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是小打小鬧、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若是說出來，簡直就是特大反賊這四個字寫臉上了。
他不想把這個四字寫在臉上，故而這種想法是壓根不能說的。
東方西方一起亮，殖民地就這么大，世界市場就這么大。
如果第二次工業革命能在亞歐美同時發生，東西方同時崛起兩大工業體，巨量的生產力激增，爆炸一樣的生產相對過剩，毀滅先發吸后發血的機會，大家卷起來。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二次工業革命時候，是可以爆發的。
而于大順，只能說，萌芽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成事，該怎么辦。
他們想成事，只能寧可少賺錢、加成本，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不能盯著國內。
工業化的痛，是在外貨沖擊下，地主都要活不下去、普遍破產劣紳化的那種劇痛。
痛不欲生的那種痛。
但有句話講，叫惹不起還躲不起嗎？
你說你打不過鄉紳地主、小農佃戶，你還打不過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長嗎？
是李自成劉宗敏百萬起義軍可怕？
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
哪個能惹得起哪個根本惹不起，這是心里完全沒數啊。
他們心里沒數，劉鈺就得約束他們，逼著他們別惹那些惹不起的人：就這小身板，兩下就被人錘爆狗頭，全掛路燈了。
這幾年松江府港口建設的不錯，從荷蘭那邊學來了路燈建設模板，加之新城區可以規劃建設，反正路燈是早早準備好了。
如今劉鈺也真是沒什么太多的辦法了。
英國圈地運動的目的，不是圈地，兩目的：一是養羊，搓羊毛；二是制造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大順圈地的目的，也不是圈地，而是種棉花，搓棉花。至于圈出來一群廉價勞動力，最好是沒有，這玩意兒不圈都動輒十萬百萬——英國圈地法令配套的，是失地農民入城必須進工場做工，否則割耳朵，不準琢磨著當農民、掘地墾耕；而對大順災民流民來說，則是做工管飯還給錢，還有這樣的好事？
棉花這玩意，尤其是墨西哥長絨棉，又奇葩地適合輕微鹽堿地，所謂“無鹽不見棉”。
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蘇北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也真就沒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距離蘇南又這么近，水運海運都發達，簡直是完美的原材料產區與工廠配套。
連改種能配套將來機械紡織的長絨棉，都步履維艱，要非有此國運，怕也極難。當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懸于一線。
每一步都走的過于奇葩，劉鈺看看林敏，心道昨日的同路人，指不定哪天就徹底決裂意見相左了。
前一秒還是同路人，下一刻就是死敵的事，以后不知道還要發生多少。
在劉鈺還在返京的途中，京城里關于變法這件事，倒是基本很安靜。
皇帝明確地劃分了變法的邊界之后，雖然每天都有各種各彈劾奏章上來，但不管是皇帝還是寫奏章的人，都明白這是一個日常罷了。
彈劾總得有。
辦不辦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是敘州府強行立土地永佃契約降低井鹽開發成本、或是淮北鹽改導致許多鹽戶破產淪為無產赤貧、亦或者蘇北墾荒的一些關于圈地補償出現的人身傷亡…
不管怎么說，彈劾這個流程都要走一遍的。
只是，既淪為了日常，暫時看意義倒也不大。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這個此時全世界儒學學術水平最高的、通過科舉考試而選出的儒學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開始構建意識形態了。
永嘉、永康學問，產生于特殊年代，是有點霸道的學問，是試圖發展工商業、奪回故土復燕云十六州的學問。
換言之，這是危急存亡之際好用的。
但是，現在的大順處在一個看起來烈火烹油的盛世，軍改之后，不管是陸軍還是海軍，都有了與世界其余列強一戰的實力。
這本身也不難。
克里米亞戰爭之前，可以說，蒸汽機的使用并沒有帶來軍事上的革命性改變。
沙俄靠著手工業工匠搓火槍大炮，憑著自身體量，依舊搓出來個歐洲憲兵、歐洲壓路機的身板。
大順的體量，搓一個前裝槍時代的壓路機身板，單純技術上的考慮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但正如劉鈺之前和那些人討論過的，所謂“奢侈的盛世的絕望”，對儒生來說，這才是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問題。
對劉鈺來說，不是。因為他壓根就不對這個古舊學問充滿希望，既無希望，也就不存在絕望。
但對儒學來說，這個問題很嚴峻。
這邊意識形態構建的基礎，是血緣，是家庭，是國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劉鈺派艦隊出訪瑞典、在英國艦隊在廣州補給去攻打菲律賓之前。
國家、社稷、天下，是一個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學，是普遍的、世界性的、萬世的，或者說，是一種自認為是普遍性的學問。
因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這個圈子的范圍之內不遠。
但在劉鈺派艦隊出訪瑞典、在英國艦隊在廣州補給去攻打菲律賓之后。
國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圍上的天下概念。
大順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義是不同的。
