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朝廷大員，在朝廷將來向著誰這個問題上，可就不敢輕易說話表態。
客觀上，以絕對理性的視角去看此事，真要是有鬧事砸機器的，肯定是要從嚴從重的。
甚至直接出動駐軍也在考慮之中。
既然可以預見初步工業化的矛盾，那么就應該知道，這些矛盾最好是拆開了、揉碎了、分化了、瓦解了，一點點解決。
一旦矛盾堆在一起，解決起來就難了。
只不過，一方面出于大順小農經濟的政治正確，有些話劉鈺不能說；另一方面，有些話一旦說出口，必然變味。
譬如他本來只想要鎮壓盧德運動，但是結果地方官直接搞永禁叫歇，嚴懲不貸，顯然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明知道這些工廠主想要什么，劉鈺思索許久，還是給出了一個看似講道理、實則模棱兩可的回答。
“朝廷做事，向來都是有跡可循。”
“既有《大順律》，便按照《大順律》來辦。”
“若是《大順律》上沒有的，尚且還有春秋、論語，以作決獄之用。教法高于律法。”
“若是連春秋、論語上都沒有記載的事…譬如這新機器的使用，雇工反對等，這也有跡可循。”
“雇工和雇主的事，之前少見。但地主和佃戶的時候，歷來頗多。”
“那我且問你，以圣朝之得天下，若有佃戶反抗，而乞減租，圣朝會如何做？”
“代之以雇工、雇主，雇工請求為計件工資、亦或春秋時候多給一些酒錢、亦或做工要有米貼，這與剛說的地主佃戶事有何區別？”
“竟難不成，圣朝要學東虜，前朝末年于江南，士紳竟有贊東虜‘仗義’者，如今更有思慕東虜者；奴兵起義，竟是士紳請東虜出兵鎮壓簞食壺漿以迎蠻夷？”
這話，正是工廠主們擔憂的來源。
他們雖然不懂小農經濟是帝國的基礎這個道理，也不懂大順這樣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論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
但是，他們知道大順一些地方官的風格。
貪官還好，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層的。
正以為劉鈺這是替著朝廷表達了態度，婦人剛想說若如此，新機器他們真不敢用的時候。
劉鈺又道：“但另一種情況，也得考慮。”
“譬如這地主家里，乃用牛馬牲口，佐以耬車耕犁。原本要將土地分出百余收租，如今卻只養二三十雇工。于是被迫退佃之人，
竟蜂擁而起，砸毀耬車耕犁、殺滅牛馬驢騾…這便又不一樣了。”
“你們可明白了其中區別？”
他講了這么多，其實若在后世，只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以生產力是否進步為準繩。
但這時候，除了他身邊的那些人、以及他帶出來的學生軍官等多少能夠明白外，這里的人如何能夠理解這個評判標準？
畢竟，這還是個春秋決獄的時代。春秋里，沒寫一句“人均生產力是否發展是衡量對錯的重要標準”，這就難說清楚。
這樣舉例一講，不管是身邊的松江府尹，還是機戶婦人，大約也都聽明白了其中的區別。
不能一刀切，但基層最愛干的就是一刀切，所以只能說成這種模棱兩可的程度，并未說的太詳細。
可又不能不說。
政策終究還是要來地方官執行的，至少地方官得清楚，哪怕不明白其中的內核，也該知道表象：面臨將來可能產生的新矛盾，應該秉持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去判決。
說罷，目光掃過松江府尹，似在詢問他聽懂了沒有。
“鯨侯所言，實在讓下官茅塞頓開，如撥云見日。”
“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乃至萬物。這松江府工商業發展所出現的新情況，之前都不曾見過，若以過去經驗來判決，著實難辦。然而圣人可從萬物衍而生道，以萬物歸三、三歸于二、二歸于一、一歸于道。一法通，萬法通。可尋常人只能看到萬物，非得知道萬物都該怎么解決，才知道怎么解決，就像是知道羊肉怎么做，但給他塊豬肉，這就不會做了，非得把豬肉該怎么做也告訴他才會。”
“下官尋常人等，中人之姿，若說先明道而做事，實無此等本事。但鯨侯所言之道，下官也能小窺一二了。”
松江府尹如此說著，心里卻也只是半懂不懂。隱約覺得好像抓住了劉鈺說的重點，但要總結出來全部的道理，卻又難，一時間說不清楚。
