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之后，覺得也就那么回事，局限性還是太重。
但劉鈺儒學底子太薄，想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太宰春臺既然是儒生，或許一些“暴論”可以做為儒學改革的方向。
當時拿回威海給康不怠看了看，都是漢文寫的，康不怠也就贊了贊《產語》的文筆，說頗有古風。
等劉鈺提出是不是可以作為儒學變革論點的時候，康不怠直接笑的前仰后合。
“這也就是在儒學不興、見朝鮮尚且自卑文華的日本。放在咱們天朝，能噴的他連門都出不了。不值一提、不值一辯。”
“不是說他的想法不好，公子不也有想法嗎？”
“難的是，他既披著儒皮，大儒便要以儒骨去審視、駁斥。你說他是法家、農家或者其余諸子的學問，都沒問題。但你說他是儒學，沒人會認的。”
“正如公子當年武德宮考試，以‘西域’破題。公子想要借儒學之皮，就要找對破題的地方。奈何我想了這么久，也沒有想到破題的點，公子的水平，那就更別想了。”
“王荊公搞得那一套，你說那是儒學，真儒認嗎？可即便如此，王荊公不還是高舉《周禮》，行申不害、商鞅、管仲之法術？他敢不舉《周禮》嗎？”
康不怠對里面的一些見解很是認同，但覺得劉鈺借來“篡改”儒學的想法，一點都不可行。里面的東西，放在大順，若說不是儒學，說不定還會有人當成雜書看看。要說這是儒學，非要被人打死不可。
里面隨便拿出幾條，康不怠這個其實心慕黃老莊的，都能引經據典地駁斥干凈，更何況大順那些真正的儒學大家了。
而且康不怠覺得，劉鈺說的一些東西，比這個說的清楚的多。但劉鈺為什么不敢拿出來用？因為劉鈺自己知道那不是儒學。
可是這個太宰春臺的一些言論，他自以為是儒學，可實際上分明是管仲、李悝等法家之學，在日本可能還能忽悠一些人，在大順就是禿頭上的虱子。
況且，康不怠受劉鈺的影響，對經濟基礎一詞看的極重。認為太宰春臺和荻生徂徠的爭端，源于日本的經濟基礎，放在大順這邊，并不適用。
這一點劉鈺也頗認同，日本終究少了個中間商，不需要考慮中間商的盤剝。武士法理上有地權，但實際上其實沒有，而下農兵分離住在城下町，和地主還不是一回事。
自那之后，劉鈺也就再沒關注過太宰春臺，沒想到今日在這個場合見到了，而且還是在這種氣氛之下，劉鈺也是真沒想到這個老頭就是他。
大順這邊科舉出身的官員，也想著趁這個機會，和太宰春臺探討下程朱理學的問題。
太宰春臺是反宋儒反魔怔了，號稱儒家有兩次大的毀滅，一次是始皇帝焚書坑儒，另一次就是宋儒胡亂解讀儒家經典，搞出了程朱理學這一套根本不是儒家正統的體系。
問題是他認為，始皇帝焚書坑儒，書是燒不絕的，還有后人記誦留下了許多。但宋儒胡亂解讀儒家經典，違背孔孟之義，卻是在挖儒家的根。始皇帝就像是砍伐樹枝、朱熹則是刨根斷干，哪個危害大，不言自明。這大帽子扣的就有些實在太大。
但此時面對這些學術上的問題，他卻不甚太在意，而是轉向了劉鈺，問了一個有些和儒學八竿子打不著的問題。
劉鈺本來正準備和自己這邊的軍官們、日本那邊儒學造詣不深的幕府臣僚們自己組個圈子喝酒呢。
被太宰春臺這么一問，他倒是先懵了。
“劉君，請問貴國松江、寧波等地的稻米，多少錢一石？”
“呃…約莫一兩七八一石？大約一兩四五以上浮動，若荒年二兩三兩五兩，若豐年一兩二三？天朝的石和日本的石不太一樣，大約五石折日本兩石？但松江那邊的米價，是以精米算的。同樣按照你們這里一石的容量，精米是320斤，糙米的話，也就只有280到300斤了。天朝那邊一石，精米120斤，糙米110斤多一些吧？”
兩邊的貨幣單位不同，太宰春臺對此有所了解，內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銀的關西還是用金的關東，除了享保饑荒之前的通貨緊縮期，這米價還是比大順那邊要低。
開戰之前，下關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價格約為50戔。
因為之前為了應對通貨緊縮的鑄幣改革，含銀量從正德錢的含銀量80降到了45左右。
這算下來，1戔是3.75克，50戔再折算一下新錢的含銀量，按照大順的石米重量和庫平銀來算，大約是折算9錢庫平銀一天朝石米。
這肯定是比大順這邊的米價便宜的，固然要考慮松江等地物價較高的緣故，但太宰春臺估摸著應該也不會浮動太大，只要不是災年，當在1.5兩到2兩之間浮動。
算清楚了這個賬目，太宰春臺給劉鈺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劉君實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雖是將軍推廣，但若無劉君送來數船甘薯為種、又有《甘薯救荒書》為術，則饑荒要恐波及百萬人。”
“我曾想過中華常平倉、平糶法，以此穩定日本之米價。谷賤傷農，傷士，士、農，日本之本也，不可傷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荊公有常平、平糶、市易、青苗諸法，奈何人微言輕，又有狷狂之名，無人肯用。”
“如今開埠，兩國之間互通有無。這常平倉建不起來，兩國倒是可以互為常平倉，均衡米價，不使士、農因米賤而傷。”
太宰春臺也是滿腔憤懣，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負無處施展。日本連個常平倉和平糶法都沒有，米價漲的時候嚇人、落的時候驚人。
奔走數年，沒有一個人聽他的“常平倉”、“平糶法”、“市易法”、“青苗法”之類的嘮叨，都覺得聽起來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內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關、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賣掉以補貼財政的，這事兒得幕府出面。
否則的話，本藩建了常平倉，又擋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場，根本沒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學意識形態，是朱子學，幕府將軍倒是聽說過太宰春臺的名頭，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這個非朱子學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糶之類的辦法沒得用，太宰春臺在詢問了大順的物價之后，就認為開關開埠是一件好事了。
