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宗皇帝趙光義滅掉北漢后，不顧眾臣反對，強行北伐，硬是將開國精銳兵馬大半葬送于高粱河。
七年后，其人又趁著遼國新君初立內部不穩之機，再命三路大軍北伐。
結果，還是慘敗。
此后，宋遼兩國攻守易勢。
這期間，白藤江之戰交趾獨立，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黨項坐大，蜀地又爆發王小波、李順起義，嚴重打擊了趙光義的個人威望。
為了自己的帝位穩固，其人只能不斷強化守內虛外和以文馭武的國策，逐步削奪軍頭的權力，使得向來有造反傳統的軍隊戰力盡廢，再無法對趙氏江山造成嚴重威脅。
等到趙光義死去，大遼為報復大宋屢次興進犯而大舉南下時，大宋軍力不振的問題便顯露無疑。
遼軍連戰連捷，鑿穿了河北路，兵鋒直抵澶州（即后來的開德府）濮陽縣城下。
危急之時，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寇準的力勸真宗皇帝趙恒御駕親征，宋軍士氣復振，守住了搖搖欲墜的防線。
遼軍則因孤軍深入，戰線拉得過長補給困難，又攻擊守阻，情況相當不妙。
不過，宋軍雖然主場作戰，而且人數比敵人更多，卻是守城有余攻擊不足，想趕走戰力強悍的遼軍同樣不容易。
遼國承天太后蕭綽意識到繼續對抗下去于兩國都不利，乃主動釋放和談的善意，最終與大宋達成澶淵之盟。
從此，兩國結束了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狀態，并開啟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時代。
宋遼兩國簽訂盟約后，遼軍主力如約班師回朝。
但一些隨主力南下的部族武裝還沒有撈夠錢財不愿意就這樣走，仍賴在河北各地劫掠，趙宋朝廷乃以大軍“護送”。
如今，同宋兩國簽約后，正乾皇帝就立即分批退兵，卻又沿途招攬官吏百姓，嚴重擾亂了各地社會秩序，與當年遼人南下時情景看起來有幾分類似。
李綱以澶淵之盟舊事上書，實際是建議皇帝派大軍驅逐行動拖拖拉拉的同軍，必要時打幾場反攻，如果能夠趁機奪回失地那自然再好不過。
同軍這次入侵來勢極為兇猛，眼看就要攻破大宋國都臨安城，趙桓冒險出城見了徐澤一面，才乞求對方放過自己一馬。
現在，局面占優的正乾皇帝主動撤軍，趙桓好不容易才松了一口氣，打心底里不愿再招惹強大的同軍。
兩國議和之后，其人便聽取了部分臣子的建議，下詔追封范仲淹為魏國公，追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并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此詔絕非小事，而是對道君二十多年殘酷打壓正派士大夫的撥亂反正，代表著大宋朝政將要再次由新到舊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是極為強烈的政治信號。
詔令一下，眾多正派臣子就爭相上表為皇帝歌功頌德。
同軍尚未退去，趙桓便被臣子們捧到了挽救江山社稷和百年國運的神壇。
其實，趙官家并沒有這么復雜的想法。
其人只是單純地認為自家老子信用新黨開啟黨禁，才致大宋江山殘破到如今這一步，也讓朝野內外對他罵聲一片。
既然新黨解決不了大宋的問題，那便讓舊黨再次出來執政。
親賢臣遠小人能不能治好國，暫時不知道，但至少能讓他落個“好皇帝”的名聲。
其實，絕大部分能力超群抱負遠大的君主并不在乎臣子們對自己的評價。
君與臣，本就是對立又合作的主從關系，君主的抱負應該是名垂千古的歷史功業，而非非狗屁不是的士林輿論。
但對趙桓這等根基淺薄的又缺乏政治手腕的皇帝來說，士林輿論就非常重要。
沒有“真正的賢臣”支持，一幫尚未出仕的太學生就能以輿論裹挾民意，對其指手畫腳，甚至肆意屠殺傳詔內侍，并逼迫皇帝任用他們認為必須重用的賢臣。
現在，天子剛剛下達追封舊黨魁首的詔書，就立即受到大批臣子的擁護。
