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監管，商人們需得見到利潤攀升才能支持監管。只要英人不廢茶稅，這對朝廷加強對這些商賈的管控，也有極大的好處。”
齊國公想了一下又笑道：“總不能指望著一群才知道這西洋參不是產自酷熱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貿易的老油子對抗。要是指望他們對抗，非要把老本都賠進去不可。”
“我此番去歐羅巴，所見所聞，只覺若論對產業經濟之管控，歐羅巴有大宋之風，本朝萬萬不及也。法人之統制經濟，方有可能出荊公這樣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這東西方區別倒是不大。丹麥英法等國亦禁自行前往亞洲販賣，而得壟斷之利。其與前朝三寶下西洋而又禁民間片帆下海內帑獨得香料之利，有何區別？”
劉鈺對此并不是完全贊同，但想來以齊國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這一步亦算是難得了。
但齊國公有句話說到點子上了。各國其實都在搞某種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壟斷，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預的。
歐洲人，尤其是新教國家，自來雙標且無恥，這一點劉鈺這幾年多有領教。畢竟最先收拾的荷蘭，就是個新教國。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貿易、我可以航海條例、我可以禁止你們的貨船在我國賣貨。
但你不能不允許我們收貨，也不能不允許我們割讓你們的舟山、搶澳門，否則你們就是有罪的。
這種思維方式，不只是此時大順人難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國人依舊難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讀到后續屈辱的時候，很多人會以為，“只要開放貿易，英國人就要樂開花了，就不會打我們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錯了。
但現實卻是英國連續兩次出臺禁止東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葉關稅；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任何非公司的東方貨船直接擊沉。
所以這件事的本質，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們有一套非雙標的、統一的、普遍的評價標準。
老馬在1840年代就說，英國所謂的“自由貿易”的本質，就是一種壟斷。一旦當“自由貿易”威脅到他壟斷的實質時，他將必然第一個站出來反對“自由貿易”。
鴉片戰爭的根源不是因為自由貿易，而是因為“清政府禁止種植罌粟”，使得外部鴉片可以造成實質上的壟斷，因為本國不讓種。
刨除掉鴉片的罪惡屬性，如果單純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開隨便種，一個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國貨沒人要，事后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馬，當時一個云南就夠了。
就像是182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在國會上控訴在此前二十三年間，公司被強制往中國銷售的紡織品和五金，為公司帶來了1688103英鎊的損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國會上的發言，總不可能20年國會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國人知不知道就算零關稅，他們的紡織品和五金也賣不出去呢？
還是明明知道，卻假裝不知道，要找個自由貿易的理由賣實質壟斷的鴉片呢？
奈何老馬1840年代說的一針見血話，后世百余年依舊沒人聽，也沒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對，以至于挨了頓打。
好在看過老馬的書的某格魯吉亞人反思的結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們不愿意挨打，絕不愿意”。
總算沒反思成因為不自由的貿易所以挨打活該、打得好。
英國人知不知道中國禁止鴉片呢？
馬戛爾尼能成為使團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爾斯·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團來華之前的首相訓令中，明確指出如果商約中規定不得運輸鴉片，你必須答應。千萬不要冒著喪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風險，來抗爭這方面的‘自由’。
我們在孟加拉的鴉片，應該在東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上’尋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呢？只能說，不愧是出過莎士比亞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說的這樣委婉，別具“朦朧美”。
假如割讓給我們建立商棧的土地，應該選擇在北緯27度到北緯30度之間，因為聽說優良的茶葉就產在這個緯度區間 所以英國人很清楚鴉片貿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種清楚，所以才要選擇“東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
英國人知不知道中國這邊紡織品賣不出去呢？
當然知道。
但為什么還能賣出去呢？
因為一個字。
1767年，東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貨商潘某，說如果你能把呢絨賣掉，我可以從你這收茶葉，不從別人那收。而且給你加價，每擔茶葉給你加一兩銀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這些呢絨賠錢賣了，只要英國人從自己這里拿茶葉、而且每擔茶葉多給一兩銀子，那么自己還是賺的。
所以歷史上潘某靠著這種卷，卷到被《COTEPARIS》評為18世紀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銀能買特拉法爾加海戰的英法艦隊。
