。
這些士紳說的這個事，不能簡單的說是好還是壞，只能說算是儒學的一種嘗試吧。
這里面涉及到的，還是當初泰州學派興盛時候，興起的“均草蕩”的設想。
這里面的情況，稍微有點復雜。
歷史上的泰州學派，在明末就已經基本沒啥影響力了，因為學派里成名的、有理論的那幾個，在萬歷年間基本就都沒了。
而后續，而明末差點亡天下的背景之下，是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乃至于他們之后的顏元、李塨等人，全面批判反思新學、理學的自發行為，泰州學派本身又頗為出格，整體輿論上更是受到了嚴重的批判。
而當年王艮的一些話，也最終讓泰州學派成為了一個徹底的歷史名詞。
就是王艮當年議論“武王伐紂”這件事。
大體什么意思呢？
就是說，武王伐紂，對不對？對，也不對。
救世之仁，當然對。
但，武王伐紂之后，微子尚在，你不應該以周代商，而是應該扶保微子做天子，你們這群人就該退回陜西。
支持救世之仁、反對周武革了天命。
大順打下天下之后，王艮都已經不知道死多少年了。但架不住有前朝遺民把這些言論翻出來。
這些理論，是非常好用的，而且簡直是為大順和大明的關系“量身定制”的。
地理定制，退回陜西；行為定制，救世之仁可以做，但順代明興不可取，其時朱家尚有后人呢。
大順的天下之后，這既視感過強，也真的是渾身刺撓。但也不好說一個當時都死了幾十年的人，未卜先知，就預先有懷念前朝、影射本朝之想。
但架不住一些前朝遺民拿著這個說法，搞惡政隱。
大順這邊還是比較聰明的，因為這玩意兒就是個馬肝之論，一千多年前就玩出花來的東西。
而政治合法性問題，本來就不是個應該被討論的東西。一旦辯論，一旦討論，只會讓問題越來越多，不爭論、不在意才是最好的辦法。
哪怕專門找出來大儒辯經，辯出結果來了，那也只是書面上的勝利，實則是在助長這些說法的傳播。
只是，這件事被翻出來之后，伴隨著大順統治的逐漸穩固，泰州學派就真的在名義上徹底消亡了，因為沒有哪個傻呵呵的士紳士大夫公開說自己是泰州學派的了。
但是，人可以死、名可以滅，思想卻不會死亡。
泰州學派在名義上消亡了，可伴隨著大順鼎定天下，諸多的歷史遺留問題之下，在這邊還是很多人受到了泰州學派的影響。
應該說，影響非常深刻。
只不過，是不是正面的就不好說了。
一方面承受著大明差點亡天下的大黑鍋，首當其沖。顧炎武直接把王陽明和王安石相提并論，希望“撥亂世反諸正”；黃宗羲更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
另一方面，又因為“武王伐紂，應該保微子做天下，自己退回陜西”的說法。
這兩方面原因，使得這個學派不在討論政治、道理，而是退化成有點像是個宗教的玩意兒了。
或許，這也算是一種絕路下的嘗試？
王艮以前就編造過，說夢到天塌了，萬民呼號，自己伸手劈開了塌天，拯救了萬民。
顏鈞更是直接朝著把孔子造成神，搞大中垂象、設壇做法之類的活動。
應該說，走到明朝中期那一步的時候，所有明白人都覺得，真的是不能再按照過去的舊辦法統治了，嘗試了種種奇怪的、奇葩的改良儒學的手段。
這種把儒學迷信宗教化，不管好壞，都是嘗試。
本來嘛，王艮就覺得，老百姓怎么能懂什么之乎者也、仁義、太極這些東西？
既然人人都能成圣，何不采取這種更接近百姓的方式，把精髓的道德傳播出去？
萬歷之后，伴隨著泰州學派的幾個大手子紛紛去世去世，剩余的泰州學派的殘余，一轉過去作為異端激進，轉而認為大明開國之初的體制才是適合的體制，到處宣講各安生理、無作非為那一套。
一方面，是前朝開國之初定下的一整套體制，真的已經完全不適應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了。
另一方面，社會矛盾開始激發、到萬歷之后開始總爆發。
在這種現實之下，這些舊讀書人無法根本社會的發展提出一個新的、相適應的理論；另一方面，一些開宗立派的人物紛紛死掉。
剩余的人自然轉向了反動，試圖以反動改革的方式穩固社會。
這與后世給泰州學派安的思想啟蒙之類的說法，一點都不矛盾。
反動倒退，本來就是思想啟蒙的伴生品。
到了大順這時候，因為那兩個緣故，泰州學派作為一個學派，實際上已經死了。
但這種深入民間、傳播道德的想法，卻流傳下來。且因為他們不再談那些道理、辯論，反倒是逐漸換發了第二春。
靠著通俗易懂的諸如《大成歌》那種。
“隨得斯人得斯道，太平萬世還多多；我說道心中和，原來個個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原來個個人心自中正…”
以這種詩歌、打油詩、布道的方式，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或是試圖搞鄉民自治的鄉約；或是到處傳播一些道德孝悌之類的東西。
要說他們幻想的美好社會，其實還是大明開國之初那種，帶有一絲理想化的完美社會。
基本上，有點像是鄉村自治、道德建設派。
這些算是拿了泰州學派“糟粕”的后繼者們，在民間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尤其是走了封建迷信的親民路線之后，更是得到了底層的廣泛認可。
比如在鹽政這件事上，他們在鹽戶那里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
秉持的想法，也還是當初那種均分草蕩、千萬年不亂的設想，設置鄉約，鄉紳負責教化道德，搞出來一個完美的半封閉社會。
當然和劉鈺說這個問題的士紳，手里都拿著草蕩，肯定是不想均分的。
他們之所以希望劉鈺早做準備，準備好軍隊，主要是擔心到時候真要是強行判決，導致底層大規模的反抗。
這就不只是鹽戶了，還有受那些學派殘余影響的廣大百姓，他們真的是恨透了這些士紳、豪商，是渴望平均的。
廣大市民，以及如今大量的處在黃金時代的紡織業之類的小生產者，哪里算是真正的社的底層呢。
相對于現實的士紳豪商強取豪奪、未來的劉鈺要讓資本喝血，對最最底層的老百姓來說，確實，被加了濾鏡后理想化的明朝開國之初，再配上這些嘗試宗教化的完美鄉約加儒生傳道的狀態，似乎才是最有利于他們的。
對那些小生產者來說，鹽戶是個圖騰柱，契約要被遵守更是重要。可對那些最底層的百姓來說，理想化的均草蕩的鹽戶，不也是個圖騰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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