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鈺琢磨著怎么搞釣魚，來辦一場類似于前朝“空印案”的震驚全國的大案。
京城里，皇帝的面前也掛著巨幅的黃淮流域圖。
只是，皇帝手里捧著在看的東西，卻似乎和淮河、運河等問題無關。他在看劉鈺的一篇關于貿易的奏疏。
《英夷茶稅論》
只是皇帝每看一陣，就停下來，目光掃向掛著的黃淮地圖，眼睛往海州、揚州等地方瞟。
那是大順的兩大鹽場。
一個在黃河以北，一個在黃河以南。
奏疏上，劉鈺介紹了一下英國茶稅導致走私茶泛濫、走私犯又導致合法茶滯銷，合法茶滯銷又促進走私茶泛濫等等事情。
這些事，皇帝和大順的任何一個大臣都能看懂，因為大順也面臨一個類似的東西。
道理都是這么個道理——稅高，私貨多，私貨多，官貨賣不動，官貨賣不動，私貨更多…和茶一樣。
這一次廢漕改海，清理淮河，漕米南移，都是些大規模的改革，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蘇，這里是這幾大改革影響最大的地方。
看似好像和鹽沒有啥關系。
實則關系巨大。
因為廢漕改海，意味著鹽的運輸線路也要改變了。
之前往南北運鹽，都是要等漕米船經過運河之后再運，走的也是運河。
為了方便檢查、緝私、防止夾帶等等，也要專門設置檢查的地方，硬性規定線路，影響規定必須要打捆集中運輸方便查驗。
現在要廢漕改海，不只是百萬漕工的問題，還有鹽轉運問題。
鹽要改變轉運模式，運河走不了了…今年還能走、明年還能走，但只要廢掉漕運，就憑黃河攜帶的泥沙，最多三五年，運河就徹底淤死了。
運輸，不是問題。
從來都不是問題，包括漕米。
運輸之外的問題，才是問題。
比如漕米，要考慮沒有海軍情況下的海盜風險、考慮西洋人直接突襲長江口截斷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反倒是運輸的安全性，是最低的優先級考慮。
鹽也一樣。
運輸不是問題，運河就算沒了，運輸也不是問題。
問題是在現有政策下，與運輸配套的緝私、檢查機構，才是大問題。
大順朝廷里都是些頂尖人才，科舉那可真是千軍萬馬殺出來的。能考科舉當狀元的，你讓他們自小學算數幾何物理化學，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
主要是學的那些玩意兒不行。
但真正為官的時候，學的那些玩意兒基本用不上，還是要靠實踐積累。他們是聰明人，自然想過許多種改革措施，尤其是鹽政的改革。
但之前都不能用，不敢用。
因為朝廷的首要選擇，是穩定。
比如大順的廢漕改海，劉鈺當初打定的主意，就是等著黃河決口，淤死運河，不得不走海路。只不過皇帝看到大順下南洋之后，看到海軍已經有保證之后，主動嘗試了改革而已。
這屬于意外的果決，在劉鈺計劃之外的意外之喜，本以為要等黃河決口呢。
現如今，鹽暫時還沒出大問題。
皇帝卻在看劉鈺的英夷茶稅論，眼睛不斷往地圖上海州、揚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點“一個羊是趕、倆羊也是放”的意思，反正廢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動，不如一塊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質，卻不是這個原因。
鹽稅。
對前朝大明、大順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鹽稅本身。
而是作為一種“緊急財政”，這才是鹽問題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順不能搞國債的原因，劉鈺已經和皇帝說過無數次了，皇帝當然也羨慕英國的國債制度，但聽了劉鈺講明白簡單的利息問題后，就知道純粹扯淡，只能羨慕。
大順的稅收延續明制，窮的叮當響，一年收那幾個子兒，一旦打仗、大災，頃刻間國庫見底。
這時候怎么辦？
鹽商作為“緊急財政”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
鹽商“捐獻報效”，就是大順的“國債”。
揚州，就是大順的“SquareMile”。
鹽引，就是大順的“緊急國債”。
這是比平穩稅收更重要的東西。
英國政府為什么能讓東印度公司買緊急國債？因為壟斷權，奧王繼承之戰開打前的600萬兩白銀的緊急國債，是用二十年壟斷權換的。
大順為什么能讓鹽商“捐獻報效”？因為壟斷權，皇帝去江南轉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萬兩白銀的報效，就是用鹽政壟斷換的——想干？捐錢。不捐錢？滾。
而且，大順在鹽政問題上一直維系這種政策，還有個重大的歷史因素。
理論上，朝廷缺錢了，也可以加稅。
