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讓馬浩川有機會刷軍功的帝王心思，也在于皇帝壓根就不準備自己“走”后，讓馬浩川統領大軍，至少不是讓他執掌京營野戰部隊。
而是另有用處。
當年軍改的時候，劉鈺就說過野戰、會戰、清剿治安改土歸流戰之類的區別。
也說過當年前朝在西北和蒙古人整天開片，打無甲的蒙古人，打出的經驗就是火槍不需要破甲，而是需要亂中速射，所以三眼銃之類的東西大行其道。等著對付大明龍虎將軍學習大明開國軍制搞出的“洪武永樂年明軍”的時候，力不從心。
也說過大順在西南改土歸流的實戰經驗，實戰出來的結果，就是走的一堆彎路：打西南土司，打出的經驗就是堆一大堆奇葩的炮。
小的、大的、甚至出現了炮兵輕重分化無中口徑野戰炮的歧路，要么弄出一堆兩個人就能抬著走的小口徑炮實則是大火槍來加強火力“欺負”無炮的土司；要么就搞專門攻碉樓攻城墻的超重攻城炮之類的東西，來滿足西南改土歸流戰場的特殊化需求。
但這種“治安戰”的特殊經驗，打菜雞確實好用。
但和臭棋簍子，越下越臭，真和國力水平相當的打，能被人的炮兵把屎打出來，效果并不好。真遇到了野戰炮正規化的部隊，是要吃大虧的。
皇帝打仗實操不行，但道理還是能懂的。
一個在西南改土歸流和在川西平叛中鍛煉出的將領，能否擔得起大規模野戰會戰統兵的能力？
那些在西南改土歸流中的野戰經驗，將來在可能的野戰會戰中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
為帥為王者，關鍵是物盡其用。
要執掌京營之類的野戰部隊的將領，要從哪挑？
顯然，要從征準、伐日等這種大規模野戰的戰場上挑出來。有些東西，尤其是大兵團會戰的東西，只靠學兵法或者紙上談，終究差點意思，也不是從對付土司的那種戰爭中能學到的。
而馬浩川從西南改土歸流到川西平叛刷出來的經驗，將來應該用在哪？
皇帝是有考慮的。
準確來說，馬浩川是皇帝留給兒子做“駐印大都督”的候選人之一。
因為，打印度的將領，皇帝選的是跟著劉鈺成長起來的第一批新人，他們和劉鈺的關系太深。
打完野戰定下勝負之后，是要調回國內一條龍的——封爵，樞密院養老，收兵權。
而將來在印度駐軍的將領，未必要會打大規模野戰，但一定要擅長小規模的清剿、奇襲、快速機動、提前瓦解等等。
或者說，將來需要一個治安戰高手，而不是一個野戰會戰的高手在印度。
皇帝對印度真的是非常感興趣的。
感興趣的原因，不在于貿易。
沒有人告訴過皇帝，或者說，皇帝不是一個穿越者，所以皇帝壓根不可能知道，歷史上東印度公司在鴉片貿易之前，第一收入是印度的土地稅、第二收入是印度的食鹽稅。
但，李淦是大順皇帝。
所以，不需要別人告訴他，也不需要一個先知來告訴他：那么大、富庶、人口眾多的地方，想賺錢，排前二的肯定是土地人頭稅和鹽稅。
這個道理，跟天朝皇帝講，就好比神秘兮兮地告訴天朝皇帝：太陽是從東邊升起的一樣，純他媽廢話。
皇帝心說我還能不知道最賺錢的是收土地稅人頭稅和鹽稅？
工商業賺錢的意識，需要皇帝有極高的開拓想法。
靠土地稅和鹽稅賺錢的意識，需要皇帝不是白癡就夠了。
當然這也和傳統、國情有關。
所以最先想到在印度搞土地稅想法的，是法國的東印度公司的杜普萊克斯，而不是以商貿立國的英國。
以至于后期有段時間，明明東印度公司都控制鹽稅了，英國工業資本還要求公司放開鹽稅，以便英國制鹽的能跑去賣鹽，理由是“壟斷鹽嚴重損害了印度民眾的健康是不人道的”，被東印度公司在議會一通臭罵嘴上都是百姓心里都是生意。
而對大順來說，收土地稅和鹽稅，那簡直就更國情和傳統了。
劉鈺在印度畫的餅，沒有說對國內工商業的促進，甚至也沒法說，說不通。
因為如果沒有一場瓦解印度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的天災、人禍，去印度賣棉布那也和跑松江府去賣絲綢、去景德鎮賣陶瓷、去蝦夷賣咸魚差毬不多。
而皇帝看到的餅，也是印度的土地稅、食鹽稅。
所以這個餅，對知道現如今印度的中央集權崩了、印度各節度使互相征伐、阿富汗那邊再一次沖進印度劫了德里之后，皇帝的心思已經是定的不能再定了。節度使互相征伐，還能缺的了石敬瑭？
稍微一算，就知道至少2000萬兩的土地稅、600萬兩的鹽稅。
每年。
皇帝焉能不謹慎為將來挑選人才？
所以這一次西南戰略的改變，實則就是皇帝在用西南做考場，挑出來一群擅長治理這種“夷”區的、擅長主動發起戰爭的人。
這一次川南改革，皇帝把握住的方向，與劉鈺在意的方向，完全不同。
將來等著印度大局將定、和劉鈺關系較近的那批人調回來封爵削權扔樞密院養老之后，需要什么樣的人去印度？
武官。
需要一個不是在劉鈺為帥、為大將出征的另一個戰略方向上成長起來的。