這種擁護不僅是口頭上的叫好，還有實實在在的利益交換——部分臣子便上書請求天子懲處暴民重振朝綱。
這正是趙桓需要的輿論，其人當即順應民心，詔誅當日士民暴動殺死內侍的為首者，并禁士民伏闕上書，廢除因戰爭需要向百姓敞開的苑囿宮觀之令。
如此，君臣各取所需上下一心時，李綱卻建議追擊同軍。
趙桓擔心由此招致急于穩定內部的群臣反對，拿不定主意，只能向作戰經驗最豐富的軍帥種師道征詢意見。
種師道剛剛進京就碰到這攤子爛事，除了在心底問候屌毬不懂還他娘盡瞎指揮的李綱祖宗十八代，還能有什么意見？
當年遼軍南下，是異族入侵，是低賤的胡人踐踏高貴的漢人。
大宋禁軍雖然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可淪陷區河北各地軍民卻沒有放棄，針對契丹人的反抗和襲擾一直沒停止過。
遼軍孤軍深入，攻擊受挫后路又不穩，補給都成了大難題，這也是遼人明明局面占優，卻在受阻于濮陽后果斷議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澶淵之盟簽訂后，宋軍有民心依靠，北上收復失地就相對比較簡單，一路上實際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斗，可以說是真的“護送”遼軍離境。
現在的情況看起來和當年差不多，實際完全不一樣。
大同帝國不僅不是異族政權，還極善于收買人心，控制新收復之地很有一套。
即便各地大戶對注定要削奪他們利益的同軍心有抵觸，可在同軍強大的政治攻勢面前，沒有底層百姓當刀使，他們也翻不起半點浪來。
事實是大宋的各路、州一旦被大同拿下，當地的百姓很快便會忘了朝廷。
另一方面，徐澤公開造反后，同宋兩軍數次大戰，都是大宋禁軍完敗，導致將士們懼同入骨，根本不愿與同軍正面交手。
甚至，一些宋兵故意打敗仗，就是為了投降大同不用再過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
以兩軍的實際情況而言，現在派軍追擊同軍絕對是沒事找事。
就算真能打勝仗戰果也有限，可打了敗仗則后果不堪設想。
李綱這大頭巾卻不顧百年前后完全不同的客觀事實，胡亂引用澶淵之盟的例子出這等餿主意，讓老種如何不氣！
他統帥的陜西諸路勤王兵馬雖然沒能及時趕到臨安城下，卻也沒當看客。
其部出內鄉縣后，與前來岳飛部交手過十余次，可以說是無日不戰。
西軍戰力確實不如同騎，可數量畢竟十余倍于后者，只要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根本不懼這點騎兵。
但問題是同軍主力日夜攻城不停，朝廷十萬火急，臨安城隨時都會被攻破，同騎可以不急，勤王大軍卻等不起。
種師道只能行險用計，設下了幾個圈套，寄希望逮住機會讓重挫這股騎兵。
可惜，這名叫做岳飛的同軍小將極為狡猾，每次都能窺破種師道的精心布置，并將計就計，吃掉一小部誘餌就跑。
而宋軍將士則對同軍有了心理陰影，稍有傷亡就撒丫子跑路，根本不敢與之硬拼。
即便以種師道的威望，也不敢逼急了這幫丘八。
其實，就算將士們敢打硬仗，種師道也不敢命部隊放開了追。
因為同軍的主力就在不遠處，這部騎兵如此囂張，搞不好就是徐澤拋出的誘餌。
萬一大軍不小心追進了同軍的包圍圈，導致大宋這支最重要的有生力量被葬送，那可就真的要亡國了。
如此，幾次三番下來，西軍勤王兵馬雖然沒有遭遇重創，卻被神出鬼沒的同軍騎兵折騰得夠嗆，士氣極度低下。
仗打得如此窩囊，將士們怨氣很重，對他這個主帥也頗多怪話，種師道還能忍。
可數萬大軍被千余同騎所逼，離都城近在咫尺卻難再進一步，直到同軍撤走才趕至臨安城下，雖然軍事上的損失極小，政治上卻嚴重失分。
其人殫精竭慮為朝廷保住元氣，不僅沒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還被各方詰難。
朝中諫官針對其人手握數萬勤王兵馬卻頓兵不前，坐視臨安被圍天子百官幾欲被敵人擄去險惡用心口誅筆伐，彈劾都堆成了山。
老種還沒法辯解，誰叫勤王大軍打了這么多仗，損失還不到千人呢？
