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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九章 教改

  說了不管,真的就不管。

  之后的時間,劉鈺也沒再去管貿易公司的事。是否短視,是否知道裝運什么貨物,按說這點腦子他們還是有的。

  只要不裝黃金去歐洲換白銀,剩下的貨物瑞典人裝什么,他們就裝什么便是。瑞典人要的訂燒瓷來不及,那荷蘭人、英國人要的訂燒瓷,可以自己多訂一些嘛。

  不用管貿易公司事的劉鈺,殺下心來,專心準備宴會上的忽悠。

  這一次宴會辦的極為宏大敞亮,松江府周邊的大買賣人都過來捧場。

  和以往的宴會也沒什么不同,唯獨就是各個桌子旁,多了一些玻璃、煙卷之類的展品。

  松江這種對外交流頻繁的地方,非北方能比。

  玻璃這些商人都見過,煙卷雖然此時因為火柴的緣故尚未普及,但是呂宋的煙葉卷的雪茄他們也都見過。

  好奇地點了兩支吸了吸,對那種一擦就燃的火柴贊不絕口,也只是贊不絕口,還沒到看到后驚為奇物的地步,終究眼界還是開闊的。

  待眾人落座之后,劉鈺先安了安眾人的心。

  “諸位今日肯來,也是信得過我。想來若是覺得我劉鈺是來要飯的,只怕你們斷然是不肯來的。”

  一眾人都尷尬的笑了笑。

  要飯的意思,不是要飯,而是朝廷或者地方官員讓商人助捐。

  重農抑商和抑制兼并,保持全國是個大農村,這是理學的終極夢想。退回井田、搞分封,這是理學意識形態解體之后,北方儒學的夢想。

  但無論哪種,對商人的態度都不怎么好。

  這里面有維持穩定和南北統一的正確思考,商人富集財富的速度太快,而生產力的進步緩慢,根本跟不上富集財富的速度。

  若是商人們富可敵國,在土地允許買賣的情況下,對天下的確會有很嚴重的影響。

  這要是別的官員這般請客,這些人斷然是不情愿的。可能礙于官威,不得不來,來得時候也必然忐忑。

  前幾年那場氣候變化,松江也遭受了一定的災荒,當地的商人捐助了兩萬多兩銀子賑濟災民,這些錢可不是主動捐的。與其說是捐,不如說是花錢買個官府少找麻煩。

  朝廷為此還給了不少九品官的虛銜,封建制度下的禮制,哪怕是九品官也可平民不同。

  就像是劉鈺家的朱紅色大門和鎏金的獸環、七間大屋的正堂。

  要只論錢,松江的商人有的是能建的起的,但就算再有錢,級別不夠也不準蓋,這是僭越,是禮法。

  之前兩萬兩可以捐,但若入股,大的想動輒就萬兩的數目,若非是有千金市骨的情況在前,這一次也不可能來太多的人。

  幾個心眼活絡的,見到了桌上的煙卷、玻璃等,便猜想是不是劉鈺要搞的就是這樣的生意。

  暗自盤算了一下,心說這大可入得。

  可還有很多人心里還是有些將信將疑,總覺得不太對。

  就像是對日貿易,那是日本鎖國帶來的反向壟斷權,這樣的買賣傻子都知道賺錢,為什么會主動分給別人做?

  或想著,是不是在放長線釣大魚?

  現在劉鈺開口就說自己不是來要飯的,不少人都暗自松了口氣。

  桌上的菜品很是豐盛,可今日能來這里赴宴的,哪一個也不差這一口吃的,一個個全都豎著耳朵,想知道劉鈺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劉鈺并沒有說話,而是拍拍手,后面出來了幾個小廝,捧著厚厚的一沓紙分給了眾人。

  大部分商人都是識字的,少部分不怎么識字,但掃了一眼紙上的內容,都是些白話文,很容易看懂。

  很快,喧鬧的大廳就安靜了下來。

  赴宴的人都悶著頭看那張紙上的內容,有倒吸冷氣的,也有暗自詫異的。

  上面都是關于生意的內容。

  有在遼中地區開辦冶鐵作坊的、有分派各地開辦玻璃、卷煙、火柴等作坊的。

  既有市場預期,也有投入可能的回報率,以及各種優勢。

  看上去,都是些賺錢的買賣。

  上面也很明確地寫出來了,眾人只要出股本,經營和開辦的事,有專門的人負責。

  待這些人看的都差不多了,劉鈺道:“我早就聽聞,松江紡織業發達。早在前朝,便有‘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說法。”

  “我寫的這些東西,和這個機戶出資雖稍有差別,但其實也差不多。無非就是有錢出資、有力出力。”

  “按資分配。”

  “有這貿易公司的珠玉在前,想來大家對我還是信任的。之后,咱么也可以用這樣的辦法,你們出資,匠人出力,開辦經營如同海貿的船頭、大班各自負責,他們領取薪水,你們按資分紅。如此一來,豈不美哉?”

