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曲城打援戰結束之后，李逵又命麾下兵馬四出，接著拿下了豐州、麟州、府州和晉寧軍等地。
期間，擁有這些地方合法統治權的趙宋朝廷一直保持沉默，仿佛同軍這段時間接連攻取的是沒有關聯的第三國領土一般。
其實，也不盡然。
折彥質率族人南遷孟州時，東京城中的趙官家倒是專門下旨表彰其忠，以此證明天子還在關注著河東路局勢。
其余的時間里，教主道君皇帝便一門心思投入到了上元金箓齋普天大醮儀式的籌備中，朝堂重臣也盡皆裝聾作啞。
不過，等到汾州以北的一府九州六軍盡皆被同軍拿下后，趙佶的就立即派出太傅楚國公王黼帶人趕到大同燕京府。
王黼等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匯報本國對殘殺歸來人官員的處理結果，并與大同重新劃分同宋疆界，以國書的形勢確認兩國對河東路分而治之的權力。
趙佶不敢不急切，唯恐自己慢了一步，得隴又望蜀的徐澤便會命同軍挾大勝之威繼續南下。
因為大宋真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支援河東路了，前番同軍止步于汾州，也不是無力繼續進攻，而是要先集中力量收拾后方。
現在，他們已經啃下了最硬的骨頭，隨時都能南下。
實際上，趙宋君臣真是多慮了。
盡管徐澤全取河東路的決心一直都沒有變，但其人的耐心很足，并不急于一時。
經營好已控制的區域，積累經驗扎好根基，以徹底消化河東路，顯然要比冒著同宋全面戰爭爆發的風險繼續南下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春耕在即，時間寶貴，正是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大好時光，大同朝廷是不會再擅起兵戈的。
而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張叔夜就任后，各地更是進入社會改革快車道。
做事雷厲風行的張巡撫只在自己的衙署中待了三日，理順上下關系后，便帶著幕僚班子開始巡視治下，逼得各地官府也一日不得閑。
實際上，早在趙宋援軍北上太原府之前，太原、代、忻、憲、寧化等地的社會改革就已經鋪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之后，宋軍高歌猛進，“收復”了太原府大部分州縣。
一些頭腦不清醒的上戶不愿意放棄自己在之前失去的合法權益，急不可耐地跳了出來，主持對貪吃貪占的泥腿子下戶進行清算。
可惜，僅僅幾日時間過去，下戶們吃下去東西的還沒有完全吐出來，形勢便再次逆轉過來。
但親身感受新舊交替和守舊勢力的頑固殘忍后，初步覺醒了的太原底層百姓對再次接管各地的同軍感官就完全不一樣了。
一些慘遭上戶欺凌的下戶主動站了出來，控訴部分為富不仁的上戶罪惡，主張對這些人進行無情的鎮壓。
更有甚者，趁著新舊交替的混亂時機，糾結了一幫窮兄弟，血洗有仇的上戶人家。
而見識了下戶暴動的可怕力量后，更期盼秩序的上戶則主動尋求官府庇護。
這些人紛紛表示自己愿意積極配合新朝廷的社會改革，絕不給拖官老爺的后腿，只求早點恢復社會穩定，不要再過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
經過同宋兩軍戰爭拉鋸、歸來人清查以及府州折氏分宗遷徙等大事件的滌蕩，河東路巡撫使司治下諸州府的社會改革條件已經成熟，甚至還超過了河北與京東兩地。
這種形勢下，放緩社會改革進程而盲目進軍，就真是丟西瓜撿芝麻愚蠢行為。
太原府一戰打出威名撈足戰功的李逵是正乾皇帝的最忠實擁拓，最是清楚皇帝心中民事與軍事的輕重緩急，自不會在這個時候提出擴大戰果的請求。
由此，河東路方面同軍重新調整部署，轉入戰后休整，集中整編戰俘，并配合巡撫使司進行社會改革。