你種師道若無異心，為何不敢拼命？
幸好老種的資歷足夠老，在如今軍帥凋零又急需用人的大環境下，天子還真不能把他怎么樣，頂多留著這些奏章惡心人。
所以，皇帝現在征詢其人李右丞“護送”同軍的建議，種師道無話可說。
不過，李綱這個建議也不是一點用都沒有。
汝州、唐州、潁昌府等地失陷后，本就潰兵、盜匪橫行，現在同軍退兵又招攬一波官民，各地更加混亂，沒有大軍進駐，短時間內別想恢復正常秩序。
因而，種師道明知道追擊同軍的主意餿透了，也只能昧著良心附和李綱的建議。
而且，為了政治上不再失分，其人還得積極請戰。
大宋最能打的文武重臣都支持派重兵護送同軍出境，趙桓這沒主見的皇帝也只能順應人心，派兵出征了。
趙官家當下便分遣將士，以卒萬于數道并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
并詔凡依附同朝的官民只要復歸本朝者，朝廷不予追究，許各還其鄉國。
出兵前，軍帥種師道再三要求各部務必大張旗鼓，緩進勿急，只要將同軍禮送出境就算完成了任務。
其人強調這么多，就是怕有人貪功，導致仗打完了還敗一場。
各部軍將也不想枉送性命，出南陽府之前都嚴格遵守了制置使的要求。
但得知同軍早在三日前就果斷撤出境內且一路不停后，一些軍將便有了別樣心思。
須知道，這次同軍入寇，汝州、潁昌府等州縣官員可是盡皆降敵了的，盡管天子下詔免除了他們的罪責，但大軍不到，哪有那么容易反水？
這種不用打仗就能收復失地的大功，誰不眼紅？
另外，遍地的盜匪也是功勞，還有金錢。
這些人趁著天下大亂可沒少撈好處，軍爺們再從他們手里劫下錢財天經地義。
宋軍將士不敢跟同軍交戰，卻對這些戰斗力更渣的盜匪沒有半點心理陰影。
既能得功勞，又能撈錢財，還能恢復軍隊士氣的好事，誰會拒絕？
于是，各部逐漸放開了手腳，開始搶功勞競賽，并很快搶紅了眼。
有些人追不到到處亂竄的盜匪，便將注意力放在了驚慌失措的百姓身上。
汝、潁等地的百姓萬萬想不到，同軍打過來沒多少的事，甚至還保護百姓。
反倒是入侵者退走之后，才是他們噩夢的開始。
但百姓做完噩夢后，就輪到宋軍自己了。
當宋軍統制楊世可率兩千人渡過潁水，準備向東收復潁昌府長社時，同騎突至。
其部當即大亂，將士們爭相渡河，淹死者眾…
事實上，統帥騎兵師的岳飛雖然殺了回馬槍，卻沒有再啟戰端的想法。
只因楊世可等人急于求功，鬧得實在不像話，為了震懾這些眼里只有錢財不顧惜百姓的家伙，其人才決定殺一殺他們的銳氣。
此“戰”中，同騎僅僅沖鋒了一段距離，并沒有與宋軍直接解除，也沒有射出一箭，便嚇得兩千宋軍爭相蹈河，造成了死傷數百的夸張戰果。
戰報送至正乾皇帝御前時，徐澤的車駕已經返回了河北，正向河東路進發。
宋軍向來都有禮送侵略軍出境的光榮傳統，戰部的戰前推演就考慮到了這一點，徐澤在撤兵前便給岳飛等人下達了“勿輕啟戰端也勿漲宋軍士氣”的命令。
因而，收到岳飛送來的“請罪書”后，正乾皇帝非但沒有追究其人的問題，還下詔予以表彰，并派人前往臨安，質問宋廷意欲何為？
臨安城中，繼解除黨禁，釋放重用舊黨的信號后，趙桓這段時間接連出招，正努力將因大戰而內外混亂不堪的大宋扳回正軌。
同軍主力撤出南陽府的當天，其人便下詔京師解除戒嚴。
次日，再詔精減明堂班朔布政官。
解除戒嚴是展示朝廷有控制局勢的信心，穩定京城人心的必然舉措。
而精簡禮儀官員編制，依然是撥亂反正的行動。
同軍全部撤出南陽府后，趙桓繼續努力做一個“好皇帝”。
其人先是下詔大赦天下，并詔諭士民，自今以后國家一切事務一律遵照祖宗舊制辦理，凡是蠹國害民之事一律停止、廢除。
一日后，再詔罷除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及殿中監、符寶郎，并詔用祖制選擇能得軍心的武臣為同知、簽書樞密院，以有威望的邊將為三衙統帥，要求監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以此，期望朝中重臣能各安主業，抓好本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