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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一省節度使的，自不是書呆子。
不過有些話也不要說得太明白。廣東節度使雖然說鴉片一物有大害，但他也不覺得這是天大的事，提前發現控制住就好。
即便皇帝讓他查辦，那也只是該查辦查辦、該上疏表態說此物大害就上疏，在它看來事雖大，卻好解決。
他和劉鈺說這些的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稅法有問題，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決的大事。
本身若能延續一條鞭法，完善一下，確保朝廷征稅之后，地方不再加征，然后中央和地方分稅，這就很好。取消徭役，完善募役法，配合取消丁稅，正合適。
但他不會說出來的。只要說出口，就要得罪人。
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關的人。
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這么搞，肯定要明面上加稅。哪個皇帝不想著史書上記一筆，輕徭薄賦、三十稅一？但地方所需不攤派、算在國稅里收上來再分，就不可能三十稅一。
從明朝開始就知道，朝廷一直在搞君子遠庖廚、掩耳盜鈴那一套。但就和琉球問題一樣，誰閑著沒事干揭開這畫皮啊？
堵上耳朵、假裝不知道。
當三十稅一的好皇帝不好嗎？
干嘛要當十而稅一的暴君？
現在他這么和劉鈺說，其實要說的更明白點，就是在提醒劉鈺，不要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美夢。
戶政府又不給錢。
地方怎么鼓勵遷民？鼓勵有個卵用？靠鼓勵能游過大洋、鼓出種子耕牛？
再者說了，就戶政府收那幾個子兒，稍微遇到災荒和戰爭就不夠用，估計也給不起。
現如今那鴉片販子把蒙皮揭開了，幾十萬人的生計要解決，之所以要低調處理，不還是考慮到朝廷根本沒錢嗎？到時候不低調處理，也不給錢，朝廷的臉往哪放？
廣東節度使心道，這事雖說我覺得是對社稷有好處，并不認為遷回廣州是好事。但惹出來的麻煩，畢竟不是我惹出來的。現在你卻叫我幫你解決這些無業百姓下南洋的事，你又不給錢，我怎么解決？
又想，反正我話說明白了，好處壞處都說了。你要是真急眼了，要上疏陛下搞政績考核掛鉤，到時候激起民變，那也和我無關，我可是提醒你了。
總之，情面給到了，事情我不辦。
朝廷承認貿易中心北移，確實出現了無業流民生計問題，我可以辦，地方加派一些稅，給他們解決了。
朝廷不承認這件事、假裝不存在，我就不管。出了事朝廷出錢鎮壓，反正不是我攤派加稅引起的，責任找不到我頭上。
要不然，朝廷不承認有事，我卻主動加派稅去解決，萬一沒解決了，出事了。那到底是你的責任？還是我加派稅導致的？那可說不清。
事情沒辦之前，應該先把鍋分清楚。
不然，便是，寧無功，毋有過。
哪怕戶政府就明說了，沒錢，不撥錢；內帑也說了，沒錢。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或者你興國公背這個鍋，自己就可以辦這個事。沒錢，大不了加派嘛。
但既不給錢，也不背鍋，自己是斷然不辦的。
再者說了。
商路變動、貿易中心北移，好處誰拿了？
大部分好處都歸于內帑了，在廣東留了一堆爛攤子，按理也應該是內帑出錢。
總不能說，好處內帑和入股的勛貴們拿了，然后爛攤子讓戶政府太倉國庫銀子收拾吧？
這本就不合道理。
況且國庫戶政府也不出錢，那豈不就還是讓他們這些“基層”地方官來解決？不出事便罷，一旦出事，他們這些地方官“亂攤派”，是不是正好就是個平息民怨的借口？
借地方官之頭顱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碼還汝妻子吾養之呢，這要是被借頭了，只怕妻子都要戍邊流放。
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問題，而是刺人而殺之說非我也兵也的問題。
這種話，點到即止。
劉鈺也不好意思樹大旗、講道理。因為這種事一旦開始講道理，那大順的合法性就沒了——你大順有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難道就沒有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見你李自成、李過、高一功、李來亨老老實實體諒朝廷？
是以，大順自復京城鼎定天下后，對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態度。
這是大順特殊的政治正確。
從當年的“帝不甚暗”開始，對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動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尋常的漕運來說，大順之前有沒有默許“沖南不沖北、保漕不保民”的情況？
談道德，那就沒有大錯、小錯，只有對與錯。