對于天底下頂尖的儒學大師而言，這一次改元，意味著他們必須要推出一個說的過去的意識形態了。
面對著歐洲的發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順禁教在內的很多問題，因著基礎的改變，意義也就不同了。
滿清禁教，是關上門繼續當天朝。
大順禁教，是打開門，想要繼續在世界這個圈子里混，出臺手段打了一場宗教自衛戰，為以后走出去做準備。
這個不是嘴一張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順在禁教的幾乎同時，派出了龐大的訪歐使節團。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觀、且主動地利用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并且在戰后參與和會。
雖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個醬油，“諸侯會盟”連個執牛耳的地位都沒撈著，但齊國公日后確實可以說：當初亞琛合約簽訂的時候，我就坐在那。
因為有油畫。
這種類似的區別，引申到大順改元，并且內帑海貿財政收入能夠和鹽稅、甚至一部分畝稅抗衡的，且開始主動參與世界貿易的時候，擺在現在大順的頂尖儒學大師面前的問題，就非常嚴峻了。
儒學，是萬世的、普遍的、世界適用的？
儒學，是地方性的、中華文化圈適用的、和別的學問平起平坐的？
儒學，是僅適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會的知識？
儒學，是世界性的、普遍適用的、無需考慮地域社會特殊性的知識？
想清楚了這對儒學意味著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絕望”了。當然也就明白劉鈺為什么壓根不絕望了。
也就明白為什么大順改元惟新這么大的事，為什么兩淮鹽改、蘇北墾荒這些事，只能作為每日的日常扯淡，卻不是儒學真正的大危機了。
科舉出身的真正儒學大手子，要是連這個危機都看不出來，只怕也根本不可能從科舉中脫穎而出。
雖然好像聽起來，感覺又成了空談、扯淡了。
實則對儒學來說，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時，對儒學來說，這是個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為現在大順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種即將亡天下的危險，也沒有原本歷史上被外人楞砸開大門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絕望、危機感，是一種奢侈而強大衍生出的意識形態危機。
也是一種盛世之下，很強、但又沒那么強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對立的無奈。
伴隨著西洋國家地理介紹的文章在大順傳播，漸漸讓這些專門搞上層建筑的儒學大師發現，現在仿若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候，儒學式微。大一統之后，才逐漸發力。這種大爭之世本身就是一個危機。
大順只要不關門，而是繼續要走爭霸路線，搞激烈對抗，那么就越發給那些富國強兵派機會。而春秋戰國時候的富國強兵派，和儒家的關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個危機，就是儒學本身的圣學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閉，這個圣學地位越高；越開放，越交流，圣學地位的危機就越大。
尤其是伴隨耶教的傳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認為自己的這一套是普遍適用的、他們認為的天下是整個地球；那么儒學想要對抗，必須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這一套東西是普遍適用的、天下就是整個地球。
在他們看來，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識形態層面，構建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得通的、大順不關門繼續往外走的、儒學是萬世法且是整個天下普遍適用的圣學學問。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適用于特定社會的、拿到歐洲那邊根本沒法用的東西。
這不是道德。諸如愛父母、愛家人、忠君之類的道德。
如果僅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愛父母是儒家專有理念，誰愛父母誰就是儒生，宣布自己勝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簡單了。
而是有禮、仁、義、忠孝、家族、血緣、綱常等等一系列，構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國家建構的、法律的、包括國際法的、道德的、是非標準的、解釋得通的體系。
并且這個體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圍內普遍適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導世界運行的。
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東西。哪怕耶教那樣的宗教，哪個傳教士會認為，這破玩意兒只在歐洲適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說。
伴隨著明末開始的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談義理，要事兒上見的思潮，直接導致劉鈺為鼓動大順新興階層對外開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論，在這里有了不同的含義。