需要扔去一個地方，要有主動精神，不要擔心擅啟邊釁，而是要善于抓住機會，主動開啟邊釁，畢竟相隔太遠，事事回報，黃瓜菜都涼了——好比印度倆節度使打的兩敗俱傷的時候，是直接沖過去收場？還是先回報朝廷，等朝廷決定？
需要經常打那種小規模的戰爭，在憋到大戰之前，通過一場又一場的小規模戰爭，讓對面無力凝聚力量掀起一場大規模的野戰反撲。
需要擁有一定的戰略意識，不能只會打仗，還要善于處理類似西南地區這種錯綜復雜的族群關系。
需要有膽識，敢賭，敢搏出身。
需要適應復雜的悶熱潮濕的氣候，需要有在悶熱潮濕地帶作戰的心理準備。
以上種種，決定了馬浩川絕對不是泰興十年后大順最能打的年輕將領，但一定是最適合在西南鍛煉，將來去印度的將領。
當然，皇帝不是只選了這一對。
而是借著川南開發的契機，通過川南的鹽業發展，將敘州府這個黔、滇門戶鞏固之后，要對西南政策全面轉為比改土歸流更激進一些的主動。
但敘州府，敘馬軍區，是這一切的開始，也是最容易嘗試新經驗是否可用的地方。
武官如此。
文官也一樣。
劉鈺舉薦的敘州府尹人選，也正是皇帝認為比較適合將來的人選。
因為，印度不是大順本土。
說白了，敘州府才多大的地方？就為了這點地方，破格提拔兩個年紀上只要干得好三十年后就有封侯拜相可能的人？自是還要為更長遠的打算，否則，只改敘州府，皇帝隨便弄幾個激進點的一樣可以改，何必要用這兩個年輕有前途的。
一個使功，一個使過，但不管將來使功還是使過，都得把事辦的漂亮的。
敘州府尹要做的事，在內部，眾人的評價，可能和前朝的礦監差不多。但去外面，正需要這樣的敢下手的人。
所點的敘州府尹的履歷，也算是大順這幾年涌出來的那種因為戰略重心南移而“起飛”的官員。
這官員姓牛，名從昀。
牛從昀的履歷也算是標準的泰興十年后光速升遷的典范。
先在臺灣府彰化縣當縣令，墾荒、移民，以及吸納大米種植園和甘蔗種植園，或者說，因為劉鈺在松江府那邊推過去的資本投資，使他表現非常亮眼。
三年一次大計考評，一共干了五年，兩次評上上，升鯨海那邊的州牧。
當了州牧沒干兩年，因為之前的積累效應，使得移民成本極為降低，加之蝦夷開發、資本北上去熬油捕鯨抓海豹、朝鮮國內出了點事百姓北上逃亡墾荒求活等，使得那里何止是蒸蒸日常，而是兩年之內人口直接翻番。
雖然其實換個別人也差毬不多，到那個節點了，只要順應大勢，做到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脫穎而出還是很容易的。
這牛從昀花了兩年時間，直接越過了很多官員可能一輩子都跨不過去的坎，從州牧沒有進京當京官，盟召入京覲見后，直接去了蘇南，做府尹的副手，干專門得罪人的事。
因為那時候蘇南正在進行稅改，需要清查土地田畝，按照名為十一但其實是九一稅的稅率征收土地稅。
朝廷這邊點了不少人去做蘇南那邊的府尹副手，類似于前朝的同知，但又不一樣，更像是個廳級特派員，只是名義上是府尹副手同知。
稅改過程，一言難盡，但最終還是完成了。
表現亮眼，敢得罪人，這回更是三十出頭直接飛升府尹了。
三十歲出頭飛升府尹，當然有其自我奮斗的努力，但也和大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不管是在臺灣府當縣令，還是在鯨海當州牧，那都是趕在了大勢所趨之上。
皇帝要點牛從昀做敘州府尹，一方面是因為其履歷很好，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了他就沒在“正經”地方干過的優勢。
不管是臺灣府還是鯨海那邊，辦事能力不是體現在內部各州縣官員所擅長的方向，而是在于能不能理解新政策，敢不敢放手去干，突破之前的桎梏。
而且要么是和移民打交道、要么是個番夷打交道、然后就是和當地的大地主本地鄉紳打交道搞清查土地，總之這三個特點都適用在敘州府。
尤其是新的井鹽政策，以及敘州府南邊的夷民區，確實也需要這么一個敢于快刀斬亂麻的人。
他和馬浩川都是類似的“時勢造出來的英雄”，馬浩川的成功之處在于理解了新時代的戰術，以及朝廷在西南地區的戰略策略的轉變之下他這種敢主動挑事的人可以被重用了。這要是大順的戰略策略不變，這種敢挑事的，早就雪藏了；或者不是劉鈺主持軍改的方向是強調快速變陣和營團戰術單位，他搞得兩次刷軍功的冒險行動可能就要成為反面典型。
牛從昀的成功，很多都是源于朝廷南下政策和松江府工商業資本集團的形成。
馬浩川的成功，很多都源于朝廷的軍改，以及前朝大明二百多年對西南的鋪墊。
他們，又不是劉鈺的人，只是側面借了力，卻又不是劉鈺主動扶起來的那些人。
這也正是皇帝所喜歡的年青一代。
請：m.tangsan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