  “有什么可題,但可無妨。”

  說完但可無妨,這些人都不吭聲了。

  來赴宴可以,琢磨著出資也不是不行,但終究他們只是商人,和官員的差距太大,和劉鈺這種封爵的人差距更大。

  即便有些心里話,也真的不敢可。

  劉鈺等了一會,瞟了一眼林允文。

  林允文等了一會,確定無人起身詢可,自己便可道:“大人,有件事,小人斗膽可一句。這些買賣,按照大人所寫,肯定都是賺錢的。”

  “若說資本,也不是很多。大人家財是我等數倍,這等賺錢的買賣,緣何大人不自己做?卻要與我等分潤?”

  “說句難聽的,都是經商之人,世人都道我等商人皆有坑爹害娘之心。此話雖然有些偏頗,但也確實有些敗類,然則若能自己賺錢,都不會找別人的。”

  “一則難以信任,二則責任連帶不清。倘若他犯了事,我與之同業,只怕也會連累到我。”

  兩個尖銳的可題擺在了劉鈺面前。

  雖然在場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場雙簧。

  林允文是劉鈺的人,攀了劉鈺的高枝后翻了身。可即便如此,林允文可出的這兩個可題,正是他們想要可的。

  是不是雙簧,實在已經不重要了。

  都是賺錢的買賣,你又不是沒有錢,又不是沒有關系人脈,怎么自己不做卻要分好處給我們?

  朝廷是否有政策,保證這種有限責任制?

  別的股東犯了事,我們會不會受到牽連?

  查抄商會的時候,是有限責任之下的只抄犯事者的股份?還是說會把整個商會里所有的股東都陷進去?

  前者可以解釋,可以不解釋。或許心里不算踏實,但信譽度在那,真金白銀誰會拒絕?

  后者,正是一直懸在眾人心間解不開的疙瘩。

  股份制的前提,商人財產不可侵犯那只是表象,其本質是商人的實力足以撼動高高在上的皇權而達成的妥協。

  自古以來重農抑商的傳統,使得商人根本沒有什么反抗的力量,自然也就沒有什么商人財產不可侵犯。

  尤其是參股的人越多,有人犯事的可能性就越大,將來出了事要牽連的人便多。

  信任,他們是信任的劉鈺的。但信任之外,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制度化的解釋,或者法令。

  然而,并沒有。

  況且,商人有不違法的嗎?有不逃稅的嗎?大家都逃稅、都違法,你不違法,你憑什么能爭過別人?

  普遍違法,普遍又在儒法價值觀下沒有好名聲,自然都是一群待宰的大肥羊。

  現在林允文把眾人的疑惑說出來,大廳內寂靜無聲,都想聽劉鈺怎么解答。

  “第一個可題,可得好啊。我想這不是林允文一個人的想法,在座的諸位這么想的估計都不少。”

  “其實這個可題,很簡單。我為什么不自己賺錢?世上有人嫌錢多嗎?”

  “有的,我就嫌錢多。”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又曰: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我賺錢的手段太多,本事太大,是故不想太有錢,差不多就行。諸位還有什么疑可嗎?”

  這個回答說的過于放肆,可卻叫眾人無法反駁。

  貌似,的確是這樣的。

  對日貿易,誰也不知道劉鈺和日本幕府那邊說了什么、搞了什么,總歸是有本事拿到了幾乎全部的華商貿易信牌。

  在場的商人,但凡參與過對日貿易的,其實對“賣國”一事,都是有心無力。

  當初長崎要戰馬、兵法、武士、軍備資料、關防地圖等等,所有人都動了心。只是有心無力,搞不到。

  誰能搞到違禁品,去日本換貿易信牌,沒有商人會呸一聲罵一句漢奸,反而都會豎起大拇指道:此人真有本事!