但大順有明末PTSD，所以對理論上百姓負擔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遼餉”、“練餉”、“剿餉”可謂是“記憶猶新”。
太明白這種加稅，一旦弄下去會變成什么樣了。
英國可以收窗戶稅，大順要是收窗戶稅能直接收出來一波大起義，上面收200萬兩，下面敢收出來2000萬兩。
所以，這種理論上的事，大順不敢用。
既如此，加稅不行、國債不能，那就只能保持鹽政不變。
然而，伴隨著松江府的商業崛起，皇帝的養豬政策，以及巨額的海外貿易，讓皇帝看到了一個新的、可替代的“緊急財政”來源。
這里面，就有一個“鹽政改革”一直沒有實行的重要因素：
大臣們提出的鹽政改革方案，所有方案，都能保證一件事：鹽稅不會比之前少。
但所有方案，都沒解決一個問題：一旦發生緊急情況，改鹽引為鹽票，不再壟斷，那么緊急財政需求誰來出？
看似鹽商每年報效的也不是很多，平均下來，一年一二百萬？
但關鍵就在于這個“緊急”、“平均”的區別。
今年無災、不打仗，也用不著鹽商報效，財政基本不缺錢。
一旦今年大災，打仗，才需要報效捐獻。
崇禎十三年的500萬兩白銀，及得上每年多收50萬收275年。
大臣們給出的方案都很好，也完美論證了各種好處，唯獨就沒說緊急財政的情況。
現在，劉鈺把這個問題給悄么聲地解決了。
海軍一興，解決了漕運的根本問題，海運難度從來不是問題，蒙元就能玩明白的東西；海上襲擊風險和被切斷南北聯系導致財政崩盤中央集權崩潰，才是大問題。
外貿一興，解決了鹽政的根本問題，鹽稅從來不是問題，所有改革沒有說廢除鹽稅的，都在保證鹽稅不會少；緊急財政需求下的籌款，才是大問題。
外貿海商“當豬”圈在松江府。
他們可未必比鹽商“窮”。
除了松江府豬圈里的豬外，還有前一陣齊國公從荷蘭帶回來的700萬兩白銀。
大順…借的起國債了！
劉鈺明確告訴皇帝，這借來的錢，根本不用還本金。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只要那是支付利息，下回都能降到5的利息。
應該說，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內，歐洲的貸款利息，也就基本保持在5上下的水平了。
這也得感謝20年的那場波及整個西歐、連續爆炸了兩個泡沫經濟危機。
雖然說，像郁金香泡沫一樣，經濟上的泡沫和炒作沒啥太久的記性，但這時候“井繩”個三五十年還是不成問題的。
因著這兩場泡沫爆炸帶來的影響，應該說，三五十年之內，還沒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樣的投資，能夠吸引和容納足夠的資本。
大順這邊只要能保證5到7的年息，貸款是絕無問題的。
而且憑借大順的體量這么大，借國債最怕的打敗仗還不起錢，只要體量夠大，只要還是那個歐洲所認為的“超越了理想國、烏托邦、大洋城”的完美的、道德哲人王所統治的國度，借錢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再者，大順不但借的起國債了，而且劉鈺還在松江府搞了銀行，或者叫“錢莊”，將外貿白銀強制性地儲存起來。雖然保證1:1的發行，隨時可以兌換。
但是，這玩意兒，平時用不著，一旦需要的時候，真到需要“問親戚國丈大臣借幾百萬兩不然要亡國”的時候，管他呢？
直接先把白銀挪用，只要松江府那兩萬駐軍還在，難不成號稱“固若金湯”的銀行金庫真的就固若金湯？
除了上訴這些因素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大順實行的深入加強版的一條鞭法改革。
雖然一條鞭暫時還只是在蘇南地區實行，但在別的地方，作為前序的人頭稅改革也已經拉開了帷幕。
幾乎算是說，一夜之間，大順蹦出來了許多人口。
很多根本不是生出來的，而是之前人頭稅存在的緣故，用各種手段隱匿了。
這也導致大順的人口統計數據迅速更新，而人口統計數據，又是和鹽引數量息息相關的。
鹽，不是地瓜、土豆、小麥、大米。只統計小麥大米產量，要考慮吃地瓜吃土豆的人。
賣大米不會認為人口激增就增加，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吃點地瓜啥的混著活下來就是了。
可鹽不一樣。
吃地瓜、吃大米、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勛貴皇帝，都得吃鹽。
氯化鈉面前，人人平等。
人口一多，這鹽引的數額也得變。
再配上本身廢漕改海導致的巡查緝私的路線都要變動。
雖說一個羊是趕兩個羊也是放，只是鹽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但這兩個次要原因湊在一起，也正好推進了這一次皇帝對鹽政改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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