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面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天朝”二字。
巴達維亞的這些事，放在大順，遇到個官商勾結的，只當無事發生，甚至坐地分錢。
但遇到個清官，出于對“仁義”的解讀，出于對《春秋》大義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個雷珍蘭之所以說起巴達維亞對待華人的政策反反復復，也是希望用“治標治本”的手段，解決掉這個隱患。
今天的事，只是治了標。
糖廠的奴工，被大順交了人頭稅，移民到了錫蘭去了。
荷蘭人也想讓他們走。
雙方都能接受這個結果，于是事情解決了。
明天呢？
明天糖又貴了呢？明天不種糖而是種咖啡種可可又掙錢了，急需華人勞動力了呢？
到時候，又得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到時候，朝廷管不管？
管，萬一朝廷與荷蘭打起來怎么辦？打起來之后，自己這些人事后會怎么樣？
不管，是不是要說清楚這其中的法理，定下條約，日后巴達維亞的華人不歸天朝管？但這事也不是他們能說的，得總督去談。
連富光當然清楚這里面的問題，他作為甲必丹，其實也和總督談過這件事。
但總督的回答，卻是模棱兩可——說如果天朝欽差主動提及此事，就談；不談，就裝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開這層窗戶紙。
這里面的邏輯，連富光也理解。
總督是要走的。
總督在這里只干幾年，干的好不好，體現在巴達維亞亂不亂。
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大順咄咄逼人的情況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這本身就是個出力不討好的事。
大順能不能管巴達維亞的華人？
站在荷蘭這邊考慮，那不廢話嗎？當然管不到。
那些在京城的傳教士犯了事，大順這邊也是直接殺，可沒說還和教皇打個招呼吧。
但問題是大順的這個“外交”，是假的外交。
有些事，你知我知，心知肚明，沒必要說清楚、說明白。
說明白了，那等于是拍著皇帝的臉，告訴皇帝，你們不是天朝、海外的華人也不認你這個天子，你這個天子也管不著海外的華人。
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維，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下的思維，碰撞之下，是很容易擦槍走火的。
本來瓦爾克尼爾就擔心劉鈺沒事找事，獨走開戰。
這時候去搞這件事，那不是在火藥庫旁邊抽煙？
允許大順對華人有治理權。或者退一步講，華人公堂的審判官，必須由荷蘭提名、大順審核允許，公司肯定會撤他的職。
直接告訴大順這里的華人你們管不到，劉鈺可能會開戰，公司還是會撤他的職。
出力不討好，圖個什么？
故而連富光和瓦爾克尼爾總督說起這個的時候，也就得到了一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復。
劉鈺要是問起來，沒辦法了，只能談。
不問，就不談。
瓦爾克尼爾想的很清楚。
公司派他來做總督，要解決一件事：在不影響對華貿易的前提下，解決巴達維亞的華人“多余”人口。
這個“多余”是動態的，今日多余，明日可能又是急缺的勞動力。
蔗糖價格，與歐洲戰事、西印度群島天災、波斯戰爭局勢、印度局面等等因素有關。很難確保將來是否還能漲價，也很難確定將來一定暴跌。
可就現在而言、此時此刻。
巴達維亞“多余”的華人人口，這件事，我瓦爾克尼爾解沒解決？
對華貿易，我瓦爾克尼爾有沒有影響到？
可以說，幾乎是很完美的解決了。
那么，對華人的政策，日后是否還要再大量引入華人勞動力，那是下任、下下任、下下下任總督要解決的問題了，和我瓦爾克尼爾一點關系都沒有。
做了，撈不著好。
不做，反而完美完成了公司的要求，升職加薪。
那為什么要做？腦有病？
經過這一次清理“多余”人口，巴達維亞剩余的華人，都是“有用”人口，沒有之前那么劇烈的矛盾。
短時間內，不會再出現太大的亂子，以至于迫使大順不得不出面解決。有多短？至少他瓦爾克尼爾卸任之前，應該沒問題。
