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論一貫以之，都是只說大略，少談具體。
重論點而輕論據，更不會有詳實清晰的數據。
劉鈺的這一篇策論在形式上沒有太過驚駭，大體還是延續著之前的套路。
只是這內容，實在叫在場的人難以評價。
沒有一句仁義之言、更無半句德政。
連王霸夾雜都算不上，從頭到尾都是霸道。
久久的沉默，皇帝不說話，也沒人愿意率先發表自己的意見。
劉鈺的這篇策論，分明是說收復西域根本沒資格自比漢唐，只能算是前朝設立了遼東都司罷了。
李淦之前被劉鈺的一番驚人之語嚇唬過了一次，已經有了足夠的抵抗力。
只是連他都沒想到，劉鈺的這篇策論會這么寫。
上一次劉鈺是從《公羊》的三世之說，談到了天下已經不復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
這一次則直接用白銀問題的實例，和古籍經典一點都沒關系的地方，直接闡明了他的觀點：國朝的天下觀，該變一變了，天下是整個地球，而不再是曾經的東亞了。
若天下的概念變了，那么大順也就不再是天朝了，而是這個沒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個諸侯罷了。
既為諸侯，自當用霸道。至少，諸侯爭霸的時候，無人用儒。
好在大順官方用的儒學是事功學派，講究王霸并用，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難以接受的。
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聲表態的，便道：“朕讀《三國》，見武侯行事，偶有所悟。”
“史稱武侯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此實申商之術也，不純用德政。”
“然武侯治蜀，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所謂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術。”
“本朝王霸并用，若論起來，就是以霸道、行王道。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樣的。”
“行霸道，是為了興王道。”
他先定了個基調，拿出來諸葛武侯，扯虎皮做大旗。武侯這面大旗足夠大，若想反噴，就得先論證武侯是奸賊，誰敢這么論誰就是作死。可武侯又確確實實治蜀的時候用的霸道，而非王道。
雖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可總要用王道做個幌子。
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東學派為正統學問，可怎么說也是儒學的范疇。義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純粹的功利，而是必須要把利藏在義的大旗之下。
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對此也是認同，便順著皇帝的話道：“臣以為，陛下所言‘以霸道、興王道’正是正途。”
“如宋時朱熹評王荊公：意欲富國強兵，然后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而王荊公以必先富國強兵，然后可行禮義。這其中的區別，便是用霸道而興王道？還是內圣而外王？”
“朱熹所謂‘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熏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其言聽起來似乎有理，可細想來，卻是空談的學問。”
“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但需得內無戰禍、外敵降服。否則正教化著呢，金兵到了汴梁城、東虜攻到青州府，難道要用教化退敵嗎？以策論所言，我朝斷還沒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時候。”
“天子者，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如今這天下周寰八萬里，陛下居于中國，教化四夷，此昭昭天命也！”
“非以霸道不可為之。然陛下本心，還是為了興王道。霸道不過術爾，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術意。”
“是以這篇策論，雖少仁德，卻可用其術。論及見識，又的確給人啟發，雖不言醍醐灌頂，但亦可算有所得。”
“況且，科舉以王道、武德宮以霸道，王霸并用，此太宗遺訓。臣以為，這篇策論，倒可算作史論之魁首。”
大順既用事功之學，又小范圍內復三舍法，這王安石的評價在官方層面上，是比之前幾乎快要與秦檜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許多。
北派儒學在反理學之外，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學的影響。
策論多篇，第一論的史論外，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內外輕重的政策論。
一共三篇，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眾人也都看過了后面的，相較于第一篇來說，雖然觀點依舊犀利、破題點依舊偏鋒，但總算沒有第一篇那么大的爭議。
