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沒有向教主道君皇帝明說“窺伺大寶者”是誰，但趙佶卻很清楚。
不久前，才有一不個忠不孝的賊子指責自己做不好皇帝，而這個人正是大宋帝國的合法繼承人趙桓。
不過，趙佶還不知道忤逆子趙桓很快就要回到開封府了。
準確地說，是徐澤要他回來，因為其人已經結束此次南巡，就要返回燕京了。
同宋兩國雖然處于敵對狀態，但正乾皇帝又不是不擇手段的野蠻人，要打敗趙宋，堂堂正正地打就是，沒有必要扣住其國的皇太子做些小人舉動。
何況，其人與趙桓還是名義上的“師生”關系。
但對趙氏子孫的教導，不過是正乾皇帝借南巡之機順手而為罷了。
很明顯，這一屆學生的素質太差，悟性不行學習積極性還不高。
不過，徐澤也不是啥稱職的先生。
其人并不關心趙桓的學習成績，也不存在包教包會包分配的全程負責。
學生能領悟多少，全看個人的態度和悟性。
以趙桓有限的悟性和人生閱歷，只能看到京東路已經徹底變成了陌生的世界，再不可能回到大宋治下，大宋全方位落后于大同，被滅亡是注定的事。
而徐澤給其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上位者擁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
正乾皇帝南巡途中，勉勵官吏和慰問百姓都做得極其自然，毫無雕琢的痕跡，待人接物如春風化雨，基本不會跟人說重話。
但其人一路南巡過來，“遭殃”的官吏和大戶卻多不勝數，僅是受到懲處的縣尉以上有品階流官就超過了兩掌之數。
不少人前一刻還在隨皇帝檢查地方并小心應對徐澤的提問，下一刻就被隨駕的法部官員控制。
受處理者雖然個個面如死灰，但監部公布的罪證確鑿，卻沒有人敢向皇帝喊冤。
因為他們清楚正乾皇帝雖重法度卻不喜刑殺，一是一二是二，該怎么判就怎么判。
絕不會因為親自巡察就罪加一等，也不會因為喊冤就減輕處罰。
若是瞎喊冤，事后證明沒有冤情反倒會加重處罰。
當然，正乾皇帝不喜歡做“屠夫”，卻不代表怕殺人。
對罪大惡極該殺頭的家伙，徐澤從不會心慈手軟，該殺就殺，絕不會因為涉案的人多而搞“法不責眾”。
趙桓就親眼目睹了一次殺頭，相對于刀起頭落血濺三尺的血腥場面，更讓他害怕的是觀刑百姓的激動叫喊。
其人理解不了百姓為什么會這么喜歡看上位者被殺頭，卻沒來由地想到了若是大宋滅亡，徐澤又會如何處理享國一百六十多年的天水趙氏？
屆時，東京百姓會不會也這般狂熱地觀看自己的人頭落地。
這件事成了趙桓的心病，讓他寢食難安。
經過慎重思考，趙桓生出了隨徐澤繼續北上，到燕京城中做個安樂公的想法。
徐澤確實是個不稱職的先生，完全不關心趙桓的心理健康問題。
結束京東路之行進入河北路后，正乾皇帝就不顧趙宋皇太子想要繼續追隨的苦苦哀求，直接派人將他送回了東京城。
趙桓的回歸，既讓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感受到自己皇位隨時不保的壓力，也給了其人解開河東路死結的機會。
之前，面對朝野輿論和折可求、種師道、楊惟忠、姚古等軍頭請戰的壓力，趙佶點頭同意了派軍救援太原府。
但其人又害怕出兵救援會召來徐澤的報復，只能以籌備錢糧調動軍隊需要時間不可莽撞為由，拖住出征日期。
其實，教主道君皇帝扯的這個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借口。
打仗是死生大事，必須慎重對待，確實慌不得。
宋軍以往數次針對同軍的戰爭行動遭受失敗，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準備不足倉促上陣，始終被敵人牽著鼻子走。
就算情況再緊急，也不可能詔令一下數十萬大軍就能立即開赴前線。
朝廷籌集獎賞錢糧、軍隊調整戰備狀態、發放錢財進行開拔動員等等，都需要時間。
以大宋王朝的動員機制和軍隊的戰備狀態，這種級別的大戰動員再快也做不到一個月內完成。
所以，教主道君皇帝的這個借口是站得住腳的，并算是耍賴。
好在昊天玉皇上帝再次顯圣，“拖”字訣起了作用。
再三確認了徐澤確實離開京東路后，趙佶才召集文武重臣，重新部署開封府防務和派兵支援太原府之事。
可供參考的情報太少，大宋君臣討論來討論去，也搞不懂徐澤在河北和京東路浪蕩了個把月，卻要在這個時候返回燕京的原因。
但要想救援太原府，并借河東路的有利地形打一個翻身仗，眼前就是最好的時機。
若是拖到太原府陷落，大同在河東路站穩了腳跟，大宋就只能被動等待同軍南下了。
十一月一十六日，教主道君皇帝下詔，明確太原府、隆德府和平陽府對于大宋帝國的重要性，以示朝廷堅決守住河東路絕不退縮之意。
并加封三府官員的職位，以褒獎他們危難之時發揮主觀能動性，調動兵馬抵抗侵略的積極性。
為解太原府之圍，大宋朝廷決定派出三路大軍北上，其中：
以奉寧軍承宣使種師中為河東路制置副使，統帥五萬兵馬，部署在東線，為大軍主力，由懷州經太行陘北上，進入遼州榆社縣，直擊太原府榆次縣。
命臨江軍承宣使熙河經略使姚古率三萬兵馬，部署在中線，由聞喜縣進入絳州，經平陽府北上，進入汾州平遙縣，直擊太原府太谷縣，以策應種師中。
命奉國軍承宣使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率兩萬人，部屬在西線，由永興軍路綏德軍經吳堡寨，過石州，進入汾州西河縣，直擊太原府文水縣。
三路大軍互為支援，約定十二月初五日同時發起進攻。
這一戰的最低戰略目標是解太原府之圍，如果能將同軍趕出河東路那就更好。
但無論趙佶，還是要堅持出兵的種師道、楊惟忠、姚古等人都明白，這一戰的核心還是以戰促和，不求真能收回失土，只求能夠讓大同重新審視大宋的力量和決心就行。
為了滿足軍頭們打贏這一仗的要求，教主道君皇帝做出了極大的讓步。
其人不僅沒有再派出為人詬病的文臣或宦官掌軍，直接以種師中為都統制，以姚古、劉光世、折可求為統制，徹底放開掣肘，還準許統兵大將們調動使用已經進入遼州、威勝軍和汾州的各地救援兵馬。
如此一來，三路援軍總兵力超過了十六萬，在山道難行的河東路，這已經是宋軍能夠調動且展開的極限力量了。
若是還打不贏，那就真不能賴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