此戰中，同軍抓獲了大幾萬的宋軍戰俘，按照同宋兩國簽署的協議，其中大部分非河東籍者都會被宋廷贖回。
明眼人都能看出同宋兩國的國勢強弱相差天壤，而這些親身經歷了大戰的戰俘更有體會。
于是，繼滑州之戰后，這次又出現了部分俘虜不愿回國的情況。
一些單身漢或家庭拖累不甚重的俘虜在戰俘營中積極表現，只求能夠得到看管人員青睞，以留在大同治下。
繼續當兵吃糧也行，安排到苦寒北地修路種田也可。
總之，絕對老實服從安排，不提任何過分要求，只求歸附大同。
這種情況徐澤早有預料，隨著大同并吞天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請求歸附。
同軍不是奴隸販子，也不缺這一點戰爭賠款。
而南民北遷和北民南遷，促進南北交流更是大同的既定戰略。
因此，收到李逵的報告后，徐澤當即作出指示：
所有愿意留下的戰俘盡皆收留，并將其登記造冊，由朝廷出面，協調趙宋朝廷送這些人的家屬北上。
結果，因為正乾皇帝的詔令，申請留下的戰俘更多了。
而經濟窘迫的趙宋朝廷能減少贖回戰俘的開支，自然大喜過望；
戰俘遷出地的官府能緩解人口壓力，增加治下官田數量，也是積極配合。
多贏的結局，皆大歡喜——除了沒有強兵而缺乏安全感的教主道君皇帝。
隨著南北分治的時間持續，原本完整體的河東路漸漸呈現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汾州為界，北面掌控在大同治下的諸州府，有強大的同軍庇護，戰爭陰云已經逐漸散去；有共建會的組織協調，原本激烈的社會矛盾也極大緩和。
社會改革穩步推進，底層百姓在未來生活的憧憬下干勁十足，正在重建美好家園。
而南面掌控在大宋治下的各州府，面對同軍隨時都會南下的巨大壓力卻一刻也不敢放松。
各地官府廣征民夫大建城寨堡壘，百姓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受到了極大干擾。
隨著滯留歸來人在官府的護送下進入大同掌控區，以及贖回的戰俘途徑南部州府回到原本的駐地，一直沉默的河東路大宋百姓也開始躁動起來。
河東路雖分屬同宋兩國，但很多地方僅是一山、一河，甚至是一路、一田埂相隔。
北面，大同治下的百姓已經開始分田分地建水庫，修路挖渠大生產，處處都是大干快上、欣欣向榮的景象。
而南面，大宋治下的百姓則要繼續做牛做馬備戰備荒，整日提心吊膽還吃不飽。
自古以來，河東之地就不可分割，畢竟是一衣帶水的鄉里鄉親，官府管得再緊，也不可能完全杜絕民間的私下交流。
河東巡撫使司更是主動出擊，經常以慰問為名，安排演出隊在兩國人口集中的交接處進行演出新戲。
盡管隔得太遠，大宋這邊的軍民根本看不太清舞臺上究竟演得是啥，但北面鄉親的熱情叫好聲總是聽得懂的。
南北兩地的對比實在太鮮明了，就是再愚鈍的人也能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到差距，是個人都會反思為什么。
懷疑的野草一旦生根，便極難根除。
先是有戍邊的丘八和建堡民夫大著膽子越境“蹭戲”，沒想到現場組織的同軍還真放開了讓他們看，前提是先登記鄉貫或什伍，并按規定的區域就坐。
然后，開始有宋地百姓和兵卒偷偷越過邊境，逃入大同境內求收留。
而經歷了歸來人之事的反復折騰，趙宋河東路的基層官員也被朝廷傷透了心，對治下百姓的逃亡睜只眼閉只眼。
官府一旦放任，便是更大規模的逃亡。
沒有了民夫可供驅使，計劃中的寨堡建設也只能延期。
其實，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同軍真要南下，這些寨堡屁用沒有。
平地上建起的寨堡再堅固，能有大石寨、承天軍寨、赤塘關等險要關城堅固？
那么多險關要塞都擋不住同軍，又何必勞民傷財建這些寨堡？
當然，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
國祚一百六十年的大宋自有責任心強的守臣，這些人想出的辦法便是將治下百姓內遷，以讓雙方脫離接觸。
