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還是理所當然地將劉鈺當成大順統治階層的一部分。這類似于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亦或是唐前期的關隴貴族、亦或是春秋禮崩之前的分封公侯，屬于“自己人”。
面對“自己人”，話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
直接說清楚，大順可以相信的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是自耕農、府兵和良家子。至于災民募兵、工廠雇工這種出身的，可以用來對外征戰，但不可以作為基本盤。
故而在松江駐扎的部隊，必須是以良家子、自耕農、府兵為主。
一旦松江出了事，要么是雇工起事、要么是有資產的大商賈起事，只此兩種可能。
而自耕農、或者交血稅而不交幣稅的府兵作為駐軍，砍起這兩種人來，絕不會有絲毫的手軟。
誰是基本盤，誰是可以依靠的、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一點大順皇室向來分的很清楚，搞得很明白。
至于劉鈺，在皇帝看來或許想法不少，但也繞不開“治國平天下”這兩個傳統士大夫或者貴族的終極渴望，只是路線的不同而已。
路線上的不同，還是可以叫一聲“愛卿”的，距離“逆賊”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呢。
劉鈺當然明白皇帝的意思，這時候也只能馬屁如潮，山呼萬歲，接著戶政府尚書的話，大贊陛下英明。但卻不會說戶政府尚書琢磨的“省錢讓退伍兵進手工工場”的想法。
皇帝聽著劉鈺的馬屁，相當開心。因為這里面唯一可能覺得皇帝有可能“因噎廢食”的人，就是劉鈺。
現在處置方法說完，既證明了自己不會因噎廢食，也說清楚了自己的應對策略，這時候當然是渴望臣子的夸獎和認同的。
這和權力無關，是否認同，皇帝都會做。但一些人的認同，會讓皇帝精神上特別滿足。
“鯨侯既然也認為此法甚好，朕且問問你，你對天朝之外的局勢了解頗深，不會不知道巴達維亞之事的深層原因。既如此，鯨侯也想過天朝是否有所準備？”
劉鈺忙道：“臣覺得巴城之事，其實也根本算不得事。臣于文登練兵，日本大饑饉的前一年，本朝從蓬萊到松江，也爆發了饑荒。數十萬人做餓殍，也沒什么大事。就巴達維亞那點人，算得什么事呢？”
“況且，當地情況不同。巴達維亞起事之輩，可以高呼‘唐人團結一致’。而陛下就是漢人，他們又有什么理由團結其余的漢人呢？是以，臣不是不知道，只是覺得…一條豆蟲，恐懼螞蟻吞噬，于是將螞蟻多么可怕的消息告訴了大象。大象低頭看看螞蟻，覺得就這？”
“或者如小馬過河，松鼠驚呼此河深不見底、老牛卻道此河不過膝蓋，豈可一致而論？”
這個比喻并不新鮮，其實還是刻舟求劍的變種，皇帝知道劉鈺常說的兩個典故，一個是“好治不病以為功或為善謀者無赫赫之名”、另一個便是“刻舟求劍”。
此時再度聽類似的比喻，不禁莞爾，笑道：“鯨侯之言，看來果然是琢磨過的。巴達維亞的事，朕也想過，終究還是不可控之事太多。譬如鯨侯說的日本貿易、波斯人挾波斯王以令諸侯終于效曹丕之事等等，此等事著實難控。”
“但再一想，似乎鯨侯的話也有道理。”
“終究，荷蘭國兵弱。”
“若將波斯比朝鮮，若朝鮮出了這么大的事，天朝自有手段處置、施壓。前朝時候，朝鮮王位之爭，前明只需一句話，朝鮮便噤若寒蟬；本朝時候，朝鮮王得位有燭影斧聲之嫌，天朝禮政府一小吏依舊使之膽寒。”
“若荷蘭國能控波斯如朝貢、能制日本如藩屬，蔗糖貿易亦不至此。”
皇帝這番話，并不是自大，而是此時眼界放寬了，真的覺得荷蘭國兵弱。
人口不過一直屬州之丁、地不過天保府大小，數千兵馬，縱橫南洋，竟無人可敵？
屬實讓皇帝覺得南洋那些蘇丹、佛王，實在是廢物。
每每聽到荷蘭在南洋統治之事，軍改之后，皇帝老琢磨著，荷蘭若真有種，就來中原闖一闖。等著威海這邊海軍初成之后，也琢磨著若是此時再有前明天啟年間澎湖舟山之事，定要讓荷蘭國知何為天威。
只覺朕確實不敢去歐羅巴打你，打不過。但在家門口還能讓你把朕的舟山占了？
這么一想，又屬實覺得南洋諸國未免太好打了些。
不說別的，便是準噶爾部，若在南洋，就荷蘭那投送能力，能打的贏準噶爾嗎？這屬實是個疑問。
李淦這幾年也常看世界地圖，就是想不明白那馬打藍素丹國之流，怎么就打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千余人馬？
之前朝中有人反對劉鈺的“窮兵黷武”之諫，老覺得打仗太難，風險太大。
如今打完了日本，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劉鈺在證明東南沿海的危機又多可怕，一方面又覺得好像繼續擴張難度不大。
日本打馬打藍素丹國打得過嗎？李淦是覺得，毫無問題，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傾盡全力。薩摩藩自己干都沒問題。