既然天下烏鴉一般黑，那么“君子遠庖廚”，“假裝不知道”，“非朝廷不愛民，實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決了，然而不知道”，就是這種別扭的政治正確下，最為流行的做法。
是以廣東節度使一來是就說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憑著政治敏感性就能覺察到那鴉片販子背后有問題，但當鴉片販子說到大庾嶺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裝聾裝瞎的體面，這事就不能深究。
至于劉鈺異想天開地想要讓地方鼓勵遷民，廣東節度使更是直接告訴劉鈺，別幻想了，沒用。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好處你們拿了，出了事我們地方上擔著，我們是不會做的。
所以內帑、勛貴、戶政府或者江蘇省不出錢，那礙于朝廷顏面，我們就假裝廣東根本沒有因此產生的流民和失業。
你要非說有，非要點破這件事，那你出錢——或者，不出錢也行，出六政府、天佑殿帶大印的公文，讓我們地方自行辦理，加派、助捐，將來出了事也和我們無關。
劉鈺被廣東節度使委婉地噴了一通后，無奈自嘲道：“是故，韓非說：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涂，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
“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正是這樣的道理啊。是我異想天開了。”
廣東節度使聽劉鈺說的這么正式，忙道：“國公心系百姓，關心則亂，這是好事。只不過，國公久在軍中，或與商人打交道。這地方上的事，著實難辦，與軍中、商賈大為不同。”
“非我等不辦，實是挾太山以超北海，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國公素有智謀，或可以不尋常手段解決，亦未可知。下官只是說，以下官愚鈍的思慮，所能想到的兩個辦法，都各有利弊，做起來極難。倒不是說這事就一定解決不了，只是我不知該如何解決而已。”
給劉鈺足夠的臺階后，劉鈺本想著趁機說說人口買賣的事，但想了想，覺得現在也不是時候。
廣東節度使滑不留手，除非自己公開說，鼓勵變種的人口買賣，把大鍋背起來。
否則只要澳門的三個案子辦了，廣東節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這種違背大順政治正確的話，劉鈺也沒法說，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懲治葡萄牙和英國商人的節骨眼了。
而且，劉鈺覺得，就算說了，以現在看來這滑不溜秋的廣東節度使，也肯定是面上點頭，心里卻琢磨著只要皇帝沒松口、沒用公開的文書支持，自己也不會辦，免得沾上事。
這時候不好說什么，也只好又回到了審訊的地方。
幾個衛兵早已經動手，把那個鴉片販子的舌頭戳爛了，拖到了后面。
劉鈺又叫人提審了其余幾個數額較大的，這回倒是沒有剛才那個鴉片販子那么“十八年后又是一條好漢”了。
雖然他們知道自己必死，但必死，和死前受非人的折磨，還是不同的。
幾套刑具一擺，才上到夾棍，一個個就是問什么答什么了。
劉鈺來之前，廣東節度使牽頭，已經審過了。
但廣東節度使審問的方向，和劉鈺想要的方向，還是有偏差的。
劉鈺審問的方向，主要還是葡萄牙人、英國人那邊的情況。問上線為主，因為他的真實目的是借機搞葡萄牙和英國商人。
廣東節度使審問的方向，主要還是下線為主。因為廣東節度使的目的，是揪出來罪犯，真正的治理鴉片問題，防微杜漸。
審問的結果，也和劉鈺之前了解到的情況差不多。
純粹走程序正義的話，英國東印度公司還真是沒法弄：按照供詞，確實有英國貨。英國貨，也確實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會用自己的船裝，而是讓非公司的商人裝貨。
而且，在給他們貨的時候，還會讓他們寫一份“聲明”，聲明這些鴉片不會往中國銷售，因為中國的法律禁止售賣和抽。
至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到底知不知道這些人是往中國賣的呢？呵…
葡萄牙這邊就簡單多了，幾個主要供貨商都是葡萄牙人。而且葡萄牙沒有一個實體公司，都是私人行為，從理論上說，私人行為不牽扯國家，不能說因為一個某國人犯罪了，就徹底禁止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來本國。
這就是葡萄牙和英國，此時在鴉片貿易上的最大區別。因為英國有個壟斷的公司實體，非公司員工很難參與東方貿易，一旦被抓到，那就是公司實體的責任，完全可以把公司禁了。
然而，這都不是問題。
因為，大順的法，和他們的體系完全不一樣。英國人始終沒明白一點，皇帝說你們可以貿易，你們就能貿易；皇帝說你們不能貿易，你們就不能貿易。至于你們是個人行為，還是公司行為，根本無意義。
大順沒有《航海條例》之類的東西，但若需要，皇帝寫幾個字就行了。
大順，自有國情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