所有的爭議都在第一篇，北派儒學的平章事在大局上還是看的清的。
本身他們又有“復古井田”的想法，雖然這是個不可能達成的愿望，可是策論后面關于移民減少人地矛盾的說法，正說到了關鍵處。
見識過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也知道那是一種怎樣恐怖的破壞力。如果官方能夠支持移民，他們也是支持的。
況且如果真的能夠不加賦而國用足，那又何樂而不為？
反正開拓南洋，和北方的關系并不是很大，民眾幾乎不會增加負擔，又可以有錢支持移民。
北方經濟遠遠落后于東南，如果能夠拿出一條新的財路支持北方移民計劃，的確是一件好事。
再者策論只不過是策論，又不是國策，也未必是說國家就要這么做。也不是科舉策論，要講文采講經義，霸道太多，亦非不可取。
皇帝既然已經表態說，要興王道，必要先用霸道，這等于是為今后的爭論鋪了一條路。
選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為上，這是皇帝的直屬力量，平章事們也就是提提意見，參謀一下，并無最終的決定權。
皇帝表了態，也有平章事認可，在場的人也就不再糾結里面的霸道太重的問題，而是開始順著這篇策論思索里面真正要說的內容。
策論不提距離的政策，也不論證政策的可行性，就是說一個大概。可這個大概，也足以讓很多人憂慮重重。
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問題。
不算王道霸道這些大義非義，還涉及到海關、關稅、對外貿易體系、漕運、水師、南洋米…哪一個要動起來，都是天下嘩然。
海關和關稅，牽扯到龐大的走私集團。
策論中只用了三百字描述了一下貿易路線的變遷，論證了一下西域的經濟價值不復從前，也不可能再復從前。
可這短短的三百字，直接把一些爛肉徹底掀開。
這么多銀子流入，大部分都是避稅逃稅的，足見有多少人依靠不正當的走私為生。
就算是開海，只要還收入關稅、出關稅，那就杜絕不了走私。不用交稅，自然比用繳稅的賺的更多。
南派儒學的那位加平章事，想到剛才英國公“稅在哪”的疑問，不免擔憂。
倒不是說他就偷稅漏稅，而是擔心皇帝腦袋一暈，搞出兩件事。
一個是一口通商，封閉其余海關。
另一個就是鄭和下西洋。
這兩個無論搞成哪一種，都是皇室參與其中，壟斷貿易。
稅固然能收上來了，錢也固然能賺到了，但恐怕這樣一來東南地區的外貿經濟會受極大的影響。
英國公，左平章事則在思索里面說的另一件事：將來來自海上的威脅。
這里面又和漕運息息相關。
海運的想法，不是沒有人提過，但定都北方，依賴運輸，這廢漕改海的想法，有兩個問題一直繞不開。
一個是百萬漕工衣食所系。
另一個就是沿岸的海盜、敵國海軍的威脅。
現在來看，還是漕運更適合。
因為航海技術不過關，遠距離航海，還是要靠針路歌。不管是風險性，還是沉沒率，都高了些，遠不如漕運安全。
可若是有西洋人的航海技術，再走海運，就完全比漕運更有利了。
至于沿海的海盜、敵國海軍的威脅，這也還是一個海軍是否昌盛的問題。若是海軍昌盛，航海術有所提升，那么海盜也就不成問題。
等到有了強大的海軍、熟練的航海術，到時候再慢慢把漕運廢掉。
只要不求急，分幾十年內完成，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問題。
然而…英國公擔心的，就是這個“急”字。
皇帝的性子，他是知道的，有時候心太急。
心一急，就容易腦袋一熱，就容易明明三十年做成可以名垂千古的事，非要三五年之內辦成，恨不得死前的功績比肩漢武唐宗，這就很容易出事。
想到這，英國公便道：“陛下，臣以為，這策論做的極好，后半段更是精髓所在。”
“然而，國朝如今第一要務，還是要平準部之叛。他雖以南洋比漢唐西域，亦不算跑題，但只恐文章流出，天下多有議論。有恐有巧言令色善于鉆營之輩，以為陛下此時就是要開南洋，恐會上一些驚人之言。”
“是故，臣以為…應將這篇策論截斷。”
“以上半段取之，而下半段，則做士子借殿試而上書之舉，不宜作為策論，而應嚴藏之。”
“此事不比他事，若出，必引震動，更使一些有心之心借此行事。或上言蠱惑，或引發黨爭，不合時宜。”
“此策所做之論，宏大則大矣，只是若要做成，非一朝一夕，更不是夸夸其談就可成。臣以為，待傳臚日，天佑殿面問之時，應多做詢問。”
“若能對答，則可用。”
“若是問他該如何做，他卻答只要做了便如何好，那又和理學腐儒空談道義又有什么區別呢？”
英國公心里清楚，這篇策論基本上就是劉鈺做的，以他在北邊和羅剎人談判的作為來看，除了他沒人有這樣奇葩的天下觀。
不管是出于同為勛貴自己人的圈子，還是出于之前做事的喜愛，英國公心眼里是支持劉鈺這樣的年輕人的。
但英國公已經老了，在左平章事的位子上干不了幾年了。兒孫輩也都安排妥當了。
或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亦或許，自己這輩子該做的都做完了，兒孫輩的事也都安排下了。那就不得不考慮國事了。
現在看來，劉鈺在北邊的事，做的還好。
可英國公必須要再確定一下，劉鈺做事是否急躁？是否夸夸其談？是否不考慮后果？想問題的角度是否全面？
選魁首之前定不下來，但傳臚日的天佑殿面問卻可大致判斷出來。若可用，自然支持；若不可用，那便做最后的進諫：此人不可大用。
否則配上皇帝好大喜功而又急躁的性子，必出大事。
皇帝倒是沒想到這一層，以為英國公是在出面維護，不想再引發更多的爭論，所以才要把卷子截斷，這倒是一個好辦法。
“嗯，卿所言極是。既如此，那就以上半段為策論、下半段為借策上書，此古士所為，不違制。取其上半，點為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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