可大宋退一尺，大同便進十寸，絕不會讓一塊良田撂荒。
吃了啞巴虧的宋臣還不敢打回去，因為根本打不贏，更因為擅自抗擊同軍而被憤怒的教主道君皇帝下詔滅門的秦檜和郭仲荀的前車之鑒。
這事還不能報給朝廷，報了也沒用。
朝廷不僅不敢處理，搞不好還扣個擅起邊釁的帽子扣下來，不死也得脫層皮。
半年時間不到，大宋河東南路邊境地區便被大同滲透得如篩子一般，以至于正常的行政都無法運轉。
最終，還是有聰明人找到了解決辦法——派人聯系北面的鄰居，請求大同的共建會基層組織向自己治下發展，然后逐步展開社會改革。
更有手眼通天者，居然請動了同軍第三軍演出隊南下演出。
如此一來，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步步蠶食，大宋河東南路則逐漸變色，外宋內同，南北一家，完美復制當初同舟社在京東東路登、萊等州的故事。
一線官員政績有保障，軍民也不用提心吊膽過日子，又是皆大歡喜的局面。
至于朝廷和趙官家？
河東南路搞成現在這副鬼樣子，難道不是教主道君皇帝和朝廷一手造成的么？
當大同以民生建設的窗口效應收攬仍在大宋控制下的河東南路人心時，金遼兩國以戰爭為手段爭奪國土的行動也即將展開。
但金國對遼國發起攻擊的時間比很多人預料的要晚得多，一直到了二月份，早已完成集結的金軍仍窩在上京道尚未開拔。
不是完顏阿骨打不想早點出兵，而是金國的后方又出了不少問題，讓金國皇帝焦頭爛額，不得不推遲出兵計劃。
首先，是去年底才拿下的中京道興中府和宜州兩地叛亂了。
叛亂的誘因，和已經去了西京道的耶律大石沒有半點關系。
而東京道的女直人完顏阿骨打和渤海人高永昌接連叛亂建國，只是這些社會集中爆發的外顯形式，并進一步加劇了這些社會矛盾。
相對而言，東京道和上京道部分地方經過激烈的戰爭后相繼易主，反而是長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盡管這些地方的軍民投降金國后，并沒有因為由遼人變成了金人，就能解決客觀存在的社會矛盾和頻頻出現的災荒。
但作為先投降者，至少還能跟著女直人的后面喝湯啃骨頭，享受女直人漏下來的一點戰爭紅利，得以轉移部分社會矛盾。
而處于準前線又堅持到最后的興中府、宜州等地，則長期承擔著支撐戰爭的巨大壓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會各階層盡皆厭倦了這種沒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著能夠改變現狀。
可金國拿下這些地方后，不僅沒有改變其社會結構，解決處于爆發邊緣的社會矛盾，還在原本的社會金字塔頂層又增加了一層，使得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為了備戰滅遼和削弱各地的反叛潛力，金國對新征服之地的抽丁和征稅又極重。
長期的怨氣堆積，終于在金軍又一次的抽丁征糧中爆發，暴動的興中府和宜州百姓殺死了金人派來的官員，趕跑了駐守鎮壓的軍隊。
得益于去年耶律大石和耶律阿息保在金國腹地的攪風攪雨，金國各地駐守維穩的兵力分布更加合理，反應也更快，但這次叛亂卻出現了一個棘手的新問題：
叛亂后的興中府和宜州官民自知無法對抗即將反撲的金軍，為求自保，向南面的錦州派出了使者，請求歸附大同。
駐守錦州的武松早得過徐澤的吩咐，自然不會破壞同金兩國之間的盟約而為叛亂的金人做這等冤大頭，當即明確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不過，他也沒有把事情做絕。
其人一面派快馬返回燕京匯報此事，一面又派使者前往建州，向前來平亂的金軍統帥完顏昌表達大同方面對興中府和宜州百姓遭迫害一事的嚴重關切。
完顏昌害怕引發兩軍大戰，只能逗留建州，派信使請大圣皇帝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