劉鈺鼓吹的西方富裕論，目的簡直是司馬昭之心了，擺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過去、開了關，就能賣更多的茶葉絲綢棉布，他們的白銀大大的有。
但在大順這邊不要空談義理的思潮之下，這種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學的危機。既然不能廣扯淡，要事兒上見，那怎么才能解釋，西方富裕是因為真的踐行了儒學思想而導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釋，周邊夷狄，有一個算一個，窮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東南亞等方向，真的是窮的一批，所以無需解釋，理所當然的可以認定，中原富庶是因為用了儒學。
現在不解釋不行了。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種衰敗的、悲觀下的防守。
是已經默認了，儒學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國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種防守。
也就是，諸夏自有國情在此，儒學在此很適用，別處未必適用。但他們的技術，是可以拿來用的，只要用了技術，我們也一樣變強了。
而現在，大順是一種進攻姿態的、盛世下的出擊。
是絕對不能默認，儒學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須要拿出來一整套體系，得出一個結論：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為不用儒學，恰恰是因為他們在內核上用了儒學的緣故。你們不知道，我來告訴你們。
這也就不難預見，后世可能會有諸如英國的議會制度，其實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種體系；選區制度，就是復古學校論政的變種；仁與社主義；孟子與民主等等言論。這本身就是徹底輸了的體現，分明是阿Q找趙太爺說自己也姓趙嘛。
但現在，對儒生來說，還沒到徹底服氣，爭都不敢爭、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謂普世的一些東西上靠的地步呢。
因為，儒生覺得，自己這一套東西，才是普世的。
往大了說。
齊國公出訪歐洲，參加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結束后的和會，解決荷蘭和中國的南洋爭端，搞武裝中立同盟，提出反海盜和反私掠船公約等等。
這是好事啊？
還是壞事？
放著好好的天子不當，摻和到那邊去當諸侯了？
就算是五霸盟會，連個執牛耳的霸主都沒當上，丟不丟人？
放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非得去簽什么國際法的條約，讓人認可對南洋的控制？
就算不談這個，只說實際的，反正之前也承認各國的帝號、王號了，天下體系已經松了。
那么，國際法是不是“禮”？
以后的國際法，要按照什么制定？
既然沒有周天子，儒學要不要拿出一個五霸制禮的意識形態解釋？
以后的國際法，公約法等等，如果和儒學倫理出現了沖突，是否承認？
如果承認，是否意味著儒學不是普遍適用的？
儒學這一套，是否要比萬國約法、國際公約、普遍認知之類的東西一級？
如果不承認，或者說，想要使之符合儒學解釋，是否要搞出一個意識形態，能夠把世界作為新的天下觀，并且確保日后的國際法、人的權利、主權概念這些東西，要能和儒學融會貫通？
這不是發展工商業和技術進步的問題，如果只是學技術，那只需要關上門自己加裝還是天下，在家里使勁兒憋就行，師夷長技。
這是天下觀拓展之下，在大順主動出擊之下，“世界”、“國際法”、“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些東西，大順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著認可，而是想要主動摻和進去參與制定和完成的必然。
原本的歷史，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定出來了個規矩，然后跑到這邊一通狂毆，一邊打一邊問：你認不認？認不認？被打的那個是捏著鼻子認的，但認了之后發憤圖強，還成為這個規矩的保護者。
現在的歷史，則是世界的規矩還沒真正確定。大順這邊也跑來，說這個規矩，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咱們一起定個規矩吧。這個規矩呢，既得符合你們的傳統認知，也得符合我們的傳統認知。
主動融入，和全面被動接受，自然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態，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勢。
連洪秀全這樣的窮秀才，在成事之后，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亞公會議，拿著阿里烏斯派的一套東西狂懟傳教士，質問他們懂個屁的三位一體？
如今大順科舉出身的儒家頂尖人才，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儒學的普遍適應性受到了威脅這個事實。
能不能搞成另說，但要是連這點腦子都沒有，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沒救了，很明顯，再不搞出來，很快就會被一堆顯學打的再次式微。
天下概念的變化、富庶強盛的“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釋世界理論的新蠻夷”的出現，就是儒學的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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