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的目標，是通過清田、收田、度田、授田的流程，配合田底、田面權分離的永佃制度，逐步實現大部分土地資源的國有化。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絕不可能一撮而就，徐澤非常清楚這一點，他也穩得住。
實際上，趙宋原本的官田也是有部分交由農民永佃的（比如康貍一家租種的學田），同舟社的做法與趙宋一致，只是換了“東家”而已，百姓對此很容易接受。
而且，趙宋官田永佃權還可以轉讓和出售，“雖名立價交佃，其實便如典賣己物”，就是老佃戶明碼標價，將佃種權轉讓給新佃戶承佃。
既然田面可以如同完整所有權的土地一樣轉讓和交易，自然就會產生其他的經濟形態，比如包佃。
所謂包佃，即某人從官府那里承包土地的租佃權，再把土地轉租給其他農戶耕種，簡單點說，這人就是“二地主”。
這種情況還不少，甚至為了在官府手中拿到包佃權，準“二地主”們還要相互競爭，送錢拼關系。
之所以會出現這么火爆的情況，自然是因為有利可圖。
百姓不管佃種官田還是民田，都要繳納佃租。
而田租是要遠高于朝廷田稅的，這才是趙宋不遺余力增加官田的動力所在，徐澤也沒打算改變這一現狀。
任何政策的實施都要講究投入和產出比，若是沒有好處，政策的執行就會大打折扣，要不了多久就會被荒廢。
維持正向的投出比，有利于保證政策長期貫徹執行，防止人亡政息。
不過，他還是做了適當改進，說來也簡單，就是減少部分官田地租。
此舉既是為了減輕佃農負擔，增加其積蓄和消費能力，進一步盤活國內市場，也旨在打擊土地兼并。
地主也是要種地的，大批小地主都會親自耕種，他們可以算是勤勞致富的代表。
但大地主已經脫離了勞動，全靠佃農耕作收租獲利。
此時的佃農不比隋唐以前的徒附，人身相對自由，和地主之間并不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
官府的佃租更少，佃農又不是傻子，當然會做出合理的選擇。
沒人佃種自家土地，小地主受到的影響很少，大地主卻不行，只能跟著減少地租，以保證繼續經營。
這就是同舟社必須掌握大量公產的原因之一，手中沒有大量官田，靠行政命令強迫地主降租，難度大、效果差，還容易反彈。
同舟社擁有官田的田底，調整“自己的”地租天經地義，任何人都無話可說。
而地主跟著調整地租后，其收益就會相應減少，再遇到突發的自然災害，破產的幾率便會大增。
另一方面，在同舟社的治下，隱田偷稅的難度驟增，其中的風險也更是承受不起。
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地主兼并土地的熱情就會急劇下降。
以此，便可逐步實現土地資源的逆流動。
徐澤并沒有想把事情做絕，此項政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了打擊土地兼并的主力——大地主。
但對代表此時先進生產力的小地主則輕輕放過，對自耕農更是沒什么影響，再配合其他優惠政策，必然能鼓勵小地主和自耕農勤勞致富。
即便是近千年后的新華夏改革開放初期，家庭式勞作仍是農耕的最優解。
所以，在同舟社治下，保留大量自耕農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國家大政。
衡量任何經營方式先進與否，主要看其是否能合理利用社會資源，能否達到當前生產力條件下的資源最佳配置，以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其中一項重要標志就是勞動者能否與生產資料自由結合，更自由的供需關系，才有更強的經濟活力。
不管是發展農業，還是鼓勵工商，都需要相對靈活的戶籍制度相配合。
所以，同舟社還繼承了趙宋相對寬松的戶籍制度的部分條款。
徐澤雖然計劃將土地逐步收歸國有，卻不希望把大部分人都束縛在土地上。
這方面，趙宋已經做了很好的探索，且積累了不少經驗，沒必要因為改朝換代，就故意開歷史倒車。
同舟社治下的人口同樣可以自由流動，但每個人入學前（主要是考慮此時頗高的幼兒夭折率），必須到官府建立戶籍資料，不然的話，無法享受國家關于入學、授田等方面的福利。
徐澤的最終目標是建立類似后世的身份證制度，只是受很多條件的制約，暫時還做不到這一步。
至此為止，登州農業稅法改革暫時告一段落。
所有改革政策落地后，知登州事龔孝序根基同舟社社首徐澤的批示，宣布了最后一項政策調整：全州所有田地減兩成農稅。
堪比上古治世的清廉吏治（相比起趙宋的吏治，的確可以堪比上古治世），數年持續投入農業基礎建設的作用發揮，還有鼓勵養田的制度等等，
這一系列的利好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在同舟社治下種田的合法所得，要遠高于趙宋境內。
現在又簡單粗暴的直接降低稅率，自然獲得了登州各階層的一直贊揚和真心支持。
要知道，趙宋立國以來，少數稅種確實有減少和廢除，但總體上講，名目繁多的各種苛捐雜稅是只增不減的，同舟社這一步，就走在了前面，爭取到了人心。
不談受益最大的自耕農和小地主們，就連之前被迫隨同舟社降低地租的中地主，也發自內心地看好同舟社。
不過，只有徐澤自己清楚，登州稅法改革試點只是初改。
在試點過程中出現的很多新情況，促使徐澤調整了最初的試點計劃，好多設想中的政策他都沒有放出來。
比如說之前設想的根據田地多寡梯次征稅，他便計劃放到京東路稅改全部到位后再說。
僅僅兩成的降稅也不是他的目標，但所有利好沒必要一次性放出來，這本就是下階段繼續深化改革的籌碼之一。
而且，到目前為止，也只是做了部分上篇文章而已，稅法改革是一個配套的復雜工程，可不僅僅是農稅改革一項。
同舟社降稅、減租和持續進行基礎建設、建立生產合作組織、整頓吏治等等措施，都會引導農業產出快速增長。
徐澤將利用這一波改革帶來的紅利，加速同舟社的政權建設，將組織體系向基層進一步延伸。
另一方面，防止谷賤傷農，增產不增收的問題，以及引導社會各階層增收后的資金走向，調整治下產業結構和規模等等，都是他更需關注并認真做好的下篇文章。
可以說，同舟社的社會改革才剛開了一個頭，立志開創前人未有之局面的徐澤，絕不會滿足于一點小小的改變，他的道路還很長。