雖然他有一定的經濟思想，但仍舊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舊認可武士和農民的穩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對經商買賣，但認為農業仍舊為萬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為壓艙石，至少可以逐漸拉平到和大順近似的米價。從9錢庫平銀漲到一兩四五，武士和農民的生活都會大為改善。
劉鈺之前看過他之前寫的書，覺得雖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時能有經濟的眼光亦算是難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學界而言，當初和他爭論、互噴過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們還沒成長起來，如今在日本這邊嘴炮最能打的就是這位了。
基本上就這個時代而言，在經濟學的見解上，此人亦算是當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經濟理論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補補的那群人強。
如果這個人對經濟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劉鈺壓榨日本的預期，看不出其中的大問題，那么基本上也就穩了。
有心看看他對開埠之后經濟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兩國互為常平倉之說，正是天朝日后宗藩體系的仁政之舉。”
“米賤傷農，此事不可不察。米過貴，也更傷百姓。需得讓米價達成一個均衡的值，那才最好。”
“春臺先生對開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還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臺早就考慮過此事，亦道：“總的來說，我覺得開埠還是好的。”
“凡治國之道，務要使米貴而物賤。米貴，則士、農方有余錢，購買貨物；物賤，士、農購買的貨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夠促進工商的發展。”
“大國貨物，想來價不高。若大國產、日本也產，必要價低方可能入港售賣。如今，日本的物價也會降低。”
“而稻米，大國米價貴約一倍，正可帶動日本米價上漲。米價上漲，則士、農余錢便多。這是好事。”
“米貴物賤，方為日本之未來。”
這話如果放在后世，肯定會被人罵一通，覺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糧食價格暴漲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會出現糧價高、而其余物價低的情況？
但這個時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國圍繞《谷物法》的大辯論，這種想法依舊是主流想法。
可以說是腦子問題。
也可以說是屁股問題。
雖然形式上和幾十年后英國《谷物法》不同，但本質上區別不大。
形式上，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導致糧價飛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貴族們，施壓要求不能進口，以保證他們的利益。
日本此時，工業革命的影兒還看不到的，也正因為工業革命沒影，所以糧價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貴族們，認為出口糧食是好事，以保證糧價，從而保證他們的利益。
劉鈺可以理解他們的屁股，卻對那句“米貴物賤”有些不解，便追問了一下。
太宰春臺也是有心解釋清楚，遂道：“米貴之好處，惠及士農工商，非只于士、農。”
“若米貴，不知士農余利頗多，商人的雇工，為了保證他們可以買得起米生活，以金銀論，是不是給他們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開埠之后，貨物涌入，大國貨物便宜。伴隨米價上漲，士農自不必提，而為商人勞作者，因為金銀薪水提升了，刨除掉買米的錢，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錢一樣。但因為大國貨物涌入，米糧之外的物價降低，同樣的錢，他們不也一樣可以買更多的東西嗎？”
“這難道不是仁政嗎？”
劉鈺費勁吧啦地理解了一陣，恍然大悟，心道原來是這么個邏輯？怪不得自己一直不能理解東邊也喊“米貴物賤有利百姓”、西邊也論“米貴物賤有利貧民”，原來在這呢…
若完全不考慮工業的發展，完全不考慮同行業鄰國進出口的激烈競爭，這似乎…確實有些道理。
大致的邏輯，是說以金銀作為世界貨幣，糧價越高，意味著雇傭的人就必須開更多的工資，以折合和之前相同的糧食。如此，鄰國因為糧價低，所以生產的商品的成本也低，金銀也就能買更多的鄰國低價商品，有助于改善底層的生活？
理順了這里面的邏輯，劉鈺開心極了，連連點頭，心道妥了，我寫封推薦信，保準你和阿部正福相見恨晚。
PS：PS：關于重商主義的一些觀點，并不是太宰春臺的思想，而是太宰春臺其師侄的想法。便于時代，移花接木，可以理解為長崎貿易在劉鈺“信牌數量不變船變大”政策、以及大順廢棄朱子學、還未完全立起來的功利學東渡影響下的蝴蝶效應反饋。還有個很尷尬的地方，前幾章算物價米價的時候，小數點算錯了一位，尷尬。</d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