可問題是瓦爾克尼爾這個總督不是世襲的，這些華人甲必丹雷珍蘭們，卻幾乎是世襲的——理論上也不世襲，但要根據財產數量決定能否當上，而財產是世襲的。
這種情況下，甲必丹雷珍蘭們的訴求，和總督之間就出現了矛盾。
他們希望，大順這邊明確一點：巴達維亞的事，大順管不著，大順也別派官員深入到華人社區。
這件事也挺黑色幽默的。
如果歷史上的紅溪屠殺發生了，這些人一定盼著大順駐派官員。可若是發生，他們都死了，連富光自己沒死但是財產也全部被吞了，死人不能說話、也不能要求。
然而，現實是，紅溪屠殺沒發生，這些人活著，所以他們不希望大順派駐官員。
荷蘭人在此時的控制力，需要華人做線，把爪哇一個個分散的點，連到巴達維亞，為公司不斷吸血。
也需要華人高層，去作為統治中下層華人的工具。
人頭稅也是包稅的，所以包稅人是不用交人頭稅的。換言之，歐洲人在沒有占據印度、工業革命和海軍后勤局革命以至于有足夠的統治力統治南洋之前，對金字塔頂端的華人，是合作關系。
合作到歷史上荷蘭商人跑到阿姆斯特丹公司總部告狀，說總督過于優待高等華人。
對中層的手工業者、買賣人、開飯店的、開旅店的華人，有沒有壓迫？有。而且很深。
對底層的奴工、契約工、債務奴隸等華人，有沒有壓迫？有。而且非常深。
但是，對金字塔最頂端的十幾家華人，此時幾乎是沒有的。
在大順，他們頭頂還壓著一個朝廷這樣的龐然大物。
而且，八字不合。
大順的主要矛盾是土地問題，所以大順最擅長調和的矛盾也是兼并和小農的矛盾，用同樣的邏輯去處置工商業矛盾，就會經常性出現“割以永治”的情況：我把萌芽都干掉，不就不用處置我不會處理的工商業矛盾了嗎？
最簡單的開礦，為什么王朝經常禁礦？因為礦主和礦工的矛盾，用對付地主和農民那樣的手段，處置不了。
地主的地，逼急了，萬一遇到清官，查清楚，退還土地，人人歌頌。
再不濟，揭竿而起，均田免糧。
礦呢？工廠呢？拆成小塊？
一個集中了權力的封建王朝，怕那幾個礦主、機戶嗎？隨便就弄死了。
怕的是和礦主、機戶對立而生的礦工、織工。
與其說封建王朝害怕資本主義萌芽，不如說他們害怕萌芽帶來的無產者。
巴達維亞這邊的情況，就是類似的。
糖廠工人，和糖廠老板之間的矛盾，是地主和農民之間那樣的矛盾嗎？能用同樣的思路解決嗎？把榨糖的機器拆成小塊？把甘蔗園分成小片？
《大順律》是傳統封建王朝的法律，解決不了巴達維亞布爾喬亞的事。
大順這個國家，是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它無力調和雇工和資產者之間的矛盾。
除非是后者的矛盾達到了一定程度，舊的統治階級和統治手段無法照舊統治的時候，一個能夠調和此種矛盾的國家就會誕生：
這個國家可能叫大順，也可能不叫大順，但肯定不是現在的大順。
也不僅僅是“奴工”、“壓榨”這些黑暗面。
《大順律》同樣無法解決巴達維亞這邊的股份制、雇傭合同、產權所有、私產保護等等一系列新問題。
所以不論是暗面、還是亮面，巴達維亞的高層華人，都不希望大順的統治延伸到巴達維亞。
在大順的本土，舊有統治階層的實力強大，他們無力反抗，也無力如同歐洲同行一樣，能摁著皇帝的腦袋要求答應他們的條件。
所以在遠離大順的海外，他們也不希望大順的手，徹徹底底地伸過來。
除非大順這邊明確給出了日后如何統治南洋、如何保護他們利益的條件。
一來紅溪慘案并未發生，這些人并不知道荷蘭人的危險；二來屠殺未發生的情況下，七省共和國的法，也確實比封建大順的法，更適合他們這些金字塔頂層的華人。
種種因素下，連富光覺得，自己要做點什么。
至少，主動把這件事挑明。
倒不是說自己去說自己不要天朝的管轄，而是只要點清楚這件事要解決，至于怎么解決留給大順和荷蘭。
自己，則根據大順的態度，判斷該怎么站隊、如何站隊。
此時大順的戰列艦已經靠的很近了，自小被荷蘭人的分尸之刑嚇到認為荷蘭不可戰勝的連富光，內心的天平已經傾向了大順不可戰勝。
在這種情況下，他，或者說巴達維亞的高等華人的渴望，也就明確且清晰地分出了輕重。
最好，大順不管巴達維亞的事，一切照舊。
其次，大順攻下南洋，但法律一切照舊、統治手段一切復用荷蘭之法。
再其次，順荷開戰，不分勝負，生意好幾年沒得做。
最最次，大順攻下南洋，用在大順的舊制度，統治經濟基礎完全不同的南洋。
如果真有可能是最壞的結果，那現在就要考慮斷尾求生，準備轉型了：比如，變賣家產，跑路回大順，買房子買地，捐個監生，請個西席教兒子讀十三經，準備孫輩科舉，重孫為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