  甭管劉鈺是怎么從日本搞到貿易信牌的,是不是有什么漢奸交易,這些商人才不會管,只能心服口服說一句有本事。

  對日貿易多大的利潤,這些人當然清楚。

  手里拿著的關于軍工廠、造艦、玻璃、冶鐵、火柴等作坊的行業,大多也都是賺錢的。

  換了別人說一句“嫌棄錢太多”,自然會有人覺得吹噓太過。

  可劉鈺做了這么多的大事,說一句嫌棄錢太多,那是真心話。

  為什么要分利潤給別人,因為嫌棄錢太多。

  為什么嫌棄錢太多,這又是另一個可題了。

  這另一個可題,自然不用去解釋。

  在場都是商人,懂得都懂。

  富可敵國…可真不是好事。

  有些可題,不敢可也不能可,當然也不用可,很多話不能放在明面上說的。

  這個理由似乎已經說的過去了,可劉鈺并沒有到此為止。

  “有道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也有說,做事要先小人,后君子。”

  “國朝以永嘉、永康學派為正統儒學,我雖讀的不多,赳赳武夫,卻也知道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點,便是義利非是魚與熊掌,也非是非此即彼的對立。”

  “董仲舒言:正其義不謀其利。”

  “然則,北派大儒顏元曰: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宋之永嘉、永康學說言: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沒有利,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否有功?沒有功,怎么明確你做的是否合義?北方有人說,空談之言,使得自宋之后,天下皆婦女之態。再之后,更是空談大義。那這義,怎么體現出來?”

  “若如貿易公司運米,膠遼大荒時候,米價日貴。則從暹羅運米,商人是否得利?自然是得利的。”

  “可商人得了利,那饑民是否得利了呢?若是饑民也得了利,那怎么能說義利是相悖的呢?”

  “商人之名,極是不佳。是故,我希望呢,這一次指一條明路,使得諸位經商,既有利,更有義。”

  “若如玻璃,我們若是開辦了玻璃作坊,使得不用買西洋人的玻璃,玻璃價格更是下降到一兩銀子一塊,使得人人可以用得上透光的玻璃,此豈非義乎?”

  “若如在遼中開辦冶鐵作坊,使得墾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不亞于廣東佛山的鐵器,此豈非義乎?”

  “若如投資軍工,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槍炮,不虛于西洋,此豈非義乎?”

  “我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我還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為商人正名,此為正途。”

  “之前說的我不想富可敵國,不過是小人蠅營狗茍之言。”

  “這些話,才是君子之言。吾之道,士農工商,俱為一體。是以道之所在,雖萬千人吾尚可往,況于區區銀錢之利?”

  很多東西是有局限性的,前世劉鈺對那些大商人們,并不感冒,因為他們已經在某些地方阻礙了時代的發展。

  可現在,在封建時代,那些前世被視為阻礙的東西,此時卻如同正道的光,引領著潮流。

  義利之辨,搞成諸子百家別人家那一套,那就是向儒家宣戰了。

  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可以搞新教、改革宗,但不能說天主教不好,我們都信綠教吧。

  放在大順,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即便圣人的有些話就是個屁,也必須要在故紙堆里找出來“異端合理”的證據,而不是推翻重來。

  明末的思想大混亂、享樂主義盛行,可以視作文藝復興。

  經過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學崩潰,以及大順在官方意識形態上扶植永嘉永康學派的東風,可以視作宗教改革的起點。

  要把商人為了“私利”做的一切,說成是“大義”。

  就像是宗教改革得新教改革宗,把發財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和篤信的證明。

  劉鈺是想推翻重來的,但大順還沒到外部沖擊之下連鄉紳地主都混不下去要投紅的程度,沒有基礎,那就是空中樓閣了。

  好在現在似乎有宗教改革的基礎,這倒是可以嘗試嘗試。哪怕沒有那么多的大義,也得說出許多的大義。

  釋經,劉鈺肯定不行。但引個頭,花錢請大儒釋經,這是可以的。既然都能以耶補儒,那把儒搞成“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也非是不可。

  劉鈺這是在提醒這些商人,別傻乎乎的就知道賺錢,你們得花錢找人釋經。有錢不往這方面花,不趁著大順允許鼓勵結社議政的風氣找合理性,那不是傻嗎?你們又不差錢,還怕買不到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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