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還是老的辣，這句老話，在這種新舊之交的時代里，未必正確。
只不過徐濤這種老頭兒，屬于是大順商人中的特殊人群。
對走私、走私轉正為合法、貿易、國家力量行政干預貿易之類的事，經歷的太多，太容易理解這其中的道道。
大順的對日貿易的海商，算是大順商人中很特殊的一個群體，尤其是劉鈺之前就搞對日貿易的海商。
他們經歷過明末戰亂結束、經濟恢復，國家缺貨幣的時候，拿著朝廷的固定價去日本買銅。當過朝廷的買辦——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中國經濟總量太大，是真的缺貨幣。而大順的這些大臣，雖然不懂經濟學，但也不至于混到跟朝鮮似的，要搞全面取消貨幣政策，只能去日本買銅回來鑄幣，以應對戰亂恢復后的本國經濟。
經歷過日本貿易黃金時代最后余暉，掌控著銅的定價權，拿著比日本的開采熔煉價還低的銅塊，因為日本商人可以用生絲來補這部分賠的差價——類似于歷史上英國東印度公司讓清朝十三行買辦用賠本價賣呢絨，從茶葉上找。
經歷過一夜之間日本收緊了金銀貴金屬出口的政策影響，不只是徐濤的大兒子走私被日本海防炮臺打死這么簡單，更有朝廷定死了銅價，以至于許多為朝廷辦銅的官方買辦在日本拿回銅定價權后傾家蕩產的慘事——朝廷按照當年日本沒有貿易信牌時候的銅價定的，而朝廷官僚向來反應遲鈍，不會因為銅價上漲就說多給這些買辦點錢。
最終經歷了劉鈺一手把“走私”變成“合法”貿易的過程。
他們對壟斷、走私、行政干預、關稅的理解，是和其余商人不同的。
因為說的好聽點，他們是海商。難聽點，就是走私販子、海盜、上岸之后才是商人。
和那些坐在家里收錢的茶葉販子，真不一樣。
所以徐亨說，荷蘭的那個J.J.VOUT&SONS組織可以賣走私品、路子野、效率高的時候，徐濤對此并不認為是長久之計。
因為他經歷過類似的事。
當年日本那邊也有專門的走私集團，但很快，那些走私集團壟斷了出貨渠道后，就會攜路徑以要價，壓低了他們走私品的價格。
市場渠道壟斷，依舊也是一種壟斷。
這一點，徐濤雖然不懂專業的詞匯，但他早年在日本貿易的經歷，讓他對此看的很透徹。
所以他認定，自己都能看明白的事，劉鈺不可能看不到。
以他這些年對劉鈺貿易風格的了解，知道劉鈺是絕對不喜歡被人捏住卵蛋的，不管是供貨還是銷售，都是如此。
是以，早晚要打的。
經歷過這么多，也使得徐家早早抱住了劉鈺。
徐濤算是商人階層中階級意識覺醒比較早的那批人，理論上，所謂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覺醒，指的是：作為統治階級，制定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律，把權力和錢綁定，權力不能世襲、但金錢可以世襲，法律要保護商人的資產，允許最大程度的資本的自由。
但，大順自有國情在此。商人階層中的聰明人，像徐濤這樣的，心里是有點逼數的，看看松江府駐扎的兩萬野戰精銳，這明顯不現實。
所以大順特色的商人階層的階級意識覺醒，到此時，只能到徐濤這種程度：海外貿易的規模和周轉資金越大，自己的地位才能越穩固。
是爹味很濃的那種覺醒：士大夫是親兒子，自己像是撿來的，自己這個撿來的兒子，得好好干，證明自己對家很重要，爹才能認可、疼愛、夸兩句。當然爹要是全國人民，這就是公仆了；關鍵現在爹是皇權，是朝廷。
對外擴張的高額開支，不是現在殘廢的大順中央財政體系能支付的起的，只有依靠股份制將眾人的資本聚攏起來，才能支付下南洋、拓商貿的開支。否則，一年幾千萬兩的開支周轉能把皇帝的白頭發都愁出來。
而一旦依靠股份制將民間資本聚攏，朝廷就不得不出臺一些政策，保護這些商人的一部分權利。
包括這一次皇帝南巡，要修淮河，從鹽商那里要了錢，但卻允許松江府商人“滾”去南洋，錯開皇帝幸南洋的時間，這就是一種態度。
這也就是徐濤對兒子說的所謂“與國公的路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當然，這里面也有劉鈺當年對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勞”。
徐濤有些話，“為尊者諱”，并沒有全和兒子說。
他心里想著，真要是口岸通商貿易，會變成什么樣，那可真是有現成的樣板。
當年國公對日走私的時候，我們對戰馬、兵器、盔甲、兵書、地圖、騎射武人之類的東西，碰都不敢碰。
誰碰誰死。
別的事當年海關都是收了錢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個事是真的不行，要不然日本那邊也不會開那么高的價碼了。不但這邊弄不到，連比大順這邊之前的海關更腐敗無能的朝鮮那邊，都沒人敢碰。