至于為什么不能團結起來一起漲價呢？
這…大概也是中國這邊的資產階級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長崎，用個簡單的二桃三士之計，就能挑動的寧波幫、漳州幫、福州幫放棄銅的定價權，讓給日本定價。中國的資產階級，就是一群非得有個強人扶著的阿斗，缺了鐵腕強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費拉的布爾喬亞。
為什么東印度公司非要帶呢絨呢？
因為要討好國內的工業資產階級，免得他們再攻擊公司是買辦，所以寧可賠錢也要帶呢絨，大不了從茶葉上找補嘛。
好比你是議員，你又是開呢絨作坊的。你跟東印度公司說，你不帶我的呢絨去中國，我就在議會提提案，說你們是買辦。那還能咋辦？帶唄。
于是，紡織工人有了工作、工業資本往中國賣出呢絨、在議會上放東印度公司一馬、東印度公司一邊說自己賠一邊賺了錢、茶葉供貨商潘某也卷贏了同行成了18世紀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賺，那這里面的錢，到底是誰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國人出的。
但實際上也并不是。
就算東印度公司沒有承擔呢絨賠本銷售的義務，他就會良心發現降價嗎？有些東西的價格不取決于成本，而取決于購買者能出多少錢。英國濟貧法的房補，就是個絕佳例子，房補加多少，房租漲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損失的，是中國的紡織工匠。
本來正常價格的英國紡織品沒人會買的，但架不住有人賠本賣啊。
誰他媽能想到，1767年在中國賣的英國紡織品，比他媽在倫敦工場的出廠價都低？
英國政府為什么明知道茶葉貿易導致白銀外流，還要在查爾斯·卡斯卡特使團訓令中，將茶葉貿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為那時候，茶稅每年能為政府提供325萬英鎊的稅收，已經不少了，折合1000萬兩白銀，夠三年遼餉了。
這和現在大順逼著日本開關，幕府明知道“金銀如骨，不可再生”，但依舊支持的原因一樣。因為能給幕府提供巨額的關稅收益。以建立起對其余諸侯的絕對優勢。
當撕開隱藏在外面的迷霧，看到本質之后，很多事要解決起來，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嗎？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競爭”到壟斷的地步，壟斷之后還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獨家壟斷的東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雙標嗎？
那就去荷蘭質問為什么荷蘭能在中國建商館，大順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館？因為議會的法律授權是神圣的？那簡單，天子的授權也是神圣的，打一頓奪回南洋占據錫蘭侵入印度，一波把荷蘭勢力從長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買茶捆綁呢絨嗎？
那就壟斷，把小商人全壓死，要買茶葉拿現銀，呢絨一件不要，就算海軍用也只買法國人的。你要能從別處搞到茶葉，明兒當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國公帶著節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對上負責制啊？
不是鴉片要尋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嗎？
直接先來個鴉片案，明確告訴英國人，別找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了，否則大順就要閉關鎖國啦，高呼白銀不是財富而國民財富是總生產品。
他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當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對“聯法反英”的政策要絕對支持。
實際上，以此時國內來看，單純從貿易角度講，英國是個遠比法國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國茶稅，更是會讓皇帝在內心天平上產生某種游移——如果英國取消茶稅，擴大了茶葉銷售，皇帝為什么不學宋朝制度、或者俄國大黃專營制度，把茶葉對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專賣給英國呢？英國茶稅都能收1000萬兩每年，大順皇帝捏死茶葉專賣權，也不能少賺吧？
如果英國貿易額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額茶葉貿易利潤，為什么要和英國開戰呢？法國人搞國產替代，窮吊一個，啥也不買，為啥不幫著英國打法國呢？
謀求海上霸權，就需要投入巨資搞艦隊，而艦隊是沒辦法鎮壓在國內日后可能發生的農民起義的。如果英國貿易額激增，為什么非要自己搞艦隊去歐洲開拓市場，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劉鈺自己壟斷著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劉鈺打臉傳教士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確掌控著大順的對外政策。
但現在，隨著交流的增多，尤其是這一次齊國公訪歐歸來，劉鈺已經完全無法壟斷外部信息了。
這時候，他就需要趁著齊國公從歐洲歸來這個契機，把“聯法反英”這件事，從單純的經濟問題，轉為一個在大順政治正確的“政治問題”。
趁著齊國公說到歐洲各國的海貿政策，劉鈺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國人的黑材料，這時候便笑道：“所謂閉關、禁海一說，我倒想起來一件趣事。”
“前明崇禎十年，英人威德爾帶著艦隊來華。當時便說中國閉關自守，有條件地對葡萄牙人開了一扇門，但這扇門對英國是加鎖封閉的。我準備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門，去謙卑地去敲門。”
“當然，如果敲門被享以閉門羹，我將破門而入！”
劉鈺說完便笑。
齊國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時間覺得這話太過震驚，竟沒反應過來。
隨后，才仰頭開懷大笑起來。
“崇禎十年，破門而入？哈哈哈哈哈…這英人威德爾倒是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