既如此，若不趁著西洋諸國勢力還未如劉鈺所言“在印度站穩腳跟”之前下南洋，那真是昏庸無道了。
所以此時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個“因噎廢食”的人、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認可了劉鈺的“擴張能夠壓到內部混亂”的說法。
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認可如今朝廷的朝貢和貿易政策，但也看得出皇帝是真心想要改變的，朝鮮都已經被大順逼著開關、廢棄了京城朝鮮使團的貿易優待…這朝貢國里，朝鮮就是天花板了，朝鮮都如此，日后其余朝貢自是可想而知。
不過皇帝也沒有當眾說下南洋的想法，只是吐槽了一下荷蘭國兵弱。
隨后又問道：“這商賈之事，與以往多有不同。不管是刑、戶等政府，都需慎重對待。朕所擔憂者，唯有一事。就是科舉出身的人，是否能管明白這些事？”
這話，按說不該是問劉鈺的，畢竟劉鈺和科舉八竿子打不著干系，他又不是科舉出身的，問了也是白問。
但皇帝說完這話，卻沒有看向四圍里科舉出身的人，而是望向了劉鈺。
皇帝這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只是需要劉鈺的一個表態。
這時候，劉鈺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說，這種事都是新事物，科舉學的那些玩意，根本管不明白。
或如以前說的“王者不治夷狄”，拿著禮法去要求夷狄，那不是對牛彈琴嗎？這商賈之事也是一樣，拿著經書之言、君子之義去要求商賈、管理貿易，這不是扯淡嗎？
所以，似乎就該改革科舉。
另一個選擇，那便是說“行、沒問題，肯定能管明白”。
按照常理，說都知道劉鈺既不是科舉出身的、也是一直鼓吹實學的，所以直接選第一種選擇，誰也不會說什么。
包括皇帝在內。
甚至此時旁邊的大臣都覺得，這是皇帝借題發揮，想要借劉鈺的口，來吹吹“科舉改革”的風。
但沒想到的是，劉鈺卻道：“臣雖不認同甚么‘天地至理皆在物中、格一物則通萬物之理’的道理，但臣覺得這事也沒什么難的。科舉出身的，一樣可以管好。”
“昔者，王荊公雖興‘新學’、搞‘三舍’。但王荊公卻也是科舉考出來的進士啊。舊學出身，卻搞新學，亦無滯澀。”
“科舉選拔，皆天下之聰明才智之輩，處置此等小事，當無問題。”
“無非是牛拉犁鏵，小牛不會，只要拉上幾天，也就會了。朝廷自有法度，若無前例，則立新法便是。所謂，下不為例，如此而已。臣亦不過三四流人物，無非先前有所見聞而已。”
“日后若邊事安定，想來嘗試幾年，誰都可做好。”
皇帝似乎頗為認可的點點頭，心道你倒是識大體，看來真的是準備南洋之事一了，就要學李衛公“闔門自守”了。
看到皇帝點頭，劉鈺心里也是松了口氣。
心道，得虧貞儀整日耳提面命，多說朝中的情勢，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說錯話。
可以舉的例子很多，但偏偏舉了王安石的例子，其實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種態度。
王安石不只是變法，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意識學問的領袖”，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論的。
就像是科舉一樣，你答題，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
朱子學為官方意識的時候，答題的時候咔咔地寫一堆前秦諸子的思想、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那肯定是要受到質疑的。
王安石變法，隨后自己搞了“新學”。
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識形態，借著《詩經》、《尚書》、《周禮》的新注解，作為日后官學的標準思想，搞出了荊公新學。
配套三舍法取士、配套官學統一思想，這才是變法。不學荊公新學、不用新的意識，想當官？別想！
用后世的種種，也很容易理解。類比如申論考試的時候，寫一堆絕對錯誤的東西。總得有一個對錯的標準，四海一的“一”字，可不只是一個皇帝派點郡守縣令這么簡單的。
大順現在的情況很復雜，復雜到總結成四個字，那就是“破而未立”，以至于一而不能。
朱子學毀了，但新的學派其實還沒立起來，沒有搞出來一整套的體系、一套從上層基礎到下層運行的一整套體系。
皇帝問這句話，其實潛臺詞是問劉鈺，實學，到底是術？還是其中也有道？
你現在已經算是朝中實學的領袖了，你是做術的第一人？還是準備順帶搞出道，做王荊公？變法者加意識領袖一肩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