國公一出馬，有著官方身份，各路關系，戰馬地圖騎射武人兵書圖冊，啥都敢運，誰人敢問？
所以是國公本事大，因而才能從江戶那拿到將近四分之三的貿易信牌嗎？要是自己也能運戰馬、兵器、兵書，而不被海關抓著殺頭抄家，自己就拿不到長崎奉行的四分之三貿易信牌嗎？
這是能力問題嗎？這明顯是爹的問題嘛。
這樣的樣板在這擺著，讓徐濤對大順要搞口岸通商會搞成什么樣，心知肚明。
所以他是最為死忠于劉鈺的對外擴張的路線和政策的。
不是因為他武德充沛、有開拓精神，只是單純的明白自己的爹不是世襲國公侯伯子。
徐濤覺得自己老了，活不了多久了。所以他希望自己選定接班的小兒子，能夠明白，家族的利益到底在什么地方。
要么極端激進，極力支持劉鈺的擴軍、高積累高投入、適當相對低的年息回報率。
要么極端保守，把所有的股票家產變現，去鄉間買地，耕讀傳家，從商人轉型為士紳士大夫。
既不極端保守走轉型士紳的路，又不極端激進走對外擴張的路，卻一邊當著商人、一邊又認為最好還是口岸通商坐地收錢減少成本，那就真是腦子里面進水了。
在將自己的人生閱歷融匯的這些見識傳遞給兒子后，徐濤最后問道：“你覺得，國公知不知道西洋貿易的利潤率大約是多少？知不知道趕在歐洲戰爭結束前第一次辦的西洋貿易會大賺？”
徐亨連忙點頭，心道這還用說嗎？連英國那邊的階層收入考察都做了的，哪能不確定會賺錢呢？
徐濤又問：“既然如此，以國公的信譽、和這些年投資的狂熱，為什么他非要在西洋貿易公司成立前，定一個最低股息呢？他不定這個最低股息，以他這幾年折騰的對日、蝦夷、南洋等貿易來看，會募不到錢嗎？”
徐亨沉吟許久，試探著回道：“父親，國公是希望大家接受被其監管？做個承諾，以此交換？”
徐濤大笑道：“傻兒子啊，你真是不知道之前到底是什么樣，把現在松江府的一切當成理所當然了。”
“交換？承諾？”
“朝廷真要監管，需要你同意嗎？你不同意，朝廷就不監管了？朝廷對鹽商這么講理過嗎？”
“你以為你是誰？士紳讀書人可以罷考來抗議，可以哭廟，可以哭陵，朝廷不得不退一步。商人能干什么？朝廷憑什么和你講道理？”
徐亨年輕，從長大接觸商貿的時候，松江府就已經和別處不同了。
就像他學的另起爐灶的新學一樣，沒有驗證、理論計算、實驗討論的過程，只是填鴨似的教他們引力、地球、豌豆、分子原子這些東西，使得他們自小就覺得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他長大后的松江府，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仿佛種種諸如有限責任、股份責任、股東權利之類的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一樣，似乎世界就是這么運轉的，就像是他覺得地球就是圍繞著太陽轉動是小孩子都該知道的常識一樣。
然而徐濤不是在這樣的理所當然的環境中長大的。
徐濤很清楚，朝廷真要監管商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給出個最低股息的承諾，來換取商人的接受，完全不需要。
只是一句話的事。
甚至，朝廷一句話，就能讓松江府的對外貿易徹底完蛋，轉移到廣州、福建、漳州。
“國公之所以給出最低股息，并且詢問大家是否能夠接受，是因為他打心眼里就不準備把利潤全都作為股息分掉，而是準備高積累、高投入。維系一個你我能接受的、食之有點味道但不是很有味道、棄之卻絕對可惜舍不得的股息。”
“你再想想，國公這些年在松江府都折騰了些什么？”
“在國稅增收取締地方攤派之后，效仿荊公制度的青苗貸，在松江府也有了；青苗貸搞出來的第一天，就制定了松江府借貸要嚴查九出十三歸的陰陽借貸，小農可以向青苗貸借；規定了松江府的地租最高不得超過四成；向看王八蛋似的盯著我們的金錢不準流向買地…”
“這一切，都在逼我們不得不接受他給出的最低股息承諾。不接受，退了股，這錢就是死的。”
“在國公搞這一系列政策之前，他給的股息承諾，我們多少有幾分礙于面子接受。可現在，這就不是礙于面子了，而是心甘情愿興高采烈的接受了。很難放高利貸、很難買地、就算買地地價也高租子又從六降到了四…這錢，要么搞西洋貿易、要么去南洋蝦夷鯨海、要么投入到鐵礦煤礦機械上，否則能去哪？”
“前一陣不是辦了個大案嗎？有在名單上的人不信邪，非要偷偷在外省買地，結果被查出來了，結果怎么樣呢？”
“他有罪嗎？《大順律》哪條規定了，不能買地？可這邊打了招呼，那邊地方官隨便一辦，就是個‘強買強賣、趁災掠田’的案子。”
“你不要只看貿易公司這點事，你要把這幾年松江府的種種改革連在一起看。二十年前，誰跟我說年息12，我看都不看一眼，丟不起那人，沒做過利這么低的買賣，我就算按照《大順律》定的息放貸，一年還36呢；現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