只覺得，無非是說，若是機器取代了人，與民爭利，這要向著機器；但若是機戶壓榨太重乃至于機工齊行叫歇，似又秉持大順抑兼并、重小農的態度。
這其中的分寸，實難把握。
加之這松江府確確實實有很多大順律、或者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事情，以過去的經驗很難得出完全正確的處置方法。
就像是蘇州府的齊行叫歇事件。
《大順律》承《大明律》，《大明律》在制定的時候，怎么可能會考慮全行業罷工這樣的事？
時代發展，會出現很多新問題。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先知，不是圣人，怎么可能在數百年前，就制定下怎么應對全行業罷工的對應法律？
在這個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時代的松江府，這種“前所未有之事”，著實很考驗地方官的水平。
松江府尹沒有什么主義，也沒有和劉鈺類似的發展生產力的三觀，他只是覺得劉鈺現在皇恩正隆，松江府又是皇帝的金庫，一旦出現那些前所未有之事，既是要看自己處置的手段，也要看處置的方法是否符合上面的意思。
劉鈺見他說的似有幾分道理，心道你要是真能理解這其中的“道”，便簡單了。
只怕你也就是這么說說，還是要聽人說豬該怎么殺才知道怎么殺，下次遇到羊就懵圈不會了。
一旁的機戶夫婦，聽的也是半頭霧水，好像是聽明白了一點，又好像啥也沒聽明白。
劉鈺便笑道：“罷了，此事也先這么說說。待我回京城，去科學院布置下此事，日后再論吧。”
“對了，你們夫婦對將來有何打算？可有打算入股做些商業上的生意？亦或是對孩子的未來有何考慮？是準備讓孩子子承父母之業繼續做這機戶紡織之事？還是準備將來買些土地耕讀傳家而備科舉？”
做老板的婦人想了想，笑道：“君侯說的入股事，都是大買賣人做的。雖說每年生息，但也有風險。這幾年固有賺到的，可也有賠的。我只覺得，買股票、搞投資，遠不如靠紡織踏實。賺了還好，萬一賠了，孩子的家業可就沒了。”
“要說買地耕讀…這我們也沒想過。一來孩子學得是新學，都是在君侯資助的新學里學得東西，做不得文曲星，書經啥的也不太擅。況且考個秀才都已極難，若不能中舉，我看還不如經營紡織事呢。可若中舉，那得是文曲星下凡的命，我們哪有這樣的命？”
這樣說，只是原本如此想。經劉鈺一來說了許多，婦人心里還有其余原因。
心想鯨侯既說有能織布更快的機器，若別人說，倒也罷了，但既是鯨侯所言，此事多半能成。
所謂是，千里為官只為財。將來若有了那樣的機器，賺錢可不是和做官抓錢差不多？再者了，這做官中舉哪有這么容易？還不如好好經營這些家業了。
現如今朝廷又下了南洋，日后布匹絲綢賣的更好，這時候去買什么地呢？這松江府的糧價都已經到這份上了，有買地的錢，何不多買幾臺織機？
況于說，如今朝廷又取締了人頭稅，攤入 土地。其余徭役等，也以土地來課。我若買地，又要送禮，方能與鄉紳熟識，將來攤派事方能避開。
這做紡織就不一樣。一來頭頭臉臉的都熟了，進紗線的渠道、賣貨的渠道，都打了數年交道。
二來米價這幾年看來也貴不了，原本就多吃南洋米、臺灣米，現在朝廷下了南洋，米價還能高起來嗎？
廢了人頭稅，米價再低，我這邊雇工也不需要花太多錢。
至于繳稅，松江府如今的工商稅，是值百抽三，印花為記。平日里也不多征取，無非偶爾對義學、慈幼堂等捐獻捐獻，但捐多少面上過得去就是，總還是比種地要強的。
也不能說什么都不怕。
如今朝廷是保松江府的工商業，攤派、加派等事，地方官也不加于工商而加于土地。婦人心想，所怕者，就是朝廷如前朝般派來稅監，竟要攤派工商，但終究現在還沒有，卻也不必杞人憂天。
又想，若是鯨侯所言的那種機器，很快就能出現，那此時買織機，似便不合算了？
想到這，婦人問道：“卻不知君侯所言的那種機器，什么時候可以售賣呢？”
劉鈺笑道：“這個難說，我知你心思，無非想著將來新機器出了，現在買此時的織機便賠了。可這個東西，快則一年半載，慢則三年五年，也難說得準。不過只要做出來，定是要先在松江府售賣的。”
“這幾年，依我看那，布匹不愁賣。你也不必此時就惦記，此時還是該怎么辦就怎么辦。該加織機，就加織機；該多雇人，便多雇人。將來出了新機器，這舊的織機也不是不能用。再者說了，你當我不知？這幾年時間，便能把本錢賺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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